为何爱豆需要卡通形象？_娱乐

为何爱豆需要卡通形象？

查看：949 / 更新：2022-02-10 11:50

雷尼·马格利特《The Listening Room》，布面油画，55×45cm，1952年

自人类文明伊始，符号的语言就扎根于视觉传达，千年来演变出宗教象征、寓言、商业传播等复杂功能，如今通过影视娱乐等媒介充斥着我们的生活，刺动感官。图像的力量从未如此强烈，而当爱豆们都纷纷以虚拟形象刷新鲜感，这究竟说明了什么？又预示着什么？

韩国国民妹妹李知恩（IU）继迷你专辑《LOVE Poem》后时隔半年推出数字单曲《8(Prod. & Feat. SUGA of BTS)》。除了一贯的古灵精怪和与防弹少年团成员SUGAR的合作以外，MV中与实景穿插的动画也十分吸睛，不仅精美还原了IU本人的灵动特质，甚至3D、扁平两个风格随意切换，似乎预示着娱乐圈即将刮起的动画风潮。

IU《8》，2020年

IU《8》（MV截图），2020年

这股风似乎转瞬即逝，但人们还是察觉到动画的视觉处理已在娱乐圈里愈发吃香，仿佛在秉承早年动画电影激起却未能推进的希冀与狂热。另一方面，这也体现出如今人们对图像语言和视觉信号变得前所未有的敏感，且辨识能力越来越高，而原因就在于我们早已是这种图像文化的吸收者。

图案的主导性

今天人类周围的一切，包括我们的身份，都是由图案、文字等视觉语言塑造的。这些符号寄身于世俗文化中的广告、漫画、影视乃至精英文化中的画廊、剧院等媒介中。

吉卜力动画截图

广泛流传的视觉符号具有超强的引导性，因此在商业领域中称霸天下。如今插画领域中扁平风格的绝对主导性就是一个例子，而时尚领域的大众香饽饽优衣库也是早早看破图案的带货潜力，其印花UT系列常年深受消费者欢迎。

Uniqlo UT 2020

而现当代艺术的诸多突破点也都基于普世化的符号运用，比如家喻户晓的动画人物，或者更加通俗的人和事——它们在人们视觉触及的瞬间就引发无尽联想，这种超强的辨识度是比美学和内涵要更加先入为主的视觉冲击。

马塞尔·杜尚《泉》，1917年

像现代主义大师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一样，当代艺术家杰夫?昆斯（Jeff Koons）喜欢取用便宜的日常用品——嘴吹式乙烯基充气玩具——在其底面和后面放置小镜子，并称之为“艺术”。

杰夫?昆斯《充气花朵与兔子》，乙烯基、镜子，81.28×63.5×48.26cm，1979年

杰夫?昆斯《兔子》，不锈钢，1986年

昆斯最为轰动的作品就是创作于1986年的《兔子》，不仅以9110万美元的市场价成交，还获评“不仅颤动了艺术界的内核，更是改变了人们认知中的流行文化”。这只貌似儿童画中兔子形象的金属雕塑之所以能极具美学杀伤力，一方面是因为它夸大了“兔子”的标志性；另一方面则源于艺术家在铸件的精湛细节中把控出抽象符号和现实的精准平衡。

凯斯·哈林（Keith Haring）《发光的兔子》

买到《兔子》的藏家极其幸运，因为他们拥有了“艺术史的一部分”，就像1929年雷内·马格利特（René Magritte）的烟斗一般大摇大摆地敲击出人们对自己感官认知的觉醒——纸上的画和抽象的雕塑描绘出比真实更加深刻的“真实”，可见视觉图像对人类的认知具有绝对的主导力。

雷内·马格利特《这不是一只烟斗》，1929年

这些艺术家如此这般回应了符号的力量，同时也化身为符号，就像提到杜尚就会想到小便池，提到昆斯就会想到充气兔子，而提到马格利特就会想到烟斗、圆顶硬礼帽、绿苹果和白云……

雷尼·马格利特《La Valse Hésitation (The Hesitation Waltz)》，木板丙烯

雷尼·马格利特《地平线的谜团》，油画，1955年

雷尼·马格利特《LE BEAU MONDE》，1962年

操控还是被操控？

图案充斥于我们的生活，操控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而艺术家们对其的把玩似乎暗示着我们反向操控的途径——艺术的发展历史与符号的纠葛，从借用到自身符号化，再之后甚至演变到“盗用“符号前身并将之二次符号化，可谓恩怨难了。

贾思培·琼斯（jasper johns）《三面国旗》，上世纪50年代

比如艺术家谢里·莱文（Sherrie Levine）就把“盗用”的手法正统化，借以探索视图中的表象与真实性，而且专“盗”历史上的风云大师，包括沃克·埃文斯（Walker Evans）、康斯坦丁·布朗库西（Constantin Brancusi）以及马塞尔·杜尚等。

左：谢里·莱文《沃克·埃文斯之后》, 摄影，12.8×9.8cm，1981年；右：沃克·埃文斯原作品

谢里·莱文《泉（马塞尔·杜尚之后）》, 铜，37.9×63.2×37.9cm，1991年

而作为文化的绝对塑造者，以流行巨星为代表的公众人物形象深入人心，自然成为了潮流艺术的题材之源。在被艺术化的同时，这些把控了人们幻想的形象被“符号化”，使个人指向流失，进而成为一代文化、一隅社会的代表。试问究竟是巨星玛丽莲·梦露还是版画玛丽莲·梦露更加出名？这已难定论。

杰夫?昆斯《Michael Jackson and Bubbles》，1998年

安迪·沃霍尔《玛丽·莲梦露（粉色）》，1967年

更有国际型艺术家从文字、语言、跨文化沟通入手，最终表现的落脚点也会选择突出的视觉符号。徐冰的《地书》真正让符号语言的功能性大放异彩，而井上有一(Inoue Yu-Ichi)）的书法则在突出文字本身美感的同时显现出其拟物性。

徐冰《地书》（局部），2003年

井上有一作品展览

两位大师一个惊人地用通俗符号写出了一段人人都能读懂的叙事；一个深入探索符号的不确定性——它可以是文字，也可以是图像，那么作为表达工具，其传递出的含义也是流动的。

村上隆《First Love：And I Contemplate About Dinner Tonight， Among Others》， 100×100cm，2019年 ? 2019 Takashi Murakami/Kaikai Kiki Co. Ltd

同时把握住普世符号与大众形象无疑是找准了视觉语言的传播命脉，因而村上隆的太阳花才能在与各种流行图案的搭配下不断衍生出别样的色彩与视觉性。

为何爱豆需要卡通形象？

韩国女团BlackPink ? itslopez illustration

图案的视觉性让人先入为主且具有无可匹敌的辨识度，对此现实世界中再美丽独特的面孔都无法匹敌，因而爱豆们也需要依赖超越次元的形象来不断给人带来新鲜感。而欧美流行女神Lady Gaga和韩国女团BlackPink前段时间发行的合作单曲就引发粉丝制作了多版海报，无不通过造型、加工、视觉氛围营造出了魔女与美少女战士的既视感，体现了人们诸多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