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黑泽明之后，宫崎骏成为第二位捧走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日本人。宫崎骏喜欢在战争的阴影下讨论自由的意义，表现个体与国家主义的对抗，个人在时代洪流中的选择困境。他通过各种各样的飞翔表达对自由的追求，因此，飞翔不仅仅是一种行动，还是人物生命力的耀动与张扬，是他自己对于挣脱束缚的强烈渴望。

奥斯卡终身成就奖颁奖典礼于洛杉矶时间8日晚举行　　猪的飞机 　　傍晚，亚德里亚海的天空被染成了绯红色，一架红色的飞机穿过云层，缓缓地降落在岛屿边的泊位上。波鲁克跨出机舱，俯身从机翼下钻过。他随手递给侍者小费后，在岸边驻足片刻，看了看前面那架著名的R3C水上飞机，点燃了一支烟，便走进了酒吧。吉娜的歌声如往常一样响起，这一天她唱的是《樱红的年代》（LeTempsdesCerises）。这是法国诗人克莱芒在1868年写的一首诗，并被勒那尔谱成曲，献给1871年在巴黎公社运动中勇敢战斗的女护士路易丝。 　　酒吧的墙上有一张空军飞行员的合影，其中有年轻的波鲁克。不过头像已经被划去，没人看得清他长什么样。现在的波鲁克是一只穿着飞行服、永远不会摘下墨镜的猪。他用魔法把自己诅咒成了猪的模样。

电影《魔女宅急便》剧照

电影《红猪》剧照 　　1992年，宫崎骏推出了半自传性质的电影《红猪》，“为用脑过度、体力衰退的中年男性所拍摄的动画”。他说：“在这之前我拍电影的态度，一直是想要掌握时代、了解时代，只有这一次拍的不知所云，连片长都增加了许多（从45分钟增加到93分钟）。”20世纪进入了最后的10年，苏联解体、海湾战争爆发、日本经济泡沫就在眼前。战争也好，灾难也好，该来的终归会来，这是无法避免必须面对的事。宫崎骏的“末世情怀”反倒释然了，“即使世界变得一团乱，人类还是得活下去”，不如索性为自己拍一部片子。在这种复杂的思绪下，便有了魔幻与现实层层交错的《红猪》。 　　故事的时空被设定在“一战”之后20年代的意大利。前意大利空军英雄、一生挚爱飞行的波尔戈，决意从人的庸俗的日常中遁身，自施魔法脱去人形变成猪相。他凭借出色的技术驾驶红色飞艇孤身与横行在亚德里亚海的空贼们周旋，以赚取赏金逍遥度日。他独自栖身在一座海岛上，一顶帐篷、一把阳伞、一架红色水上飞机，是他的全部家当。傍晚的时候，他会去吉娜的酒吧消磨时光。吉娜是他少年时的同伴，也是他战友的妻子。而他的战友则早已在战争中死去。 　　那是战争的最后一年，在一次空战中，波鲁克的战友被纷纷击落。当他逃出炮火硝烟，飞升到云层之上，看到了壮美云端银河，那是飞机的墓场。无论敌我，亡者与战机都在此飞升天国，从此没有国籍与职位的差别。在死亡面前，一切价值归于零。这部分情节，取材自罗尔德·达尔短篇集《飞行员的故事》中收录的《他们永远年轻》。 　　此后，波鲁克退出了空军，对自己实施了诅咒，由此成为了猪。