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的冬天，刚刚签约华纳的李荣浩在自己的微博上“@”了时任《我是歌手》总导演洪涛。

　　那一年，做到第三季的《我是歌手》正如日中天，节目组推出踢馆赛制，向新生代歌手发出邀约，出道十年内的歌手均可在微博自荐，报名参赛。也因此，从幕后制作人转为歌手仅一年的“新人”李荣浩唱着《模特》，登上了自己渴望已久的专业舞台，成为了《我是歌手》历史上第一位公开报名的踢馆歌手。

　　这五分钟的演唱在很多人的记忆里已变得模糊，却成为李荣浩歌手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在这个舞台上，他完成了从“小众”音乐人到大众歌手的蜕变。微博粉丝数也从节目开播前的50万激增至收官后的近300万。这是《我是歌手》在华语乐坛的影响力，亦是处于黄金时代的电视综艺所独有的能量。

　　四年之后，《歌手》2019依然保留着踢馆赛制，并且更进一步地为报名的踢馆选手开通了全民票选通道。从刘宇宁、钱正昊、再到许靖韵，更多出道于直播平台、偶像选拔类网综，且极具粉丝号召力的新人歌手涌上这个舞台。他们依旧渴望自己被《歌手》的聚光灯照亮，却也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高光时刻并不在这里。

　　钱正昊在踢馆失败的当晚写道：我很幸运，能够在这样青涩的年纪登上《歌手》的舞台，感受一场音乐的梦境。梦醒了，永不往回走。

　　几年时间内，以《歌手》为代表的电视综艺从捧红新人、翻红实力唱将、甚至影响华语乐坛的节目，逐渐变得更像是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符号。在这背后，是模式节目历经多季后的创新瓶颈，亦是电视媒介在综艺话语权上的日益式微。

　　如果以收视率作为客观衡量标准，结果则显得更加冰冷。

　　2018年，常年稳坐电视综艺收视第一的《奔跑吧》平均收视从2017年的2.8跌至2.0。不久之后，同为王牌电视综艺的《中国好声音》总决赛收视率最终定格在1.702，未能突破2.0大关。对于这两档一度“破5”、“破6”的节目而言，若以几年前的评判标准来看，“收视2.0”的成绩或许连及格线都没达到。

　　　　尽管如此，《奔跑吧》与《中国好声音》自开播到收官依然每周斩获同时段收视冠军。将它们、乃至更多王牌电视综艺的收视成绩简单归结为“七季之痒”，或是“综N代”的审美疲劳，都显得过于片面。

　　根据《2016年中国电视产业发展报告》的数据，“95后”年轻人中有91.5%的人选择用手机观看视频，用电视的人仅占16.3%。同时，2013年至2016年，通过移动端看剧的比重从67%逐渐上升至79%。除此之外，复旦大学于2018年6月公布的一项历时一年的调查显示，全国IPTV用户每周看电视仅有1.43天。在电视收看日，每天看电视的平均时长为1.92小时。这两项数据在2010年分别为6.29天和3.24小时。

　　这也是我在过去七个多月的时间里，陆续和8档头部电视综艺的导演们探讨的一个问题：在消费娱乐内容的用户越来越年轻、长视频平台与电视台的话语权发生反转、市场从大众化逐渐走向垂直化、圈层化的当下，电视综艺的价值在哪里？而作为电视内容制作者的他们又必须做出哪些改变？

　　时至今日，电视综艺依然有着网络综艺难以企及的资金和资源，它们体现在体量、品质、明星阵容等方方面面。但在经历了那个回不去的“黄金时代”后，它的影响力来源正逐渐向更新、更便捷、更多元的媒介偏移——属于电视综艺的盛世或许永不会消逝，但后来者却很难再造一个“传奇”。

