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中砥

9月底，在北京远郊的工作室见到宁浩那天，《我和我的家乡》已经完成了上映前的所有准备，只等着两天后与全国观众见面。

或许是因为身份变化带来了更多责任，这一次，作为总导演的宁浩仍然神经紧绷。在采访的间隙，他突然念叨着「开头画面、麦子」，在脑海中搜寻、又发信息确认了开场镜头之后，心里的石头落了地。「确认一下，怕出错。」连轴转的工作密度和时刻高强度的大脑运转让他显得有点疲惫。

但聊起创作，宁浩脸上轻松的神采又慢慢回来了。「嗨，就是玩儿呗，大家在一起玩儿。」

别捣乱

去年10月《我和我的祖国》上映后不久，宁浩就接到了「家乡」的任务。「很快就开始写剧本，又赶上疫情，我们这一群人，中间也没干别的。」

跟去年一样，「家乡」仍旧采用片段故事的方式，不同的是，去年《我和我的祖国》七个故事用时间连缀，今年串起《我和我的家乡》五个故事的，则是五个地点。

「这个想法是和艺谋导演和一白还有国家电影局一起聊，应该选五个地点，覆盖四面八方。东北、西北、华东、西南，中间是北京，用东西南北中这么一个概念，讲覆盖全国的故事。定了这个调子之后就好办了。开始策划、选材，这个阶段，大家经常会开大会，所有导演聚在一起聊聊情况，互相给提提意见，到后面剧本选材都差不多了大家就各自去做。」

五个故事，九位导演，大家凑在一起从大会开到小会，最终每个故事的呈现也都在统一的主题下带有浓烈的个人风格。作为总导演，宁浩觉得每个故事有意无意之间，都一定会带有导演的个人烙印和审美倾向。「这五个故事各有千秋、各有特色。」他说。

「邓超这个人物，演得挺憨实，塑造得还挺好。然后思诚用『唐探』的这个组合把故事拉进来了，热热闹闹的。老徐这个就是有点儿探索，他没有奔着特别喜剧的东西。闫非、大魔那个多棒，笑中带泪的，看得人也很高兴，演员他们调的也好，演村长的其实是个四川人，生把一个四川人调的满嘴东北口音，演的也到位。」

宁浩一边儿说，一边儿表演了一段村长的经典台词，神情、语气拿捏得非常传神，演完他跟大家一起哈哈大笑。看来在电影里客串角色不单是他的「爱好」，也是他的「本事」。

问他这次为什么没在《北京你好》里过「戏瘾」，宁浩笑着说，「别捣乱，让大家发挥好一些，我就是玩儿，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

但有趣的是，这次宁浩虽然人没出镜，但他仍旧悄咪咪给自己安排了一个「植入」。

「片里杨新鸣提了，『我姓宁，宁大夫』，这就行了。」

说完，宁浩像个藏了彩蛋等观众发现的老顽童，又乐了。

张北京的故事

今年《我和我的家乡》里，宁浩用《北京好人》续写了张北京的故事。跟其它几个故事把主场景搬到乡村不同，《北京好人》里的主人公张北京籍贯河北衡水，但整个故事的主体仍旧在北京展开。

「家乡的巨变实际上是影响到了每一个人，因为咱们国家谁都逃不过与乡村的联系，全国的血脉是互相勾连着的，那么家乡的变化其实会影响到城里的变化，这是事实。而且葛大爷这个人物放在北京来讲是最自然不过了，还是浓浓的北京味儿。」

虽然只是第二次与葛优合作，但宁浩显然已经抓住了葛优身上浓郁的北京特色，他甚至从这种默契的合作出发，生出了要把「张北京的故事」做成一个系列的想法。「我们最近也在研究说没准儿做一个长片也行，比如《张北京的夏天》什么的。」宁浩说。

第二次跟葛优合作，默契之余，宁浩显然更「不客气」了，这回除了让葛大爷继续奔跑，还让他唱歌起高调直接给唱背过气去。

「我比较喜欢拍跑，喜欢看人跑起来，电影要每个人动起来才挺带感的。而且葛大爷跑得挺好玩儿的，我们跑了一遍之后回来研究，我说让他能不能叉着腿跑，我觉得那样可能挺有意思，就挺突然的，一个人那样跑过去。他说行，他说这可以，我能跑，然后就又跑一遍。

其实合作过一次之后，确实双方都增进了了解，我也更了解他的习性和他的性格。他是那种自己给自己使劲的人，所以其实不用太多次的磨练，就是把前期工作做好，然后剩下的事不要太多干扰他，就别捣乱，就让他自己去演就可以了。

我们一般提前说戏，都不用在现场就已经全部沟通好了，到了现场我大概就是提个内容。」

说完这段，宁浩好像还沉浸在葛大爷的表演之中，愣了一会儿又发出一句感慨，「太厉害了！」

在那场葛优和表舅在大排档唱歌「解放天性」的戏里，眼尖的观众能数出不少导演、编剧。那场戏的真实感和热闹的氛围，跟多年前李安《喜宴》里的婚宴颇为神似。巧的是，宁浩这场大排档的戏，还真是请来了国内导演工作室的一帮亲朋好友吃了一顿大排档。

