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41期，原文标题《木玛：“旧城”摇滚人》，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记者/张月寒

新木马乐队成员（由左至右）：吉他手邓力源、主唱谢强、鼓手张大伟（高源 摄）

木马乐队在《乐队的夏天》第二季演出的第一首曲目是《旧城之王》。就像站在一片华丽的废墟上，“木玛”谢强戴着旧时摇滚之王的帽子，用他“特有的拖音强度”，诠释着对生命某一阶段的理解。你看他的纪录片，看他的现场表演，会很容易生发出一种感慨：这是一个真正的摇滚明星啊。然而，那天在北京一个影棚，向我走来的谢强，脸上没有任何化妆。蜕除了舞台装扮的摇滚明星，现实里非常谦和、平静。

学会摇滚

谢强出生在“铁路上拉来的城市”株洲，铁轨很早就成为他生命里一个意象，对父系生活方式的逃离也是通过铁路。他15岁坐火车来到北京，进入迷笛音乐学校，那是1995年底。

迷笛音乐学校是中国摇滚音乐史上不可忽略的一笔。很多影响了中国摇滚乐的音乐人，都曾在这里学习。90年代，迷笛的教学还不是那么有系统有脉络，更像是师傅带徒弟的模式。面孔乐队的主唱陈辉、零点乐队的老五、黑豹乐队的丁武，都在迷笛讲过课。

谢强很善于社交。他的学习就是混入不同的圈子，跟不同的人交往。“生活有很大一部分得到和给予，是通过人际交往完成的。”在北京，他住过很多文艺青年的聚居地，迷笛、工艺美院、圆明园村，每天阅读睡觉弹琴喝酒写东西。为了生计，他也去卖过打口碟，混迹过五道口服装批发市场。他住在美院两年，在那里排练，跟美院的老师一起玩乐队，也在美院蹭课，聊着蹭着，很多美术的知识也学习到了。

谢强在《乐队的夏天2》现场表演（《乐队的夏天2》节目组提供）

当时北京给摇滚乐的舞台还不太多，很多乐队都在“走穴”。有时一些使馆、文化部的活动，也会请乐队演出。“乐队的演出费，都是用外汇券结账。当时玩摇滚给人一种很高端的感觉。”

谢强混迹于这些现场演出，刚开始需要买票，后来人混熟了，就不用买了。在台下，他不断摸索别的乐队怎样演，找机会和大咖搭话，也期望有一日，自己可以成为台上的那个人。

迷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谢强借住的地方，“三个人挤一个小房间”，也是他结识人的地方。他先认识了吴维（后来的生命之饼乐队主唱）、曹操，三人组了一支没有名字的乐队。后来，他又结识了从高中退学来迷笛学习的胡湖。1998年，谢强和曹操、胡湖组建了木马乐队。

或许是来京几年后想念家乡的味道了，乐队组建后不久，谢强就极力劝说队友去长沙排练，理由是北京生活成本高，最后还加上一条“湘女多情”。他们在临着湘江的山里租了一幢二层的房子。扒歌、创作、排练，一批成形的作品出来了。那一年的大年三十晚上，谢强回到北京，出火车站直接打车去了迷笛学校，在小房间里疯狂写词，最终形成了木马乐队的第一张同名专辑的雏形。2000年初，摩登天空发行了它。

那一时期，中国最早的一批乐评人也开始出现。受这些乐评人的文章影响，很多年轻的摇滚创作者觉得摇滚乐必须有一种精神，谢强也是其中一员。他疯狂杂糅，把垮掉派诗人艾伦·金斯堡、作家卡夫卡、导演大卫·林奇等人的东西往自己的作品里糅，往摇滚里糅，所以当时一些作品，他觉得很“上精神”。但现在看来，谢强跟我说，他觉得摇滚乐“精神特重要，但精神也没那么重要”。

木马美学

在《乐队的夏天》第二季，谢强最先出圈是因为他的眼线。《旧城之王》的音乐响起，镜头前一个特写镜头，他眼睛微挑，眼线的弧度完美显现。弹幕上立即惊呼：啊！眼线画得比我还好。

一直以来，乐队的走红，和他们的整体风格以及亮眼的主唱有关。这种风格，不仅体现在音乐的风格上，也表现在主唱和乐队成员的服装、造型、范儿上。

据凯文·J.H.德特马的《摇滚！摇滚的前世今生》一书所述，小理查德（Little Richard）开创了摇滚歌手撩拨观众的先河，他在舞台上的做派是每场秀最赚人眼球的部分：大背头、画眼影、涂唇膏，穿着有个性。

