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首届北京城市建筑双年展。 崔国 摄

人类从未停止过对城市蓝图的勾勒。时间迈过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城市发展愿景更成为一项规划战略，对于未来的规划影响着城市的走向及其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

在美好的构想之余，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瓶颈与危机也带来了诸多反思，需要我们扬弃过往的思维方式，重新想象城市的未来，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我们的未来。

策展人、城市规划师、《城市中国》杂志执行主编崔国，是这样的城市想象者之一。在由他主笔的《未来社区：城市更新的全球理念与六个样本》一书中，他写道：社区是城市的基本单元，对未来社区的理解和试验，是探讨城市未来发展的重要课题。

“三个维度”和“三个关系”

「尽管人们对“未来”的讨论散见于建筑、规划、科学技术、艺术、文学、电影等领域，但其范畴有且仅有三个维度——时间、空间、资本，三个关系——人与他人、人与技术、人与自然」

上书房：在刚刚举办的首届北京城市建筑双年展上，您策划的“未来的谱系”概念展引发人们关注，其中有认同、有好奇，也有不解。您能阐释一下策展理念吗？

崔国：我的主旨是想在有限的展览空间里，尽可能地展现“未来的谱系”——关于明日城市的实践与狂想。如果我们将前人对“未来城市”的想象放在具体的时空条件下，可以发现，它们大都是对彼时最棘手之社会现实的回应，也是融合了技术想象的集体期许的一种经典推演。尽管人们对“未来”的讨论散见于建筑、规划、科学技术、艺术、文学等领域，但经过我们团队的研究和总结，发现其范畴有且仅有三个维度——时间、空间、资本，三个关系——人与他人、人与技术、人与自然。据此，我们以城市图解的方法，梳理人类对于“未来城市”想象的集体谱系，试图将观众引入一场历史与未来的隐性对话。

上书房：这个主旨和《未来社区：城市更新的全球理念与六个样本》的核心要义是一致的吗？

崔国：我认为是一致的，所有对未来的想象和探索，都是想象和探索“三个维度”和“三个关系”。

上书房：这本书的研究对象是社区，为什么社区研究在城市研究中这么重要？

崔国：从古至今，在世界的不同地域中，城市展现出多样的面貌。但繁多的变化离不开核心的要素，而这些要素是由城市的关键功能决定的。人们想象和规划城市的原则之一是使城市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以满足居民的需求。20世纪30年代《雅典宪章》出台，明确提出城市的四大核心功能——生产、居住、休闲和交通。在此指导下，城市地块被按照不同的单一功能区进行规划。在此后的三四十年间，人们逐渐意识到这种简明的要素分类体系存在巨大缺陷：城市的不同功能被严重割裂，居民通勤时间被过度拉长，由此引发了严重的潮汐交通问题。1977年，城市规划师们又提出了《马丘比丘宪章》，试图弥合《雅典宪章》的不足之处。这一宪章将城市视为一个有机整体。

结合这两大规划理念，我们认为城市的各个部分构成了完整的整体，但这些具体的、复杂的部分都围绕居民的不同生活场景展开。城市本质上是生产、生活和消费这三大场景的集合，制度、交通、基础设施等要素都可以统合在这三大场景之下。因此，对于未来城市的想象也可以围绕这三大场景展开，即未来城市可以拆分为未来产业、未来消费和未来社区三大基本部分。未来社区的重要功能是居住，而居住功能是城市用地中的绝对主体。因而，未来社区是未来城市的底色，是未来城市的基本单元，承担着居民居住、教育、医疗、购物等基本的生活功能。未来社区的建设关系着未来城市的发展方向。

有“小区”而无“社区”

「社区的建设和更新，既要关注物理环境的改善，也要关注居民的社会联系」

上书房：您如何定义社区？

崔国：社区既是一个空间概念，也是一个社会概念。在学术界，关于社区的讨论最早可溯源至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他在1887年提出“Gemeinschaft”的概念，意指共同生活。滕尼斯将其阐述为一种建立在自然情感一致性基础上的、紧密而排他的社会联结方式，强调互助和人情味。Gemeinschaft后被翻译为Community，并被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城市研究者广泛应用。