于戏而言，这是一群演员，于人而言，这是一场真实的朋友聚会。

「这场戏拍的时候，当时疫情找不到群演，但我们又必须得拍，那就只能跟各位导演们说一声，叫上咱们自己人都做过核酸检测的就来了。然后就从各个导演的公司调人，最后全场群演200多人全是哥儿们，当时跟大家说是没多少钱，就是管饭，大家真吃、真喝、撸串儿。

我记得当时是下午才说找不着群演，四处叫人，大家都挺痛快的，好多人也都是临时来的，反正疫情也没别的事儿。大家来了之后就开始先吃起来、喝起来，然后我跟葛大爷研究这场戏该怎么弄。

『穿林海，跨雪原』这个音乐高，葛大爷问找哪个调，我说就找你觉得能唱背过去的。葛大爷也逗，他说这个调儿咱可不能来好多条，因为一会儿真唱背过去了。我说您放心，用不着。

在现场就琢磨，我说走起来能好玩儿点。葛大爷我们就商量，应该是走几步『啪』拍一下别人，就喝多了嘚瑟，还跟别人握手。现场排演了一会儿，开始拍的时候很快，葛大爷戏准，那小手势、那眼神儿动作，绝对能做一个表情包。」

这场戏里头，葛优和「表舅」张占义红扑扑的脸蛋儿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宁浩说是为了拍这场戏，俩人真喝了点儿啤酒。

喝啤酒对于职业演员演醉酒来说是入戏的好办法。但对于更原生态的非职业演员而言，他们的法宝就只有一样——做自己。

当然，想要演员做自己而且还能演得好戏，本质上考验的是导演的调教功力。

上一次，在《我和我的祖国》之《北京你好》里，宁浩选择了一位没有表演经验的四川男孩，这一次，在《北京好人》里，宁浩又选择了表演经验同样不够丰富的演员张占义。

「葛大爷总是感慨，你怎么又找了一个不用演就行的，演不过演不过。」宁浩聊起张占义的表演，用葛大爷的「演不过」做了评价。

在《平原上的夏洛克》里饰演「占义」的张占义，这是第二次演电影，也是第一次跟葛优这样表演经验丰富的演员一起搭戏。

我让宁浩形容一下张占义得知自己要跟葛优老师合作时候的反应，「强作镇定」，宁浩笑着说。

「那天我让徐磊直接把占义叫来，他穿了一身儿白衬衫，我们在院儿里坐了一会儿，他坐得倍儿直。当时还有另外一个试戏的是唐山人，他就观察，然后先给自己铺垫，『导演，我觉得吧，唐山话比我这话有优势，我觉得自己这个可能不见得能选得上……』可能心里还是挺紧张的，就先让自己降低一下心理预期，肯定还是想来啊。但是一直没啥表情，表现得非常沉着的样子。」

宁浩选人不全靠毒辣的眼光，他不仅仅是选这个人，而是「我要把这个人的形象按进剧本，对着每一个情境一点一点来看，对不对。我觉得可以实现，于是就定好，你就来了。」

最终，张占义的表演大家看到了，他着实是张北京最佳的表舅人选。

我爱那些追赶时代的小人物

宁浩的喜剧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很多时候，他对精巧的喜剧结构甚至有一种执念。不管长片还是短片，他的喜剧总是从一个非常完整的喜剧结构上自然生长出来。但玩儿结构的宁浩，也会有想要放下执念，放下戏剧性的时候。

「结构实际上是一种戏剧性的基本训练，还是得对戏剧理论基本的构架比较敏感，但是其实太戏剧了也没意思，对不对？我最近也在考虑去做点别的东西，拍着玩儿。」

「玩儿」是整个采访中非常高频的一个词语，或许正是这种轻松的态度，带来了宁浩电影里愉快的笑声。他片中的笑，不只来源于台词，更多来源于故事和人物本身带来的幽默感和荒诞感。「电影当然还是从生活里来的，笑也是。」宁浩说。

这个《北京好人》的故事，由于涉及「医保」，所以刚开始看到的时候，忍不住替他捏了把汗。但最终故事非常圆融地回到了喜剧的轨道，非常圆满。

我问宁浩，这是为了圆满而圆满的结局吗？他说不是，一切都得从他去年来京看病的亲戚说起。

原来，这个「亲戚来京借钱看病」的故事也是从生活里来的。

「去年，我们家亲戚到北京看病，他也不知道他的医保能管多少，他一开始很焦虑，然后我说你甭焦虑，我帮你就完了。然后第二天他就很不好意思，就更焦虑了。然后我们的关系就变得奇奇怪怪、客客气气的。结果他做完手术回去医保真的给报了百分之八九十，这件事儿对我触动也很大。我说现在医保真是很厉害，真厉害，关键是全中国这么多人都能管，这真是一件硬事儿，这事儿是真漂亮，让大家都有安全感。对，然后亲戚再来我们关系就正常了，他也不再那么拧巴了。」