　　“七年前《我是歌手》的节目模式和理念都是前所未见的，现在有这么多音乐节目出来，观众的心理状态也从一种惊喜慢慢变成了一种习惯。就算你做得再好，当大家习惯你的时候，就很难惊喜了。百好不如一新嘛。”《歌手》2019总导演洪啸曾有些无奈地对我说。

　　模式依赖和创新压力

　　回顾2018年，从《中国好声音》、《新舞林大会》到《蒙面唱将猜猜猜》，灿星制作在电视综艺上的耕耘从未停歇。

　　只是相比于接连登上微博热搜、在《蒙面唱将猜猜猜》舞台上一眼被认出的“猫咪”吴青峰和“别对我说谎”徐佳莹，历经一番苦战赢来《中国好声音》冠军的旦增尼玛几乎已被大众遗忘，甚至许多人未曾记清过这位新人歌手的名字。在他夺冠之夜，微博上讨论最热的话题是——#华少胖了#。

　　如此情景放回六年前几乎不可能发生。

　　2012年，《中国好声音》横空出世，以平均收视率3.7的成绩领跑电视综艺，总决赛更是一举突破6.1大关。至今还有许多观众记得，第一季总决赛正值中秋之夜，“好声音”成为了许多家庭当晚代替各卫视中秋晚会的不二选择，他们一起见证了梁博的逆袭夺冠。

　　“这个品牌对我们来讲它情感非常特殊，说实话这辈子我们也做过很多节目，但《中国好声音》对于灿星来说不单纯是一个节目，这里有我们太多感情和心血。”去年7月“好声音”迎来第七季时，灿星制作副总裁陆伟对我回忆了最初的情景。

　　《中国好声音》的一鸣惊人使刚从体制内走出的灿星制作在电视行业站稳了脚跟。在那之前，灿星账面上所有的钱大概只够发两个月的工资，独具慧眼的模式引进和倾尽所有的全力拼搏换来了公司的绝处逢生。

　　一时间，灿星团队成为了中国电视综艺的风向标，行业内外开始围绕节目制作和经营管理对其展开大量研究。直至2016年。

　　2016年，版权之争突然而至，被迫改名为《中国新歌声》的“好声音”没有延续前几季的辉煌，收视率开始直线下降。2017年，《中国新歌声》第二季虽然拥有刘欢、陈奕迅、周杰伦、那英这样强大的导师阵容，但依旧不符合灿星对于爆款的期待和设想。

　　大众对模式节目的审美疲劳、同质化节目的追逐与损耗、以及网综的崛起都在催促灿星制作总裁、《中国好声音》总导演金磊要做出改变。终于在2018年——节目的第七季，重新夺回名字的《中国好声音》在模式上迎来了较大变革。无论是新增加的导师试音、魔镜转椅，还是将每位导师的席位缩减至六个、在盲选阶段引入PK，团队的目标只有一个：用更加强压的赛制激发出学员、导师、观众的更多心理冲突，使真人秀部分更加丰富。

　　“大家需要一种新的东西。”这个曾经极依赖节目模式的团队如今非常确信，只要有“新”，《中国好声音》就可以走得更远。

　　同样需要寻求新鲜的还有《奔跑吧》总导演姚译添。

　　这档经历多季的电视综艺与《中国好声音》相似，从模式引进的一炮而红到摆脱原版的逐步迭代，它开创了户外竞技真人秀的电视热潮，也见证了这股热潮逐渐冷却。

　　在2017年电视综艺平均收视率排行榜中，《奔跑吧》以2.89蝉联首位，其正片之后的衍生节目《跑男来了》以1.53的成绩位列第九。虽有两档节目跻身前十，但收视数字并不算好看。要知道，在2015年《奔跑吧兄弟》第二季和第三季曾分别收割5.016和5.284的单集最高收视率，其中整季最低收视率也高达3.832。

