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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位影史“最牛”导演,他们急了什么都敢怼

查看:763 / 更新:2022-02-10 12:39

不是所有人都拿电影当生意,不是所有人都拿电影当消遣。下面这八位硬核导演,有的拿电影当信仰,有的拿电影当战斗,有的拿电影怼天怼地怼世界。

他们都成功了。


昆汀·塔伦蒂诺

我发起疯来,连韦恩斯坦都敢怼


昆汀·塔伦蒂诺在处女作《落水狗》里,让一个匪徒割掉了警察的耳朵。


这场戏让无数观众花容失色,愤然离场,而发行方米拉麦克斯的老板哈维·韦恩斯坦对此早有预期。他劝昆汀把这场戏删掉:“如果你把它删了,我们就能把上映影院扩大到三百家!这30秒完全能改变《落水狗》在美国的票房。”


面对韦恩斯坦这个著名的恶霸和“剪刀手”,昆汀却没有退缩:“哈维,这不行。我觉得这部电影现在就已经很完美了。我知道删掉这场戏会让电影多卖钱,但我觉得它是片中最精彩的部分。我不删。”

韦恩斯坦从没遇到过这么横的年轻导演,所以他一下子愣住了。过了几秒后,这个终生不可一世的恶霸居然让步了:“好吧,但我希望你记住,是米拉麦克斯让电影按你的意愿公映的!”


昆汀在多年后回想此事时发现,这一刻对他的生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他成了好莱坞仅有的几个拥有作品最终剪辑权的导演,没有人会强迫他妥协,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吃软不吃硬。

他也成了哈维·韦恩斯坦之后二十多年里的宠儿,因为只有他敢和韦恩斯坦正面硬杠还能全身而退,其他人要么怂了,要么两败俱伤。


马丁·斯科塞斯

我得罪了所有天主教徒


马丁·斯科塞斯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他是教会的眼中钉。

他执意要把小说《基督最后的诱惑》搬上银幕,这部小说完全颠覆了《圣经》的原意:把基督设定成了一个优柔寡断、易受诱惑的“凡夫俗子”;把犹大设定成了一个勇敢果决的革命者,而不是叛徒。



影片在开拍前就是烫手山芋,马丁为它找了五六年投资,中途还被电影公司临时撤资。

等到马丁好不容易拍完电影,罗马教廷和部分激进派天主教徒又开始抵制本片:美国教徒堵在影院门口,阻止观众入场,法国教徒更是烧掉了几家影院,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


由于宗教团体发来的死亡威胁,有段时间马丁只能在保镖陪同下出门。但即便如此,他依然坚守着自己的创作初衷——展现一个人性与神性兼备的基督。

他对信仰的虔诚程度,要远胜于那些盲从教条的保守信徒。在该片问世近三十年后,他拍了天主教题材的《沉默》,某种程度上也是种反思与自我和解。


瞧,他还去觐见教宗了呢。


罗伯特·怀斯

你们敢不让拍,那我就扒黑历史


在《音乐之声》影迷的眼里,奥地利的萨尔茨堡是一块纯洁无瑕的真善美之地。


可它同时也是希特勒最喜欢的地方:元首尤其钟爱萨尔茨堡周围的群山,正是在这里的山间别墅中,他完成了第二卷《我的奋斗》。

而萨尔茨堡市民们当年也很爱戴元首,这是段洗不掉的黑历史,在《音乐之声》里也有所展现。


其实,当年剧组来到萨尔茨堡实地拍摄,并开始搭景时,该市市长曾强烈要求导演罗伯特·怀斯把纳粹旗帜摘下。


怀斯老爷子不为所动,很硬气地回复说——不让我挂万字旗?那我只能去翻历史资料库,把你们当年全城喜迎希特勒的新闻片剪进电影了哦。不用说,市长听到之后,乖乖地就了范。


奥利弗·斯通

我只用一部电影

就怼遍CIA、FBI、陆海空三军和白宫


奥利佛·斯通在越南服役

奥利弗·斯通是好莱坞火气最旺的左派愤青,而他长度超过三小时的巨作《刺杀肯尼迪》,则是史上最耸人听闻的阴谋论电影。


斯通只用这一部电影,就得罪了美国的所有权势团体:他认为肯尼迪总统是死于暗杀,而白宫高层人士、陆海空三军、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达拉斯警方和美国大财团,通通在其中插了一脚!


为了证明自己的猜测,斯通不惜捏造事实。诸如“刺客的照片系伪造”、“肯尼迪五秒内中了三枪”、“全华盛顿的电话线路在刺杀发生后中断一小时”等电影情节,都已经被史学家证伪。

但斯通却没有在片中做出虚构声明。难怪时任美国电影协会主席杰克·瓦伦蒂会对斯通大发雷霆:“你的电影通篇都是谎言,跟当年的希特勒宣传片《意志的胜利》没什么区别!”