从一个灵感的起点到一个好笑的故事，中间是宁浩和他的编剧们要一起走完的万里长征。他的办法是，先跟编剧一起，把所有情节给演出来。「你自己得演过去了，这事儿才行，演不过去了就不行了。」宁浩说。

《北京好人》里有一个特别好笑的段落——抽血。这个段落也是他跟编剧们一起演出来的。

「当时就是在这儿，我说得加大难度，必须得让熟人碰见了张北京，而且还得抽血。这怎么办？哎呀给编剧愁的呀，这桌子两边儿一边坐一个，发愁。我说这样，我过去走到一个编剧后面，我就把手这么着掏过去，我问另一个人儿我说你觉得这像他手吗？他说还挺像。我说行，那就这么弄。」

「我觉得编剧就是得把所有的戏都得演出来。写戏的时候是我跟编剧演，拍戏的时候就是让演员来实现。」

但要演出来，总是得先想得出来，宁浩电影里的人物总是能想出出其不意的奇招、怪招。

当然，实际上，想出这些「坏点子」的人大多时候都是藏在人物背后的宁浩。他将这归结于自己「小时候干的坏事儿太多了，就能想出些点子。」

「我小时候去体检，查色弱的时候我就在后边站一个同学，他帮帮我看着，然后在我背后画，我就一直在感觉背后画的这是什么，小时候干的这种坏事太多了，就能感觉到应该是什么。」

这些无伤大雅的「坏点子」让宁浩电影里的人物总是揣着各种各样的小聪明试图抵抗被时代抛下的命运，在好笑的同时还带着几分悲凉。

「我其实拍的都是那种被时代淘汰的人，一直在追，一直追不上，但是又都很有自己的尊严和骄傲。按照自己的行为方式，在生活中努力的奋斗着打拼着。我喜欢这种人，虽然我们都时刻会被时代所淘汰。生活对我并不美好，但是我依然热爱生活。」

那种被时代丢下的恐慌一直若有似无地缠绕着宁浩，他说落伍是自己的常态。

「我最早学画电影海报，然后打印机有了就用不着画了，这手艺就没用了。我以前学胶片的，学完了之后，数字摄影就来了，第二轮淘汰又来了。其实是不停地在被淘汰，对吧？不停地被被世界淘汰，老是会落伍，落伍是一常态。我是一个很守旧的人，我拍的东西都其实挺传统的，情感描述的也挺传统的。」

即使是如宁浩所说，「落伍是一种常态」，但每一次，他都总是能拿出新的武器，在被抛下之前，奋力地赶上了时代的列车。

创作就是一群「好事之徒」一起玩儿

或许，是因为近几年宁浩在他的「坏猴子72变计划」里培养了更多更年轻的新导演，自然而然地，跟这些更新的导演相比，宁浩自己就成为了「大哥」。

现在聊起宁浩，大家更倾向于把他作为一个备受观众喜爱的「老导演」来对待。就好像，这个人、他的电影，已经陪伴在观众身边几十年。

《香火》

但细细算来，从第一部《香火》至今，宁浩的电影导演生涯，还没进入第二十个年头。甚至，前几年宁浩还是「中国电影新力量」的代表人物，如今，他自己已经是新一代青年导演的培育者了。

说「培育」可能有些片面。因为在宁浩眼里，这些年与青年导演的合作，是一种相互的交流与给予。「我也会看他们的作品，也会学习他们的优点。学习从来就不是单向的。」他说。

最近几年跟更年轻的创作者们一起拍戏，宁浩似乎又找回了纯粹的创作的喜悦，「卖票、算账我是真不行，我算不明白。每次看见报表我就不知道哪儿来的一股邪火。人还是各有所长吧。我也不会干别的，就搞搞创作。」

他最近跟「72变计划」的导演们一起拍合辑，每人一部短片，宁浩自己拍了一个代孕的故事。他形容是「一个非类型化叙事的故事」，这个描述听起来很「不宁浩」，但仔细一想，是他会干的事儿。因为电影，对于宁浩来说，是一种乐趣，是「玩儿」。

「其实艺术本来就不该界线明显的，因为基本上大家都是「好事之徒」，互相认识不奇怪。」

除了宁浩工作室门口王瑞林给雕刻的齐天大圣之外，这一次的《北京好人》里还出现了岳敏君标志性大笑的画作，当然，还有临时去客串地摊儿歌手的郝云。

艺术总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自然地流淌交集，让有趣的人玩儿在一起。

就像很多年前他就跟唐朝乐队、跟朴树、跟郝云、跟一帮摇滚老炮儿和一群画家玩儿在一起一样，如今，宁浩不过是多了更年轻的一群电影玩伴。他和他的伙伴们仍旧热情焕发地，用各种奇妙的想法和创意，把电影玩儿出各种风格、各种花样儿。

会玩儿的人永远不无聊，无论长片还是短片，宁浩都像一个怀揣绝活儿的摇滚老炮儿一样，带着他的伙伴们上了台，他在这场演出里玩得大汗淋漓，也过足了瘾。

如今他总算演完了新歌，擦擦汗，给乐器调调音，他已经在想着下一首歌的调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