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是经世致用之学，有关经济学的著作丰富、流派繁多、名家荟萃。《王东京经济学讲义》（以下简称《讲义》）将自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理论做了梳理和整合，可以说是对经济学历史流变的一次全景式呈现。

「扮演了领路人的角色」

《讲义》是王东京教授集30年教学体会、15年研究积淀而成的经济学力作，它有三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分析框架新颖，系统集成。目前市面上流行的大多数经济学教材及著述都是按微观、宏观两个部分独立展开论述的，但实际经济工作中宏观决策离不开微观基础分析，微观分析也要有宏观思维，两者不可分割。要防止“合成谬误”，必须打通微观、宏观经济学的壁垒。《讲义》创新性地提出了“三个假设、三个原理、三个方法”的分析框架，行文由点及面，从微观入手分析人的行为和参与市场的主体行为规律，从个体推导到群体，从微观延展到宏观，并强调其中的假设、原理、方法不仅适用于微观经济分析，也适用于宏观经济分析。作者以最基本的理论、分析方法构建了经济学大厦的基础构件，为我们打开了经济学殿堂的一扇门，提供了运用经济学理论分析现实问题的一把钥匙。

第二，思想东西融通，立场鲜明。一些经济学家及其著作要么单独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么单独讲西方经济学，甚至有的可能还带有不少理论偏见和谬误。《讲义》的可贵之处在于，将上述两者进行糅合，从多种理论视角对基本原理、概念、观点和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同时又强调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这种“马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研究范式值得肯定。例如，《讲义》在分析“劳动力”这一要素的价格时，分别引用了萨伊和马克思的理论观点，说明西方学者将“劳动”当成生产要素是不确切的，劳动力才是生产要素，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而非劳动的价格。

第三，理论联系实际，务实管用。经济学不是书斋里的学问，来源于实践，又能够指导实践解决问题。马克思说过，“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作为一本写给各级领导干部看的书，《讲义》走出了学术研究的象牙塔。《讲义》结合丰富的国内外经济案例和作者自身的实地调研感受，以“真佛只说家常话”的手笔，运用经济学理论剖析解读中国经济问题。例如，《讲义》剖析了“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这个人们习以为常的说法，提出的解释也别具一格：投资、消费、出口并非三驾马车，三者合起来才是一驾马车；若没有消费需求的牵引，扩大投资也就没有动力和方向。这对我国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国内大循环有现实的指导意义。《讲义》从理论观点入手、辅以案例解读、进而分析实际经济问题的方式，深入浅出，有利于我们这些具有不同专业背景，从事不同工作领域的同学运用经济思维观察、分析和思考真实的经济世界。就这一点而言，《讲义》作者在这里扮演了领路人的角色。

「思考解决现实难题之策」

经济学是一门锻炼思维的学问，也是一座知识密集的“富矿”。《讲义》用中国案例讲述经济学，也用经济学逻辑思考解决现实难题之策。

新发展阶段是《讲义》重点关注的一个主题。从经济理论视角看，《讲义》着墨介绍了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指出人类社会可按生产力标准划分为传统社会阶段、起飞前提阶段、经济起飞阶段、成熟推进阶段、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这六个阶段的演进中，“起飞”和“追求生活质量”是两个重要“突变”期。

我国发展阶段之变，与罗斯托理论的“六阶段”“两突变”概括大体吻合，可以相互印证。目前学界有一些专家的看法是，我国从“一五”到“十三五”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后“一五”到“五五”结束（即到1980年）的30年时间，可看作是“为起飞创造前提”的阶段；从“六五”到“十一五”（即到2010年）的30年时间，是我国经济起飞的阶段；从“十二五”“十三五”开始至今，我国正在进入“向成熟推进”和“追求生活质量”的阶段。在我国经济演进的轨迹和逻辑中，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创新驱动、消费主导、深度工业化城市化。

我们理解，新发展阶段是“三期”叠加：一是工业化处于深化期，深度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空间依然广阔。二是科技创新处于攻坚期。我国正在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创造高水平科技供给、科技自强自立是主基调。三是消费需求处于加快释放期。人民生活要求已从温饱型、改善型向发展型、品质型升级，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消费总量扩大和结构升级并存。

    收入分配和增加国民福利是国内外理论界和政府都十分关注的重点领域。共同富裕的内涵特征是“三多”，即：人数多，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内容多，物质生活要富裕，精神生活也要富裕；步骤多，共同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逐步实现。归根到底，是要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

「生活之树长青」

从经济理论视角看，《讲义》阐述比较了部分经济学家对分配原理、公平与效率问题的不同观点。比如，美国经济学家奥肯提出了“漏桶原理”，认为效率与平等不可偏废，既要促进平等，又要减少效率损失。学界还有一种流行解释，说初次分配体现“效率”原则，再分配体现“公平”原则，三次分配体现“自愿”原则。我们认为这种表述不尽准确全面，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中都有公平与效率的问题，不可偏废，不可畸轻畸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设计提出的“负所得税方案”，也提醒政府在制定再分配政策时要避免养“懒人”。三次分配鼓励捐赠和慈善，强调是自愿而不是强制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自愿就不需要激励。

根据广义需求定律，人类行为选择的一般规律是在特定约束条件下追求收益最大化。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五类。中高收入者更加重视精神需求（尊重需求、社会地位、荣誉等），慈善捐赠者中包括企业家等成功人士，他们在经济目标实现之后愿意回报社会，希望得到社会认可、赢得社会荣誉。

由此看来，搞好第三次分配，鼓励捐赠和慈善，关键还在于建立让更多人参与其中、乐在其中的机制。因此，一方面，应充分尊重慈善行为中人的合理合法利益诉求（不是指物质利益），结合我国国情和文化传统，更加注重通过授予荣誉称号、给予税收抵扣优惠等褒奖机制给予捐赠人适当激励，鼓励个人捐赠行为，加快培育慈善文化；另一方面，应加快建设适合我国国情的慈善组织培育模式，创新支持慈善基金会等社会组织发展，激发民间力量，形成长效常态化机制。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长青。”《讲义》通过理论辨析和案例剖析，在运用理论阐释解读经济现象方面作出了有益探索，让我们感受到了作者治学资政的学术情怀和经世济民的责任担当。

但同时也要看到，实践发展无止境，理论探索不停步，《讲义》本身还需完善深化，它所提供的也不是完全现成的答案。百年大变局，同样召唤着理论的创新和创造。

《王东京经济学讲义》王东京 著中信出版集团

（题图来自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