　　面对收视率的下滑和大众审美疲劳，姚译添在去年节目收官后和我们进行了长达三个多小时的对话，期间，他说得做多的词是“没办法”。

　　“收视率你也说了是客观因素，大家就是喜欢看手机，不去看电视，我也没办法。”作为节目的总导演，他觉得自己能做的只有寻找更有趣的内容和更新的节目形式，努力把观众拉回到屏幕前。

　　事实上，无论是节目主题的设定还是游戏环节的创新，“跑男”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突破。《奔跑吧》第二季在联合国维也纳总部和奥地利国家旅游局的支持下，来到联合国维也纳总部进行学习访问。这样的主题内容此前在户外真人秀中几乎没有。然而繁琐的英文资料、不同于国内的审查方式等，都使联合国之行比预想中推进缓慢。漫长的前期沟通让姚译添痛苦不堪，一度觉得自己“要抑郁了”。

　　这样的痛苦时刻在《奔跑吧》的筹备期间还有很多。

　　“龙舟赛和联合国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痛苦，因为要协调多所高校。像哈佛、牛津其实是蛮难协调的。”选择承受“痛苦”的原因很简单，姚译添观察到在以往其他节目中，龙舟比赛始终没有被做到极致，留有很多发挥的空间。“如果《奔跑吧》要做，就要和最厉害的人比。同时你请国外的人划龙舟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展示。”

　　《奔跑吧》第二季中的“学霸龙舟赛”

　　88年出生的姚译添最开始是《奔跑吧兄弟》第一季导演组的组长之一，第三季担任节目副导演。而后，随着浙江卫视多位前辈走出体制、自立门户，从第四季开始，总导演的担子落在了年轻的姚译添身上。

　　与外界所设想的不同，对于年纪尚轻便担任中国最火的电视综艺导演这件事，姚译添并不觉得有何特别，他有些“佛系”地接受了这样的安排。实际上，在刚接过总导演接力棒时他是焦虑的，“但焦虑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后两季想的更多的是做出来的东西能不能打动自己、有没有跟时代接轨、够不够走心、大家愿不愿意看。”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档曾经火遍中国且下沉最为成功的电视综艺，在备受关注的同时，也被政策时刻左右着，并不断为此改变着游戏和主题的方向。

　　2017年6月，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通过并发布《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通则》，强调真人秀类节目要减少明星参与人数，提高普通群众的参与比重，让群众成为节目的主角。在此政策的驱动下，各大卫视都不约而同地推出了多档星素结合的综艺节目，但无论收视率还是影响力都普遍不高。

　　面对同样的政策，姚译添通过对主题和游戏环节的设置，逐步在节目中增加素人比重，无论是“学霸龙舟赛”还是“百人拔旗赛”都较为良好地消化了从聚焦明星到星素结合的转变。

　　2018年《奔跑吧》第二季收官后，对于客观存在的收视率下滑，姚译添也有了自己新的思考。“客观的下降是一个受众收视习惯的改变，但不代表很多电视端生产出来的内容的影响力在下降。即使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我们收视率还是最高的，而且高很多，我觉得反而是增长。”

　　从洪涛手中接过总导演接力棒的洪啸也有着相同的看法。

　　对于《歌手》而言，这档走到第七年的音乐综艺所处的播出环境已大不相同，网综以及短视频的崛起、碎片化娱乐方式的推陈出新，瓜分了大众更多的闲暇时间与注意力。“不管是综艺还是电视剧，谁现在还准时准点地守在电视机前收看？所以，虽然收视是一档电视节目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是如果脱离环境的变化，和七年前它第一次出来时进行比较的话，是不够客观的。”

　　比起收视率那几个数字，洪啸更看重的是节目所保持下来的品质与口碑。“《歌手》就是顶级歌手的一个比拼，这个顶级不光是地位上的顶级，在某一个领域做到极致了，也是一个顶级。”

　　本土化和再创造

　　时间回到2014年。《奔跑吧兄弟》第一季的“现象级”热播让各大卫视及投资方对户外真人秀这一全新品类跃跃欲试，也让一批电视综艺创作者看到了新的发挥空间，严敏便是其中之一。