很多乐迷评价木马的表演“撩拨且妖娆不腻”。这是浓烈，无论是妆的浓烈、造型的浓烈，还是早期歌词里青春撕裂的浓烈。浓烈感来源于北京带给谢强的第一眼感受。一个少年，突然从南方到北方，这种位移让他在色彩上体会到一种急剧变化。“阳光灿烂”从纸面跃到现实，那一刻他才真正明白这个词的意义。还有大片大片的干，任何水分，在这片土地似乎都会很快蒸发、消失，这让“一年有半年都在下雨天气”的南方孩子，颇感惊异。

在美院的浸淫也构成了他视觉审美的一部分。木马乐队早期，造型是他们吸引观众的一大因素。预算有限的日子，谢强拉着乐队成员去天津、武汉的旧货市场，淘国外流回的旧衣，只要几块钱一件。有时能淘到一些大牌，穿上身，觉得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后来，帽子的出现，让他最终形成了自己的演出标志——海盗帽、大的圆礼帽、绒质的圆顶无檐帽……帽子成为他独树一帜的风格。到今天，谢强觉得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木马美学”，外界评论他们是“华丽摇滚”。

“旧城”之王

谢强经历过“土摇”最辉煌的时期，也体验过作为一个摇滚明星，在舞台上忘我演奏、汗水与观众泪水融为一体的那种极致。他找到了一些那么亲密，骨子里和创作上都分不开的乐队成员，尽管他们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今年，在这个观众基数更大的平台，他唱的是一首关于失落的歌。

失落感来源于巡演路途中的感受。他发现很多城市的老城区都在渐渐消失。所有城市开始变得越来越像、没有区别。这种变迁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旧城虽然脏乱差，但那里人们脸上的神情是生动的。新城虽然簇新现代，但整齐里边有一种潦草。在旧城那些脏乱差里，在那些看似的错误中，其实有一种正确。”谢强说。

这些年，“摇滚乐中心”北京也似乎渐渐蜕变为旧城。北京曾是每个玩摇滚的人都必须来的一个地方。“90年代，当人们说喜欢中国摇滚乐，其实说的就是北京摇滚乐。”当时很多乐队的演唱方式，比如说崔健、黑豹、唐朝，都是用北京话的口吻唱出来的。而且北京的使馆、对外文化单位多，最早一批接触摇滚乐的人，是通过与这些涉外人员的接触，以及打口碟的传入，才慢慢接触到摇滚乐。在那个年代，全中国没有任何一座城市有北京这样的土壤。

后来，五道口的亚梦、幸福村年华、嚎叫俱乐部，东四的忙蜂、黄亭子的莱茵河声场和王勇的Keep in Touch酒吧等，给了乐队更多的现场表演舞台。再后来，是著名的D-22时代。

D-22是2008～2010年全国最活跃的独立音乐演出场所，它的老板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曾在美国和中国经营独立音乐厂牌。那一时期D-22出了一批代表乐队：Carsick Cars、刺猬、Joyside、后海大鲨鱼、嘎调等，在中国摇滚史上留下光芒的一笔。木马乐队在D-22只登台过一次，但谢强经常去那儿看演出。他欣赏刺猬乐队，不是那种玩动静的乐队，“不像有些乐队会故意玩大招，怕别人觉得自己没有技术。刺猬真的是以写歌为重点，旋律简单却生动，不是一味地模仿西方”。他跟Joyside关系也很好，“他们特别朋克，但是又有一个深有追求的主唱，这点让他们跟别的朋克摇滚乐队拉开了细节上的差距”。

他们都曾狠狠躁过一阵。但如今，就像很多摇滚人的青春，北京作为旧时摇滚中心的地位，也似乎一去不复返。“它不可避免地被分解、解构，分解以后造成新的起伏。”

这其实类似谢强在巡演过程中的城市观感。当各个城市间物质的差异越来越小时，很多音乐创作者也不再觉得需要离开他们熟悉的环境、家乡的美食以及相似文化背景的观众了。谢强告诉我，不只是近年，早些年的一些乐队，也已通过口音、歌词，来分解北京给予他们的语言感受。比如舌头乐队，他们的歌词已经不是北京的语言了，新疆味儿的唱腔出现在他们的作品里。近几年，有更多乐队是带着自己的地域语言特色在创作，比如《乐队的夏天》第二季中人气很高的五条人。“中国新一代的摇滚人，他们的成长环境已经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新一代可以接触到的音乐种类，我们当年无法相比。他们很多很小时就去国外看过音乐节，心里面更有创作自信。”

一代人总有一代人的“时代”。谢强现在认为摇滚乐不是关于反抗，也不是关于不满，所谓的反抗，只是在寻找平衡。“不懂寻找平衡的反抗，就是愚蠢。”于是，他从嚎叫变为吟唱，从在音乐中找答案，变为如今的娓娓道来。这个旧城摇滚人，此刻说：“摇滚乐只是一个空的容器，重要的是它背后的人，在里边加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