《刺杀肯尼迪》一上映,就引发了整个美国的口诛笔伐。政客与史学家对本片嗤之以鼻,媒体则把斯通蔑称为“缺乏文化素养”、“毫无公民责任感”的“妄想狂”。

斯通回忆道:“我甚至记不得我在那段时间收到了多少死亡恐吓。”只有影评人罗杰·伊伯特力挺斯通,因为他认为这部电影的重点不在于提供真相,而在于还原一整代美国人的愤怒与挫折感。


而历史也渐渐证明,斯通的疑虑并非毫无来由。

美国国会曾允诺在2017年公布所有关于肯尼迪暗杀事件的记录,然而在联邦调查局和中情局的施压下,总统特朗普依然扣下了数千份文件。

真相依然在等待斯通这样的勇者来揭开。


拉斯·冯·特里尔

我只用一部电影

就能同时让男人和女人下体生疼


提到“ 什么都怼” , 我们就不能忘记本世纪最爱得罪人的导演拉斯·冯·特里尔。他在2011年戛纳电影节上放言“同情希特勒”,得罪了全体犹太人。

而他2018年的连环杀手电影《此房是我造》,则恨不得把全人类都得罪光。


但若论他怼天怼地的巅峰时刻,还要属他在2009年戛纳电影节上首映的作品《反基督者》。


在片子里面,他先是让女主角拿大石怒砸男主角的阳*,然后又让女主角割掉了自己的阴*,简直就是一部电影,双倍疼痛。


冯·特里尔对观众们折磨过甚,以至于有两拨影评人同时指责他“厌女”和“厌男”——拜托,你们就不能团结到一起,指责他厌恶全人类吗?

所有这些争议,可以说是正中其下怀。他在首映后的记者会上得意无比,宣称:“我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导演!”


虽然他很快又改口说这只是个人感觉,“并没有信心确认”,但至少我们可以确定,冯·特里尔肯定是这个世界上最会挑衅的导演。


让-吕克·戈达尔

我发起疯来,连戛纳的幕布都敢扯


让-吕克·戈达尔这辈子干的硬核事儿数不胜数,但他最硬核的一年无疑是1968年,那一年,他的眼镜不知道被打飞了多少次。

先是2月,法国电影资料馆创始人亨利·朗格卢瓦被文化部长撤职,视其若导师的戈达尔立即加入了影迷们的抗议游行队伍,和警察大打出手,自己也曾被短暂拘捕。

三个月后,法国又爆发了反资本主义的“五月风暴”,年轻人走上街头,抗议压抑人性的经济与政治体制,这与戈达尔的政治观点不谋而合。


他立即要求戛纳电影节提前结束,以表示与游行示威者团结一致。为此他当场大骂来报道电影节的记者:“我在这里讲和学生、工人同仇敌忾,而你们却想听运动镜头和大特写,你们这帮白痴!”

5月18日,戛纳的放映厅里爆发了一场大战,戈达尔把手吊在幕布上阻止影展放映电影,任凭眼镜被打落,双手却毫不放松。


第二天,戛纳电影节主席只好宣布,本届影展提前五天结束。

现在看来,戈达尔当时的行为或许显得很中二,但他敢想敢做的热血精神,却无疑为电影的历史增添了鲜明的传奇色彩。


“五月风暴”50年后的2018年,戛纳电影节“不计前嫌”地把戈达尔的《狂人皮埃罗》选做了电影节官方海报的主题。


斯派克·李

我发起疯来,连评委会主席都想揍


著名黑人导演斯派克·李对一切有种族歧视嫌疑的事情都很敏感:他曾经因为《危险关系》中“黑*”一词太多而跟昆汀·塔伦蒂诺打了十来年的嘴仗。

2019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他又因为《绿皮书》踩着他的《黑色党徒》拿了大奖而试图愤然离场(未果)。


不过他最暴力的宣言,是献给德国导演维姆·文德斯的,因为后者作为评委会主席,在1989年的戛纳电影节上,没分给他的《为所应为》哪怕半个奖。


《为所应为》是把种族冲突当做主题的电影,但那一届戛纳电影节的评委会,显然更喜欢斯蒂文·索德伯格的中产青年自白书《性、谎言和录像带》,它同时拿到了金棕榈大奖和最佳男演员奖,《为所应为》却颗粒无收。


再加上斯派克·李通过小道消息听说文德斯不喜欢他在片中饰演的主角穆奇,这更是火上浇油。

斯派克·李随即放出话来,让文德斯小心点,因为“我说不定就会从哪个街角冒出来,用棒球棒把你的脑袋打扁”。

还好他只是放话,并没有真去打人。斯派克·李在二十多年后也亲口承认,那时候自己确实很不成熟。

不过他现在也没好到哪去——依然太拿奖项当回事,每次输掉都会大发雷霆(比如这回)。如果他能稍微有风度一点,路人缘也会好很多吧。


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

我拍了史上第一禁片怒怼全世界


时至今日,意大利电影《索多玛120天》仍然是公认的十大禁片之首。它不是史上口味最重的电影,却把人性与社会的扭曲描绘得冷峻又刻骨。


它在丑陋中掺进美丽,在淫猥中夹杂着警世预言,它给人带来的复杂观感,造就了它的独特地位。


拍这部电影时,导演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对全世界都充满愤怒。他痛恨消费主义,因为它驱使人们耽于享乐、自我物化;

他痛恨意大利当权者,因为他们操纵民众情绪,放任新法西斯势力抬头;

他也不喜欢意大利年轻人,在他看来那些造反的大学生都是些养尊处优的公子哥。

他不相信这个世界会变好,于是他决定用一部扭曲变态的电影怒怼全世界,而他也成功了。


诡异的是,帕索里尼的离奇死亡,让《索多玛120天》变得更加传奇:他在本片首映三周前惨死于棍棒与车轮之下,一名男妓在当时站出来承认自己是凶手,却又在三十多年后翻供,称此案另有阴谋。

帕索里尼与全世界作对的硬核态度,让他的生与死都注定无法平庸。


你还知道哪些导演的硬核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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