这意味着，他不再受世俗种种现实所约束，因为“国家的法律、制度都不会对一只猪起作用”。任何口号、荣誉、阵营、归属，从此统统与他无关。他既不愿再被编入代表国家、民族利益的空军，也不想如同其他退伍飞行员那样，堕落为追逐金钱的空贼。在庙堂与江湖的夹缝中，他开辟了自己的航道——成为一名赏金飞行员，悠游于天地之间。独来独往，不与人为伍，孤独而自负。 　　在漫天流淌的晚霞中，波鲁克那架红色的飞机就在云层中缓缓飘浮。这便是宫崎骏心目中的自由。 　　在米兰的电影院里，波鲁克嚼着爆米花看着迪斯尼动画片。他曾经的战友劝他重回空军，否则当局就会干掉他。波鲁克则回应道：“要当法西斯不如当猪，我只为我自己的工作而飞。”他还不忘揶揄一下迪斯尼的动画：“好差的电影。” 　　事实上，波鲁克也意识到，他的自我诅咒，也同样是一种犬儒姿态的自我封闭。他不愿接受吉娜的爱情，就像不愿摘下墨镜。对他而言，在经历了那年夏天的战争后，生命的意义就模糊了。自负与自由，不过是逃避现实的避风港。 　　于是，女人再度承担了拯救者的角色。在米兰维修工厂中，妇女们帮他修好了飞机，使他重回蓝天。工厂老板一面祷告“请原谅我借女子之手制造战斗艇的重罪”，一面露出欢乐笑容接着说：“来吧！大家拼命吃，再卖力工作。”然后哈哈大笑。即使宫崎骏本人也被这种工作的“热诚”而感动。“在电影里，男人全都驾着飞机做蠢事，女人则全是聪明踏实的劳动者。”宫崎骏本身就是工作狂，在他看来劳动就是自我拯救的良药。 　　17岁的女飞机设计师菲奥不由分说地闯入了波鲁克死寂的世界，带着“不满意不要钱”的自信和热情，她全心全意地投入到自己的第一份工作中去，就像当年的波鲁克那样，充满了对自己喜欢的工作的热忱。 　　崭新的飞机终于腾空而起，摆脱了国家机器的封堵，迎着灿烂朝阳飞向自由开阔的碧海蓝天。昔日的战友引路随行，眼下的大地依旧壮阔美丽。波鲁克发现自己的人生并非只有荒谬和罪过，只要工作还有一丝一毫的意义，过去的梦想就还在延续着。在菲奥的鼓励下，他与美国飞行员卡迪士进行了一场决斗（让人想起吉卜力和迪斯尼的竞争）。波鲁克重新赢得了荣誉、爱情和金钱，更重要的是，他摆脱了自我的束缚，解除了人生的枷锁。 　　这种特立独行的姿态，又呼应了现实中孤傲而固执的宫崎骏。他总是毫不留情地抨击日本动画界，在追逐利润的商业化浪潮下，滋生出大量粗制滥造的作品。他不愿去讨好谁，即使对于前辈手塚治虫，也同样持尖锐的批评：“手塚治虫迄今的所言和主张，全部都是错误的。” 　　猪相与人形的重合，也揭示了宫崎骏内心中难以回避的种种矛盾与困惑。他把自己的工作室命名为“猪窝”。他一方面仍然不知疲倦地创作动画，一方面却又质疑自己工作的正当性——小孩子们的生活真的需要这么多浪费时间和金钱的动画吗？ 　　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20年代，正是水上飞机的黄金时代，作为飞行爱好者，宫崎骏正是用这种飞行器定义了理想中的自由形态——碧海蓝天之间，任意穿梭。