这个词传入中国后，学界将其译为社区。从物理性质来看，社区是具有相对固定边界的时空据点。从社会性质来看，生活在其中的居民存在多种形式的互动，产生组织上的、功能上的、心理情感上的联结。

无论是过去、当下还是未来，在一定空间范围内，人们的社会联结都是社区讨论中难以绕开的焦点。社区的建设和更新，既要关注物理环境的改善，也要关注居民的社会联系。

上书房：我们通常居住的小区和街道，是不是社区？

崔国：在我国，学界和业界间的主要争执之一，就是中国是否具有普遍的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实践人士将多数街道、小区、大院都称为社区。学界则相信自商品房、封闭小区推行之后，真正的“社区”在中国便大规模瓦解了，而只存在物理实体的“小区”。

“小区”与“社区”的主要区别，在于居民之间是否有彼此支持的人际网络。一种普遍的观点是中国乡村是“熟人社会”，而城市是“陌生人社会”。这种二分的差异导致人群联结方式的不同。但现实并非如此简单。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互联网技术、社区形态等要素的快速更迭，社会联结方式被不断地重塑。

人类社区本能从未消失

「在没有出现更加颠覆性的技术场景之前，社区不会消失，但社区的状态和空间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上书房：现在有一种趋势，只要现代生活出现了问题，问题一定是技术造成的。认为社区在中国大规模瓦解了，是不是也归因于技术？您是如何看待技术对社区的影响的？

崔国：在中国传统的村落和集镇中，人们具有宗族、地缘等方面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成为个体连接的强大基础，将个体固定在特定的群落中。而在20世纪50—70年代，人们居住在不同的单位大院，同一个单位的人在一起工作、生活，各家的老人、孩子也彼此相熟，彼此享有相似的生活条件。到了1990年之后的商品房时代，居民之间唯一的共同性是资本条件。而资本是一个无差别的极度理性的概念，不具有生物性和文化性的任何特点。因此，很难要求居住在同一小区的、少有接触甚至鲜有共同点的人们建立社群，他们居住在同一个小区，成为彼此熟悉的陌生人。互联网又加剧了这种“陌生”关系。人与人之间进行互动时，不需要同处一个物理空间，只需要不断揿手机。每个个体都在各自的轨道上运行。

我想这就是“社区瓦解论”的立论基础。自互联网技术发明以降，对个体原子化、社区瓦解的探讨和担忧从未停止。然而，人类寻求与他人建立联系的社区本能从未消失，甚至在新技术的助益下，这种联接的方式更多样、更广泛。早在1988年，美国德鲁克基金会就在《未来的社区》一书中探讨了生命体所具有的两种看似矛盾的本能。一方面生命需要自由，生命始于自由和自主。“个体为自己创造了边界，把自己与别的个体区别开来。”但另一方面，生命也需要关系，需要与别的个体发生关联。在进化历程中，个体不能独善其身，“只有在与其他个体的关系中，个体才能成为完整的自我”。这正是人类的“社区本能”。

我断言，在没有出现更加颠覆性的技术场景之前，社区不会消失，但社区的状态和空间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在当下的城市，我们已很难重返“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生活，所以，我们真正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创造新的社会联结方式，如何使这种联结既能给予个体支持又不至于形成障碍。我们需要更新现有的社会联结方式，需要一种新的社区形态、空间形态。

未来社区是一种更新策略

「未来社区是一种建立在既有城市之上的创新，着眼点在于社区中普遍存在的城市病。当现实的顽疾得到解决之后，社区便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未来性」

