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作品须对历史对未来负责
电视剧《雷霆战将》引发舆论批评被下架
抗战作品须对历史对未来负责
1937年9月,八路军在平型关阻挡日军攻势,首次集中较大兵力对日军进行一次成功伏击战,取得平型关大捷。
图为八路军115师战士在平型关公路两侧伏击日军。 (图片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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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近日在网络平台全面下架的抗日战争剧《雷霆战将》的剧中场景。(资料图片)
最近,一部名为《雷霆战将》的抗战题材电视剧播出后,因为“雷点”不断,引发舆论批评并被下架。
年来,一些抗战题材的电视剧质量参差不齐,其中脱离史实的内容受到批评,被网友称为“抗战雷剧”。这些作品暴露了怎样的创作误区?对于这场艰苦卓绝的民族解放斗争,创作者应该怎样去书写呈现?
“战雷剧”暴露创作误区:脱离史实,违背常理
大当前先来一口雪茄,因为“我的士兵看到我在抽雪茄,心就不会乱”;
头发用蜡涂得锃光瓦亮,冲锋杀敌时脸被战火熏黑,军装却没有一丝褶皱……
在《雷战将》中,八路军的作战条件、穿着、妆容格外“精致”。若是偶像剧,如此配置或许可以理解。当一部抗战剧以这样的面貌呈现时,观众顿生“时空错位”的感觉。
除了服装化妆和道具方面的明显漏洞,该剧在剧情方面也受到质疑。有观众在社交媒体点评道:“八路军冲锋,不找掩护,大家排成一排愣冲还不受伤,这合理吗?”
近年来,一些战题材影视作品“脑洞大开”,或罔顾历史事实,或违背常理常识,或过度娱乐化,其情节之离奇夸张,令人啼笑皆非。
“有的抗战剧只借用抗战的壳,实际内容与涉案剧、武侠剧、偶像剧并无本质区别。”采访中有关专家就此评价。
抗战作品不能背历史真实,创作者应深入查证历史背景
演员再靓丽,道具再丽,作品一旦背离历史真实、违背常理常识,就会失去灵魂根基。
据了解,《雷霆战将是根据原著小说《亮剑》改编而成的电视剧。以同一部小说为基础,15年前的电视剧《亮剑》叫好又叫座,剧中李幼斌饰演的李云龙成为家喻户晓的荧屏形象。
“据我了解,小说作者《亮剑》编剧对李云龙的人物原型,以及他们在抗战中的事迹做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小说作者也就父辈当年如何参与抗战做了大量采访,真实表现了那一辈人在抗战中的英勇形象。”知名编剧刘和平告诉记者。
尊重历史,前提是正确了解史、认识历史。刘和平认为,创作者必须全方位深入查证战争的历史背景,包括战役规模、双方兵力、武器装备等。“有一大批对抗战历史特别感兴趣、了解特别多的观众,称得上是‘职业观众’。如果创作者对他笔下那场战争钻研和熟悉的程度还不如观众,那作品拍出来难免会遭人诟病。”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1931年9月18日,日军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自此,抗日救国烽火迅速燃遍全国,中国人民奋起反抗,进行了长达14年的持久抗战。据统计,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以上,其中军队伤亡380余万,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各国伤亡总数的三分之一。
“与一般电视剧不同,抗战剧等革历史题材是观众回望历史的一扇窗口,承载着重要的历史文化功能。对于这场给中国人民带来惨痛历史教训的战争,我们要通过文艺作品铭记历史,告诉后人和平来之不易,激励国人不忘国耻,发愤图强。”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李镇说。
电视剧作为大众艺术,有其创作发空间,但仍须处理好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的关系。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编剧汪海林直言,抗战作品在创作上要追求历史真实感,强化历史氛围,写出历史环境。“很多‘雷剧’的问题是历史氛围不对,历史环境错乱,背离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
“拍这段历史,一要对历史负责,不辜负当时浴血奋战的军民;二要对当下负责,让人们珍惜得来不易的和平;三要对未来负责,如果我们不以正确的历史观、价值观来对待抗战史,那么这段历史很可能被以讹传讹。”编剧宋方金说。
抗战题材反映的对敌斗争是复杂的、艰巨、严肃的,必须展现出勇气和智慧
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抗战题材作品,正是要用个人或群体的形象,来展现人物在这种严酷环境下的精神状态。
“一些经典的抗战剧为什么经久不衰?很重的一条是,它们非常鲜明地表现了那群人在抗战中的精神状态。细节和桥段观众会忘记,但人物呈现出来的感人精神,观众不会忘记。”刘和平说。
1984年,首部抗战题材电视连续剧《夜幕下哈尔滨》热播,讲述的就是“九一八”事变后,地下党与日寇英勇斗争的故事。之后,《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作品也是聚焦革命队伍艰苦卓绝、勇敢顽强的斗争精神。
抗战剧《亮剑》同样如此:李云龙敢于同数倍于的凶残日军开战,善于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他粗中有细,巧布奇兵,有效抵御了日军的偷袭。正如他自己所言: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个像李云龙这样的英雄,面对敌人敢于“亮剑”,才换来一个新中国。