2004年上映的电影《哈尔的移动城堡》改编自英国儿童小说家戴安娜·W.琼斯的同名小说

《哈尔的移动城堡》取景地——法国阿尔萨斯　　哈尔的翅膀 　　那是苏菲第一次体会到飞翔的感觉。哈尔拉着她的手腾空而起，如同云中漫步一般行走在城市的上空。军队开进城市，舞会刚刚开始，世间万千繁华都被他们踩在了脚底。苏菲像做梦一样随哈尔降落阳台，哈尔手一挥，飞坠而下，消失不见了。 　　2004年，《哈尔的移动城堡》上映，它改编自英国儿童小说家戴安娜·W.琼斯的同名小说。宫崎骏声称：“这是我尝试为老年人创作的一部动画片。”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这同样是宫崎骏为自己——一个60多岁老人创作的动画片。 　　有趣的是，当宫崎骏把画笔再度转向个人心灵的描述时，和20年前的《红猪》相似，他依旧讨论了关于自由的问题，并且同样把舞台设在了战争的背景下。主角由一个中年发福、孤独自负的中年人，转换成了一个英俊潇洒、不断抗争的魔法师。 　　哈尔从小在国家的魔法学校学习。每个学生都要与国家签署契约，成为一个为国家效忠的魔法师，尤其是要为国家的战争效力。但哈尔不愿成为国家的杀戮机器，于是，他将自己的心托付给流星，让流星成为火魔，依靠火魔的力量制造出一座强大的移动城堡。此后他便躲在自己的城堡里，一面逃避国王的征召，一面随时出去阻止战火蔓延。 　　城堡的门可以通向四个空间，当门钮调到黑色上，门外就是哈尔自己的家，波特海文港口；红色，门外是首都王宫所在地；绿色，门外是移动城堡的路途；黑色是战火激烈的战场。后来，哈尔把家搬到了苏菲家的齐平镇。其中一个出口，就设为了齐平镇的新家，另一个改为他的秘密花园。 　　凭借这四个出口，哈尔可以在不同的空间中自由转换。同时，他也有两个公开的身份：波特海文港的魔法师巴金斯，以及住在首都的魔法师笔龙。哈尔就是这样一个理想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合体。他建立起一座不断游走的城堡，守护他内心的自由。通过开启不同的门，做不同的事情，完成不同的使命。时而是帮助渔民的魔法师，时而化身为大鸟，阻止炮火屠杀平民，伸张正义。和“红猪”一样，他不愿为任何组织效力。因此，他就像蝙蝠侠，在深夜飞翔在隆隆炮火之中，坚持一个人战斗。他也是一个不能见容于世俗社会的人，人们传说他喜欢吃美女的心脏，他也不以为意。 　　女主角苏菲与哈尔仿佛是世界的两极。她是一个普通的女孩，既不漂亮，也没有特殊的才能。她甚至对未来没有什么主见，继承了父亲的帽子店，打算就这样干下去。由于偶然的机会，苏菲与哈尔结识，便遭到了荒野女巫的嫉妒，将其诅咒为一位90岁的老婆婆。她于是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家，进入了哈尔的城堡，成为哈尔的“清洁工”。 　　事实上，哈尔虽然貌似强大，但内心却十分脆弱，像一个沉溺于自我世界的孩子。他的城堡内部也脏乱不堪，如同他沾满了灰尘的内心。苏菲用勤劳和善良帮他清理了房间的污垢，逐渐解除了心灵的魔障。 　　莎莉曼夫人是哈尔的老师，也是国家大魔法师。她四处寻找哈尔，要求他参与战争，为国家效力。哈尔一面逃避老师的追踪，一面尽力阻止战争，保护贫民。事实上，即使他拥有一个自成一统的移动城堡，但大时代之下，面对强权的压制，个人最终逃无可逃。因此，哈尔根本不可能关起门来当他的自由主义者。 　　于是，平素温和、柔弱的苏菲挺身而出，以哈尔母亲的身份去和莎莉曼夫人谈判。莎莉曼依旧强硬，她认定哈尔的内心被恶魔夺走了，“变成了一个只为自己利益才施展魔法的人”，他必须回来为王国效忠，否则就废除他的魔法。在当权者看来，强调个人自由者，是社会的危险分子，尤其是有特殊能力的魔法师，要么为我所用，要么就是被剪除。 　　苏菲告诉莎莉曼，哈尔不想爬楼梯看别人的脸色，他只想过自己的生活，不想融入等级社会，不想受压制，也不想压制别人。他不愿意来王宫，是因为要维护个人的自由和尊严。哈尔的梦想是自由与和平，他愿为自己的理想而战，哪怕牺牲生命。于是，哈尔从政权的争取对象，变成了“人民公敌”。 　　哈尔爱上了被魔法诅咒的苏菲，这时候他也明白了自由的意义并非逃避，而是为心爱的人而战斗。他用魔法将城堡保护起来，自己化身为雄鹰，重返战场。苏菲则拆掉了城堡，去寻找哈尔。她宁愿哈尔当个“胆小鬼”。最终，苏菲用爱解除了哈尔与流星的契约，把心脏还给了哈尔。影片的结尾，他们重新制造了一个可以移动的城堡，不仅可以在田野中行走，还能在天空自由飞翔。 　　“飞翔”是宫崎骏影片的重要语言，他描绘的飞翔不仅仅是一种行动，还是剧中人物生命力的耀动与张扬，也是他自己对于挣脱束缚的强烈渴望。他创造的人物大都通过各种道具飞上蓝天，如各种千奇百怪的飞行器、魔法扫帚甚至“飞行石”。哈尔却是可以凭借自身能力飞翔，张开臂膀化身为雄鹰。所以，哈尔的飞翔更具有主动性，也更理想化。他所追求的自由更加积极。 　　就像《红猪》一样，宫崎骏喜欢在战争的阴影下讨论自由的意义，表现个体与国家主义的对抗，个人在时代洪流中的选择困境，融入还是拒绝？只不过，《红猪》更多地体现了消极的自由，表达了一个中年理想主义者的纠结。波鲁克不惜变身为猪，也不愿随着国家滑向法西斯，他努力在乱世中坚守自己的原则，保持内心的安宁。而《哈尔的移动城堡》则表达了更加积极的态度。不要以为躲在一座城堡里就自由了（那座城堡就等同于红猪栖身的海岛），自由不仅是生活方式，还是勇气与力量的源泉，是不断抗争的结果。即使一位受到了诅咒的90岁的老婆婆，宫崎骏也不愿她躲在帽子店里忍气吞声，而是鼓励她改变心态，勇敢地走出去。去争取自己的幸福，也带给别人幸福，改变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