　　作为《极限挑战》的总导演，严敏在2015年策划之初就立下决心：“我们要做一档和‘跑男’完全不同的户外真人秀节目。”

　　这种不同首先来自于节目整体架构。“跑男”的趣味性来源于大量模式游戏，与之相比，学戏剧出身的严敏希望将《极限挑战》创作为一种“结构性喜剧”。在去年7月的专访中，他以电影《疯狂的石头》向《三声》解释，“与游戏和闹剧不同，它是依靠人物的逻辑，以及人物的对抗来产生喜剧性的作品。”

　　初创时的《极限挑战》与《奔跑吧兄弟》类似，依然选择了与韩国团队合作，借鉴韩国已有的拍摄模式。当时，国内的电视行业普遍缺乏大型户外真人秀经验，对于此前只做过棚内节目的严敏团队来说，通过已有模式切入显然是更为高效和保险的选择。

　　然而让团队始料不及的是，第一期《极限挑战》就遭遇了重录。韩国团队不熟悉中国市场，设计出来的游戏环节差强人意，“就像把棚里的东西拿到棚外来，只是为游戏而游戏了。”黄渤曾如此形容初次录制的感受。

　　经过四期的“取经”与磨合，中国团队成功“脱韩”，对节目的方向和定位也随之明晰：要做一档属于中国的“国民综艺”，“反映国民应该关注的问题，用娱乐的方式促进全体国民的思考”。这一理念严敏一直坚持至今。

　　这种“用中国语境来讲中国人故事”的理念迅速得到了市场验证。《极限挑战》第一季中有9期节目取得同时段CSM50城市网收视一位，整季豆瓣评分高达9.0；2016年的第二季更是有11期收视登顶，豆瓣评分升至9.2。

　　伴随高口碑和高收视而来的还有几乎每季都会遭遇的“停播”。2015年8月，广电总局“限真令”出台，规定真人秀应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传播正能量。《极限挑战》第一季因“涉及背叛，恶搞，甚至调侃历史政治”遭暂停审查；2017年，《极限挑战》第三季再次遭遇停播，2018年的第四季则在开播前被告知延播。

　　谈起这个问题，严敏只是平静地抽着烟。或许过多的审视目光也意味着《极限挑战》与成为“国民综艺”这个目标已经越来越近。“娱乐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娱乐让大家变愚蠢，另一种是通过娱乐变聪明，这是两种导向，两种行为。这就是我们一直会被停播的真正意义。”

　　伴随“停播”而来的还有收视压力和来自各方的争议。其中，争议最大的便是“高考起跑线”那期：节目组向应届考生和嘉宾依次提出六个问题，包括“父母都接受过大学以上的教育吗？”“18岁前是否有一次以上的出国经历？”等，每个答案决定着自己能从起跑点走多远，最终有人遥遥领先，有人停在原地。

　　《极限挑战》第四季中的“起跑线测试”引起争议

　　节目播出后“起跑线”迅速引起舆论热议。有一种声音称赞这是具有现实意义的议题讨论，还有一种声音则认为节目组太过功利，不应该用物质生活评价孩子们的成长环境。

　　对此，严敏激动地反驳道：“有的孩子算完发现自己只有3分、6分，然后我让‘男人帮’也跑一遍，让所有小孩看看他们六个人起跑线在哪儿？也在后面呢！所以那又怎样呢？我想说跑得慢没关系，人生不是短跑比赛，而是一场马拉松。”在他看来，展示世界的本来面目本就是节目始终坚持的价值所在。

　　“我希望《极限挑战》能够让大家领会的是——尊重。尊重你不理解的人、不了解的生活、不了解的世界，不要轻易对任何人和事做出评判。”

　　如今《极限挑战》已过四季，面临着和许多“高龄”综艺相同的问题：经济考量的不断提升和“劣币驱逐良币”的大量模仿。严敏和团队都十分清楚，“不重复自己”是节目唯一的出路。