而一些抗战剧之所以引发争议,恰恰是因为偏离了抗的精神内核。比如,在某抗战剧中,几十个日本兵在几秒钟内要么被弓箭射死,要么被点穴、飞刀毙命。曾有抗战老兵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战争极其残酷,他们很反感“抗战雷剧”,那些剧把敌人描绘得过于弱小,不仅是对历史的歪曲,更是对浴血捍卫家国先烈们的不敬。
有的创作者为了简单迎合观众,将抗战剧拍成偶像剧。此,中广联合会电视剧导演工作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知名导演阎建钢批评说:“我们决不能把革命历史的红色当作偶像剧的口红来涂抹。这种红色是整个民族用前赴后继的牺牲换来的。它是一种英雄色、热血色。”
“抗战题材反映的革命斗争应该是复杂的、艰巨的、严的,必须展现出战争中对敌斗争的勇气和智慧。”阎建钢说。
“一部好的抗战剧不仅能够让观众体会到抗战胜利来之不易还能让人从中收获可贵的精神。”刘和平指出,创作者应该通过对抗战历史的资源发掘与艺术加工,增进观众的历史认知和民族情感,让伟大抗战精神作为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延绵不断,薪火相传。
写抗战历史,最重要的主题是爱国情怀、民族气节、人民意志“每当我要写一部作品的时候,首先问自己:你的主题是什么究竟想表达什么样的价值理念?”全国人大代表、编剧赵冬苓说。
《亮剑》之后,由阎建钢执导、赵冬苓编剧、李幼斌主演的抗战剧中国地》热播荧屏,一举斩获中国电视剧金鹰奖和飞天奖。
《中国地》的故事始于1931年“九一八”那天,当时的中国距清王朝覆灭还不到20年,不少偏远农村的民众对国家的概念还很模糊。故事开始时,在李幼斌主演的赵老嘎看来,所谓的“中国地”,只是清风岭巴掌大块地。可在38集14年的跨度里,他在血与火里慢慢成长,民族精神慢慢发育。像许多战士一样,他在抗日的过程中认识到,清风岭只是中国的一部分,没有国就没有家。
“我始终认为,我们在写抗战那一段历史时,最重要的主题就是爱国义和斗争精神。”刘和平提醒,一些抗战题材作品存在主题杂乱、不突出的问题。“比如,有的作品试图在抗战剧里搞国民性批判,过分渲染逃兵难民汉奸,就会冲淡爱国主义主题。”
“事实上,各个国家的战争题材作品,突出的都是爱国主义,不会把本民在战争中的弱点放大。我们也必须鲜明而坚定地突出爱国主义。”刘和平说。
前不久,他刚刚创作了一部讲述衡阳保卫战的抗战题材影片《援军明日到》。影片中,同盟国面对法西斯阵营逐步取得胜利,而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抗战却节节败退。日军集结几十万兵力,不惜代价攻占了湖南长沙。坚守衡阳的军民就坚守一个信念:衡阳要是再丢掉,中华民族的尊严就没有了,要为中华民族的尊严而战。“影片从头到尾,没有一个细节不是在突出那场战争里的爱国主义。”刘和平说。
“关于抗战题材创作,我个人体会是:无论什么故事、什么情节、什么人物,不能丢掉三个要素:自强不息的国家精神,宁折不弯的民族气节,不屈不挠的人民意志。如果这三个要素不存在,称不上是抗战剧。”阎建钢说。
抗日战争是一场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进步战胜反动的伟大战争,要秉正确的历史观战争观进行创作
一部抗战题材的作品要有生命力,关键要秉持正确客观的历史观和战争观。
刘平分析,中国的抗战跟一些别国的战争不同,中国从来没有去侵略别国,从来没去掠夺别国的资源和财富。这是一场抵御外来侵略、保家卫国的战争。中华民族奋起抗战,绝对是正义的;法西斯主义、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绝对是非正义的。
“这是一场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进步战胜反动的伟大战争,对于这一点我们创作抗战题材作品时一定要特别理直气壮。”刘和平认为,如果脱离了这种基本的历史观和战争观去写抗战,可能就会出问题。
刘和平说,在创作抗战题材作品时,一定要避免把战争拍成士兵与士兵之间的“江湖决”,抑或是军事集团之间的角逐较量,这一点要表现在每一个人身上。
“我们是正义的一方、胜利的一方,胜利者有胜利者的姿态。”汪海林说。
在抗战剧《爱者》中,汪海林创作过这样一幕:东北抗联的将领把被俘的日军带到他们之屠杀平民的现场,他们都以为自己要被迫殉葬。这个时候抗联的将领说:“我们不像你们这样干,我们不杀俘虏,因为我们是人,但是我要让你们看到你们的所作所为,而且我要告诉你们我们必将获得胜利,这场战争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我们的创作传递了一种更强大的思想和胜利者身上所蕴含的力量,而且要特别自信地去表现我们的胜利是文明战胜了野蛮。一定要强化这种文明的概念。”汪海林说。
抗战题材展现的是一段民族危亡的历史,比别的题材更需要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这类题材更适以正剧去表现,不适宜戏说。哪怕是有意夸大我方力量,一旦戏说,很可能就会沦为荒诞。”刘和平说。
如何让关于战争的严肃思考触动更多年轻观众,这向今天的创作者们提出了挑战。“你要争取去击他们内心,把你对历史、对现实、对民族精神和战争性质的理解如实地呈现出来,激发他们的共鸣。这就是我们要努力去做的。”赵冬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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