上书房：在您的想象中，未来社区应该是什么模样的？

崔国：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先需要厘清一个问题：未来社区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在过去将近40年的时间里，中国经历了多轮大拆大建。这种方式耗费大量成本，在城市中留下了一批批存在各种问题的住宅小区。所以，过去二十多年的“中国式造城”模式，即划定新城、开发区——在平地上快速建起新城——任由老城衰退的模式，不可重复。今天的我们需要解决这种模式遗留下来的问题：土地经济不可持续、城市“摊大饼”式发展造成功能失衡、新旧城区二元对立、历史文化保护不力……这些就是未来社区需要面对的重要议题。

建设未来社区，必然需要对应一个具体的城市空间，于是人们就面临一个抉择：未来社区是从空白的新城中拔地而起，还是在旧城的瓦砾夹缝中生长？如果选择再一次大规模新建住宅区，则无异于重蹈覆辙，初衷向好的政策，只怕最终沦为又一轮的土地经济狂欢，其中受益的恐怕只有地产开发商。但如果选择在旧城中建设未来社区，所有的举措又受制于既有的框架。《城市的胜利》一书将此比作限制城市发展的“紧身衣”。因此，未来社区的建设应该使新旧城区共同迈向未来。任何城市空间一旦建成，便已经是属于过去的、陈旧的事物，哪怕是新近建成的时尚地标也不例外。从这个角度说，未来社区是一种更新策略：将已经建成的社区改造成更适应未来的社区。换言之，未来社区是一种建立在既有城市之上的创新，其着眼点在于解决社区中普遍存在的城市病。当现实的顽疾得到解决之后，社区便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未来性。

上书房：这种更新策略和棚户区改造、城中村拆迁有何关系？

崔国：确实有部分学者认为棚户区改造、城中村拆迁等历史阶段皆属于城市更新的大范畴，但事实上，城市更新这一概念是直到近几年才被重视起来的。随着实践与研究的深入，这一概念与历史街区保护、存量规划、社会治理创新、有机更新等概念日益融合，内涵不断丰富。

其中重要的观念转变认为，城市更新是一个螺旋渐进的持续不断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的。即便是当下已经告一段落的更新，在三五年之后仍需要根据变化进一步改善。因此，“更新”永远不会是完成时态。只要城市存在，就需要持续不断地更新、升级。这与西方学界的城市转型、有机更新等概念有重合之处。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未来社区，同样是一种复合的、整体的更新，应该考虑社区更新、建设过程中各个部分，特别是硬性物质环境与软性治理管理相协调的整体性，以及社区与周边肌理、与城市整体的关联性。

在城市的尺度之上研究社区

「在城市的模型、组织的逻辑基础上讨论社区的建设，讨论社区应该在城市中达到什么样的状态或者走向哪个方向才能支持城市」

上书房：对社区的研究并非始于今天。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曾说：“新型的都市人类社会要想生存和健康发展，关键在于城市中社区的发展。我们的任务是创建一种前所未见的城市社会。”费孝通先生也将社区研究视为现代社会学的一个趋势。他说：“联系着各个社会制度的是人们的生活，人们的生活有时空的坐落，这就是社区。每一个社区有它的一套社会结构，各制度配合的方式。”在前人的基础上，你们的研究做了哪些方面的推进？

崔国：德鲁克和费老的关注点各有不同。德鲁克侧重社区的管理、人群的组织等问题，费老更偏向于社会学、人类学，更密切关注乡镇领域，强调血缘以及传统的组织方式。两者都描述了一种美好的社区形态，但两者描述的美好社区是有逻辑区别的：德鲁克描述的是一种基于理性的、良好的组织管理而实现的社区状态；费老则描述了一种部分由乡村精英治理，部分自然发展而成的、有着良好集体道德的社区状态。