　　但核心的理念始终不会改。“只要这个节目要说的价值观还有人喜欢，那么就应该做下去。”事实上，严敏认为“不做”《极限挑战》的概率非常低，如果说任何一个节目都有自己的寿命周期，他认为目前“极挑”在自己的周期里还没有走到顶点。“韩国的《无限挑战》拍了十多年，中国比韩国大得多，中国人比韩国多得多，故事、阶层也比韩国丰富得多，只不过因为没有人做，或者说没有人愿意做而已。”

　　与严敏的出发点相同，想做一档“没人做过的”综艺的还有《向往的生活》总导演王征宇。

　　由于之前在《极限挑战》中结下缘分，黄磊在一次聊天中向王征宇透露了他心底谋划的一档“自己做饭，何炅招待客人”的节目，二者一拍即合，很快启动了项目。

　　全新类型的节目在起步时总是面临着质疑。《向往的生活》的前身《一仆二主》就曾在招商时遇阻搁浅，但王征宇坚信，“观众的理解能力永远比你想象得高，好的节目一定是要引导观众，而不是迎合观众。”而后，《向往的生活》在无资金赞助的情况下“裸拍”六集才得以顺利播出。

　　与招商境遇截然相反的是节目播出后的成绩。《向往的生活》首集收视率就空降同时段榜首，此后一直保持在前三，最终跻身2017年平均收视率排行榜前十名，成为一匹不折不扣的电视综艺黑马。

　　尽管在刚刚推出时，许多观众在节目中看到了韩综《三时三餐》的影子，但不可否认的是，《向往的生活》已经从多个维度进行了更接地气的本土化改造，不同于韩国节目表现出的人与食物的关系，“向往”将重点放在了人与人的关系和故事上，同时在成片制作上，也通过提炼生活中的亮点，提高了笑点和情节的密集度。

　　如今《向往的生活》已播完两季，收视率基本保持在同时段前三，豆瓣评分从首季的7.4上升至8.1，这样的成绩让作为第二季总导演的陈格洲在去年节目收官后觉得“团队和录制都在渐入佳境”。

　　与一般户外真人秀的拍摄氛围大相径庭，《向往的生活》的拍摄过程相当轻松，最大的原因或许就是“没有剧本”。“如果非要说‘剧本’的话，就是我们挂在门口的那个牌子。”

　　每期拍摄前，陈格洲只会向嘉宾大概讲述一下在蘑菇屋及其周围可以做的事，但并不强行规定，拍摄过程几乎从不干预，连摄像机、灯光等设备都尽量隐藏，确保真人秀环节的流畅。导演团队在现场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默默观察和记录”。

　　在第二季节目中，刘国梁抵达蘑菇屋时恰巧“家里人”全都出门散步了，无人迎接，“我们（导演组）也没有管他，任由他乱逛。”有了第一季的经验后，陈格洲和团队越来越敢于在现场“放手”，也正因为这种自由度，《向往的生活》诞生了许多意料之外的情节，包括最经典的“给徐峥洗头”。

　　徐峥在《向往的生活》第二季中突然被安排洗头

　　这种看似轻松的“放任自流”式拍摄的背后，是团队大量的前期、后期工作来作为支撑。

　　“全中国应该没有一个节目筹备期超过我们。”由于节目依托于自然，陈格洲需要考虑地貌、气候的变化，以及农作物生长周期等各方面问题，再加上对“蘑菇屋”的改造，团队基本在当季收官后便要马不停蹄地着手筹备下一季。后期制作的过程也并非简单的平铺直叙，而是从海量素材中选取精华，不断将嘉宾身上的“可能性”放大。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向往的生活》的热播促使《亲爱的客栈》、《青春旅社》等一系列同类节目于电视平台相继涌现，以实际行动将“慢综艺”变成了2017年的行业新象。

