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基德出现之前，关于他“社交恐惧症”的传说已经众说纷纭，人们都在揣测着这位刚刚走出“心理阴影”的韩国导演将会以怎样的面目出现在公众面前，并且互相交流着应该以怎样的“安全模式”和他交流，以防他像《阿里郎》里那样，情到深处便嚎啕大哭的尴尬。当众人还在忐忑着，一身黝黑肤色的金基德，满面春风地出现在楼道里，他微笑着和众人打招呼，然后一头扎进了某杂志临时安排的时尚大片的拍摄房。

　　头发灰白，扎着小辫，仍踩着一双类似于片中出现的山地靴，露出了脚后跟，让人想起希腊神话里阿基里斯之踵——暴露在人前的致命弱点。这位神话中的英雄在特洛伊之战中立下赫赫战功，却在关键战役里被击中致命一箭后一败涂地。而曾经凭借《空房间》、《撒玛利亚女孩》、《呼吸》等电影横扫柏林、戛纳、威尼斯三大国际电影节的金基德，也在近年来因为一系列的“众叛亲离”而跌入创作、人生的双重低谷。

　　在《阿里郎》里，这位导演在冰天雪地里踩着山地靴，露出爬满了皲裂伤口的脚后跟。低机位的大特写，将这位蜚声国际的导演不为人知的伤痕赤裸裸地摆在了观众面前。电影里，金基德的生活作息像一个普通的农民，白天，他自给自足，过着再原始不过的生活；晚上，他面对摄影机，分裂出不同人格的自己，通过不断的质询、对话、独白、拷问，细数多年来内心积压的苦痛、困惑与压力，撇去头上的导演光环，完成一次精神的自我救赎。一个一直通过电影艺术关注“边缘人士”的导演在自己面临人生的悬崖边时决然地把摄影机对准了自己。

　　这一次，暌违影迷许久的金基德携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片《阿里郎》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时，起码从表面上看，“脚上的伤口”似乎已经痊愈了。给金基德拍摄时尚大片的摄影师是一个俄罗斯人，也是金基德的铁杆粉丝。他在纸上罗列了《阿里郎》里所有的咆哮体“粗口”，请金基德在拍摄时像电影里那样呐喊，这使得房间里不断传出“啊哈啊哈”的叫喊声。记者好奇地循声探究，才发现所有“斯文、低声”的喊叫都是金基德发出的，而高亢的声音却是摄影师为了试图激发情绪而做的徒劳努力。几次尝试“爆发”失败后，金基德无奈地笑笑：“我已经不愤怒了，所以我喊不出电影里的那些话了。对我来说，那一阶段已经过去了。”

　　随后，他主动要求唱了一段《阿里郎》(在当晚的《阿里郎》首映式上，他也主动要求献唱)，一曲唱毕，俄罗斯摄影师再次请他沉思“我是谁的问题”。这一次金基德闭着眼睛念出的台词同样来自《阿里郎》：“在河水冻结的地方，升起人们的梦想……我是谁？”金基德缓缓睁开双眼说：“我就是金基德。”

　　《阿里郎》在上海首映的当晚，下了场大雨。结束了一天访问的金基德似乎并不疲累，他和韩国影评人、导演郑圣一，还有翻译一起去喝酒。喝完酒后，雨越下越大，一行人正愁着如何返回酒店，金基德却说：这点雨算什么？！随后大喊一声：“冲啊！”边喊边像个孩子般冲入了黑色的大雨中。望着金基德疯狂奔跑的背影，郑圣一无奈地笑道：他啊，还真是一直生活在电影里的人。

　　在电影里思考自己的苦闷

　　记者：你在拍《阿里郎》时，应该对自己的创作能力很没有自信，然而这部片子出来后在各大影展展映，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你觉得自己的自信回来了么？

　　金基德：《阿里郎》之前每年我都有制作电影，但是由于大家都知道的一些原因(记者注：金基德导演《悲梦》时，演员遇到拍摄事故，差点危及生命。而金基德一手提携的韩国新人导演张熏则因为资金问题离开金基德自行发展，并且引发“盗用剧本”等诸多矛盾)我在创作上遇到了一些问题，但是通过制作《阿里郎》这部片子，我得到了力量，我现在已经不再愤怒了，当初的那些问题也不再成为问题，我想我的自信回来了。

　　记者：这部片子当时让韩国的电影人很不安，不知道你在其他电影节收到的反馈是怎样，韩国的观众或者电影人对这部片子的反应和欧洲国家的反应有什么不同？是否因为东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

　　金基德：我以前拍摄的作品都是剧情片。《阿里郎》是我第一次制作的自编自导自演的半纪录片作品。它属于现实题材，是对自我的质问。东西方对这部作品的看法确实有点差异，欧洲人更关注电影历史，从电影的本质问题来思考这部电影；亚洲人的反应则是：这也是电影吗？因而对这部电影很失望。对我来说，通过《阿里郎》，我开始重新考虑这两个问题：1.这真是电影吗？2.电影是什么？这就是这部片子对我的意义。

　　记者：这部片子让我想起伊朗导演Jafar Panahi的《这不是一部电影》，都是导演自拍、自导、自白的片子，都有回顾自己的创作经历。比较而言，Jafar Panahi是被政府囚禁，而你是被自己的心魔囚禁，可以这么说吗？

　　金基德：你可以这么认为，但我个人认为《阿里郎》和《这不是一部电影》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作品，很难比较。

　　记者：所以，这部片子对你来说，自我医疗的成分多过自我反省？

　　金基德：《阿里郎》没有剧本，没有演员，整部片子都是我一个人演出。在准备的过程中，我丝毫没有动摇过拍摄这部片子的决心，也绝不会有任何的迟疑。在电影里，我对自己的行为，他人的行为，所有的东西都怀有疑心，甚至对电影的本质也表示怀疑的态度。通过这部片子，我知道了内心的伤痛在哪里，这就是个疗伤的过程。就如同你提的问题一样，片子里一直是自问自答，里面喝酒的场面很多，经常自己喝醉了便开始思考：如何找回自我，是否会给别人带来伤害。细数自己曾经的痛苦可以帮助进行自疗。我希望通过《阿里郎》里，金基德1，金基德2，金基德3，金基德4的独白，对话，质问，来实现一种自我救赎。

　　记者：你在这部片子里最大的反省是什么？

　　金基德：人都是孤独的，我在电影里思考自己的苦闷，而电影都是梦。

　　记者：有人质疑你在这部片子里有表演的成分或者过分的自恋，对此你有什么辩解吗？

　　金基德：这是一部个人化风格的作品，我在我自己的作品中，自言自语，反复对自己进行审视，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上海是个很开放的舞台

　　记者：这次是你第一次来上海，你对上海电影节的印象如何？

　　金基德：上海是经济中心，北京是政治中心。上海(解放前)有一个韩国临时政府(记者注：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是朝鲜半岛沦为日本殖民地后，韩国各派政治力量于1919年在上海成立的流亡政府，临时政府旧址位于马当路)，所以对于韩国人来说，上海是一个很亲切而熟悉的城市。我感觉上海是一个很开放的舞台。和欧洲电影节的区别是，上海电影节是以演员为中心，而不是导演，这是我参加开幕式的总体感受。从开幕片和闭幕片的选择上，我感觉上海电影节在影片的选择上介于艺术性和娱乐性之间，而欧洲电影节的大部分开幕电影都是以艺术电影为主。和釜山电影节比起来，釜山也是偏艺术性的。

　　记者：新片《Pieta圣殇》的进度怎么样了？

　　金基德：已经完成了制作，有可能会去参加威尼斯电影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