我们研究社区，但着眼点不是社区，而是城市。我们是在城市的模型、组织的规律基础上讨论社区的建设，讨论社区应该在城市中达到什么样的状态或者走向哪个方向才能支持城市。我们思考的是：如果城市没有未来，那社区有未来又有什么意义？如果城市不能朝着集体利益价值最大化的方向发展，而是把社区的权益放到最大，那么，群体的权益依然会有大的损失。因为，如果未来社区只关注社区或小区这样大小的范围内的权益，那就可能出现这样一种状况：大家只关注个体的权益而忽略群体的权益。因此，我们的研究始终是将未来社区放在未来城市的尺度里考量的。只有建好了未来城市，社区才会跟着往前走。如果没有做好城市，未来社区更多会成为一种乌托邦式的实验，最终会因为缺乏社会系统的支持而无法持续。

城市和社区是一个体系，两者必须一起看，带有一种“体系自觉”。

上书房：除了研究尺度的不同，你们的研究还有哪些其他特点？

崔国：第一个特点，我们把对社区的讨论置于现代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之下。谈论社区，一定绕不开公平、制度、法律、隐私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有一个大的背景和前提，那就是技术。在现代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当下，我们如何面对技术？如何在技术环境下生存？我们甚至在书中讨论了未来只有平台、没有城市的可能性。

第二个特点，我们把对社区的讨论置于中国国情之中。大概从2015年开始，中国开始进入存量更新时代。在存量更新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个典型且严峻的问题：城市的空间治理和社会治理如何下手？从前的增量开发阶段，我们只需跟开发商打交道；现在的存量更新则要与广大居民打交道，城市的治理模式由此发生了深度的转型。在此情况下如何实行社会治理、空间治理，这是讨论的重点。

第三个特点，我们讨论了在今天的社会环境和治理之下，人如何被组织起来。我们前面也谈到了，社区的核心本质是社会联结，那么，怎么联结？我们在大量的调研中发现，原有的对年轻人的认知和理解有些是不正确的。比如，我们曾经以为共同的兴趣爱好可以是同一个社区的年轻人的联结，实则不然，调研发现，一起参与公益活动在年轻人群体中获得的认可度更高。这些新发现是未来社区建设可以着力的地方。

上书房：书中梳理了城市更新的全球理念，并对6个城市样本进行了重点研究，你们是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研究的？

崔国：首先，我们有自己的研究体系。《城市中国》的每一位采编人员（内部称为“研究员”）都有相关的学科背景，具备研究的能力，且各自都有自己长期关注的领域，比如城市更新、消费空间、老城保护、城乡发展、儿童友好等。我自己做过一些城市项目，去过国内100多个城市，接触了大量的地方政府、开发商，对不同城市的实践和痛点有比较多的了解。

其次，我们做了大量的采访。采访是我们的一种特殊的研究方式，我们会在采访中进一步验证我们的研究成果。

最后，我们建立起了“城市中国海外观察员”（UCO）体系。从2017年起，我们便在海外各高校招募对城市研究、城市观察、城市记录感兴趣的硕士、博士志愿者，5年来已积累了50多位优秀的观察员。他们都是城市相关专业，且在国外城市长期生活，可以为我们补充许多生动的国际研究的一手资料。

上书房：您曾说“未来社区不是对未来场景的限定”，这句话如何理解？

崔国：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是有一个背景的，那就是2019年3月，《浙江省未来社区建设试点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正式发布。《方案》提出了未来社区的“139”顶层设计：即一个中心——以人民美好生活向往为中心，三个价值导向——人本化、生态化、数字化，九个场景——邻里、教育、健康、创业、建筑、交通、低碳、服务和治理场景。未来社区九大场景涵盖了海量的内容，涉及各方面的生活场景，让未来社区的建设目标愈发清晰。

但同时，它也可能会消解来自底层的创新动力。未来社区是可以多种多样的，是可以有多种想象的。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中写道：“‘过去’从祖先的坟墓里伸出冰冷的手，掐住我们的脖子，让我们只能看向某个未来的方向。我们从出生那一刻就能感受到这股力量，于是以为这就是自然，是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就很少试着挣脱并想象自己的未来还有其他可能性。”而我们正在努力挣脱。

《未来社区：城市更新的全球理念与六个样本》城市中国 著浙江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