　　但陈格洲告诉我，这个标签只是外界对节目看似慢悠悠的节奏上的定义，实际上节目每一期的笑点、节奏、故事情节都并不缓慢。“这是一个最接近我们生活的东西，响应了绝大多数观众的心理需求，是当下很多人所向往的美好生活。”

　　更大的风险和唯一的路径

　　某种角度来看，商业价值可以被视为电视综艺发展过程的一个侧面印证。

　　2014年，电视综艺集体迈入“亿元时代”。根据中国新闻网报道，这一年，第一季冠名费只有2800万的《爸爸去哪儿》突破3亿，身价飙升十几倍，《中国好声音》第三季、《我是歌手》第二季冠名费也均超2亿。

　　2015年，冠名费步入“5亿时代”。湖南卫视官方微博曾公开表示，《偶像来了》第一季冠名费为4亿，而《爸爸去哪儿》第三季冠名费则直接飙升至5亿。2016年，头部综艺冠名费达到顶峰。据光明网报道，常青综艺《快乐大本营》独揽7亿，与前一年的3.5亿同比翻了一倍，《我是歌手》则从第一季的1.5亿涨到了6亿。

　　最终，天花板在2017年出现，头部电视综艺节目的赞助商平均数量开始下降。据尼尔森相关统计显示，2016年排名前50的综艺节目除冠名外共得到236个赞助商的赞助，而2017年这一数字仅为173个。进入2018年，电视综艺对资本的吸引力显露疲态，“畸高”的收入出现回调，根据数娱梦工厂报道，《快乐大本营》在“2018湖南卫视黄金资源招标会”上2.21亿的中标总额相比去年同期少了1.7亿，《歌手》也比上年减少6000万，下降45%。

　　卫视综艺招商能力下滑的同时，网络综艺的商业价值正一路走高。

　　2018年优酷推出的《这！就是街舞》冠名费突破6亿，腾讯视频《明日之子2》总赞助超7亿，其增长态势与几年前的电视综艺如出一辙，并且正在迅速瓜分着原属于电视综艺的红利。

　　在陆伟看来，未来最成功的节目一定是“互联网+电视”的双轨并行，而非独立的网综或台综。“卫视+网络的播出模式肯定会制造下一个爆款综艺，只不过方向在哪儿大家都在寻找，但我觉得一定会有。”

　　与此同时，《这！就是街舞》的成功让灿星看到了网综市场的成熟与商业潜力，并开始着手实施更广泛的网综布局。从垂直于电音内容的《即刻电音》到即将上线的《这！就是原创》、《这！就是街舞》第二季，灿星逐步对歌舞类网综节目进行加持，且三档节目皆属于视频平台S+级内容，再加上卫视平台播出的《中国好声音》、《蒙面唱将猜猜猜》和《新舞林大会》，灿星未来将形成电视综艺与网综内容持平的局面。

　　根据灿星IPO招股书显示，2015年、2016年、2017年及2018年1-6月公司的营业收入分别为24.62亿元、27.06亿元、20.58亿元以及2.65亿元，同期对应的净利润分别为8.06亿元、7.29亿元、4.55亿元和691万。

　　而从内容创作的角度来看，电视综艺发展至多代后自身的困境是每个创作者面临的问题，对此，打破“模式依赖”和“路径依赖”成为业内的共识。不断创新固然意味着更大的风险，但或许是唯一的出路。

　　“对一个艺术创作来说，去相信模式绝对不是一种正确的态度。因为模式节目能够迅速地帮助一个50分的导演、团队提到70分的水平，但要从70分成为90分，要靠自己的东西和内容。”严敏反复强调。

　　与其想法不谋而合的还有陈格洲。从离开浙江卫视到与王征宇创办合心传媒，她更喜欢将自己称为内容的“手艺人”。“作为制作公司来讲，其实最不应该去考虑你是定位于给电视台做还是给网络，我们都是内容的生产商，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守住 ‘手艺人’这个本分。”

　　可喜的是，“手艺人”的匠心精神和更多创新已经在电视综艺上渐渐显露。

　　2018年，湖南卫视播出的《幻乐之城》几乎是近年来投资体量最大的原创综艺，它是音乐综艺界“老炮儿”梁翘柏对于数十年从业生涯的一次交代与冒险。

　　如今鲜少露面的王菲在《幻乐之城》中担任“幻乐体验官”

　　《幻乐之城》的舞台“把电视综艺跟电影结合起来”，在接近2小时的节目流程里，四位唱演人需要一气呵成地完成8分钟左右的表演，录制过程中没有NG重来的机会。此番创新性尝试源自于梁翘柏对于华语音乐、乃至中国电视综艺长期的观察和总结。“创意和技术是我们目前觉得综艺最有可能性和进步空间的地方。”在去年节目播出时期的一次专访中，这位资深音乐人对我们说。

　　在此之前，湖南卫视联合芒果TV还实现了第一次“网综上星”的尝试。虽然与“同胞兄弟”《明星大侦探》四季平均9分的 瓣评分不同，《我是大侦探》6.1的评分折射出团队对电视平台进 的 系列适配并没有达到预计效果，但不可否认的是，《我是大侦探》自开播起连续十三期登顶同时段收视一位，总导演何忱在去年4月的专访中表示，后台数据反映出“节目卷入了一些三四十岁的、或者更小的用户进来”。

　　“网转台”的尝试不仅是播出平台的变化，其背后还蕴含着更深层次的理念转变。在移动互联网迅速发展的当下，网络平台的话语权进一步加大，但究其根本，二者之间并没有所谓的天壤之别，内容的优质永远是一档综艺的根本。

　　至于电视综艺的另一个评断标准——收视率，姚译添认为在媒介融合的当下，它只是一个普通的数字，不再是判断内容优劣的唯一标准，“如果你在各个话题榜、微博热搜上都看不到自己的节目，身边没有人在聊你的节目，那一定是失败的。”

　　如今，《奔跑吧》又开始了新一季的拍摄。虽然邓超、陈赫、王祖蓝与鹿晗四位元老成员集体退出，但是更多新鲜的血液亦不断涌入，朱亚文、王彦霖、黄旭熙、宋雨琦的加入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一阵热议，成员的大换血或许将成为“跑男”下一个转折点。

　　赛程过半的《歌手》也在第七期后，达成了连续登顶四网卫视榜单第一名的好成绩，节目于芒果TV累计播放量达11.4亿次，且强势占据微博综艺话题榜，一共创造了114个微博热搜。一度被质疑“曲高和寡”的《幻乐之城》也将在今年夏天开始第二季的录制。

　　然而在众多新节目、新项目火热开工的背后，不少广电人才也选择了离开。

　　原浙江广电集团编委、浙江卫视总监王俊已于近日正式加盟阿里巴巴，在此之前，已经有包括原浙江卫视副总监兼节目中心主任杜昉（离职后先后供职于56网、华策集团）、原浙江卫视总监夏陈安（离职半年后就任北京文化总裁，现已离职）、原浙江卫视节目中心副主任陈伟（爱奇艺现任高级副总裁）等浙江广电系高级管理人士先后离开体制。

　　“电视湘军”的身影更是集中出现在今年三家头部视频网站的偶像争夺战中。无论是优酷《以团之名》总监制、阿里大文娱优酷MAD总经理宋秉华、爱奇艺《青春有你》制作方鱼子酱文化的CEO雷瑛与合伙人陈刚，还是腾讯视频《创造101》、《创造营》制作方七维动力的创始人都艳，每一位网综的创作者皆出自于湖南卫视、甚至都曾隶属于《歌手》洪涛团队的麾下。

　　小编获悉，一档头部电视综艺的总导演也已于近日递交了辞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