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殷九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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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Netflix与韩国制作团队共同出品的《王国》（Kingdom）上线后，在全球掀起了一阵“韩国古装剧”热潮。这也成为了《大长今》之后，在国内讨论度最高的韩国古装剧。

剧中的时代背景设定参考了朝鲜王朝的历史，融合了后来的壬辰之乱与丁酉之乱——而这些都与日本人，也就是“倭寇”紧密相关。在第二季的结尾，全智贤饰演的神秘人物惊艳出场，将东亚三国的历史联系了起来。

历史上，东亚三国从未停止过互相影响。坊间有云：“中日友好靠韩国，中韩友好靠日本，日韩友好靠中国”。虽为戏言，却形象地表现出了东亚三国间纷繁复杂的国家关系。

若从历史视角追溯日本列岛与朝鲜半岛“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怨情仇，似乎更有助于我们理解日韩关系的内核。

不安的种子

——古日本与朝鲜半岛的交往

从地理环境来说，朝鲜半岛作为大陆文明流入日本列岛的桥梁和中转地，在日本历史发展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公元5世纪左右，日本列岛与朝鲜半岛及中原王朝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在大陆文明的指引下日本逐渐摆脱蒙昧状态。

作为“文明传播使者”的渡来人经朝鲜半岛为日本列岛岛民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带来了质的飞跃。日本“大和政权”也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由部落首领制逐渐转向律令制国家。

大和政权大致统治范围。图/维基百科

大和政权通过朝鲜半岛汲取养分的同时不断干涉朝鲜半岛内部的权力、领土斗争。

朝鲜三国时代（高句丽、百济、新罗），日本曾给予百济实质上的军事援助，朝鲜内部的纷争滋生了日本对朝鲜半岛的统治意识。

为获得名义上的合法性，从公元421年至502年间，大和国的“倭五王”先后12次向中国南朝的宋、齐、梁派遣使节，请求授予统辖朝鲜半岛国家的官职和封号。

虽然在东亚国际秩序的变动下，大和政权“借中国的权威君临各国”的企图部分得到实现，但日本始终未能实质上征服朝鲜半岛。

6世纪末7世纪初，日本国内开始实行全面效仿中国的“大化改新”，权力相对分散的大和政权逐步发展为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日本国家的自我意识逐渐高涨，在与中原王朝的交往过程中，日本急欲摆脱称臣纳贡的臣属身份和地位。

日本NHK于2005播出的时代剧《大化改新》。

就在日本大化改新的同时，朝鲜半岛三国之争愈演愈烈。

公元660年，百济在唐罗联军的打击下灭亡，百济遗民向高句丽和日本求援以图复国，日本虽积极备战，却最终于663年在白江口海战中惨败于唐军。5年后，高句丽同样为唐罗联军所灭。

白江口海战地图，图片来源于太宰府市文化ふれあい館

在朝鲜半岛失去了军事、政治立足之地的日本，转而专注于内部的建设和巩固，并积极派遣唐使引进唐朝先进文化。

日本在吸收唐朝文化的过程中同样接纳了中国的“华夷观念”，试图建立以自身为“中华”的“小帝国体系”。白江口一战并未改变日本视朝鲜半岛政权为其附属国的认知，反而在“华夷观念”的作用下，进一步加深了日本对朝鲜半岛的蔑视态度。

8世纪初，日本在致新罗的国书中称“天皇敬问新罗王”以彰显高人一等，753年，在唐朝含元殿朝贺礼上，日本与新罗争抢席位时，日本使者称：“自古而今，新罗之朝贡日本国久矣。”

据《日本书纪》的记载，日本称朝鲜半岛诸国为“蕃”、“蕃国”、“诸蕃”、“西蕃”在9世纪时极为稀疏平常。

《日本书纪》于日本奈良时代早期成书，是日本神话和早期历史的结合。

公元918年，高丽政权统一朝鲜半岛，日本在双方交往过程中自称“上邦”，将高丽贬低为“遐陬”的边境国家，称高丽王为“蕃王”。可见，对朝鲜的蔑视和轻视始终隐藏在日本国家的精神深处。

值得一提的是，天智系王朝开创者恒武天皇的生母是出身百济的高野新笠，日本皇室在某种程度上拥有朝鲜半岛血统是不争的事实。

牛尾日秀所著关于高野新笠的历史小说

矛盾的情绪

——蔑视、敬慕、优越感的共存

“第六天魔王”织田信长创业大半，受部将明智光秀反叛而中道奔殂。经多方战争，信长部将丰臣秀吉由底层足轻一跃而为“天下人”，从而终结了战国乱世，重新统一日本列岛。

日本长兴寺所藏织田信长像

1578年，丰臣秀吉奉织田信长命令征伐播磨国时曾说过：“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素志”。

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为满足国内部分大名扩展贸易的意图及缓解诸多丧失领土武士的不满，其征服和统治朝鲜的意识愈发强烈。

1587年，日本假意与朝鲜修好邦交以图借道伐明，在被朝鲜拒绝后，丰臣秀吉以朝鲜不肯借道为由于1592年开启了侵朝战争。

战争初期，日军连战连捷，仅用一个月时间就攻陷朝鲜三都，八道尽失的朝鲜国王李昖北逃义州，几近灭国。

在明朝军队的援助下，中间虽有议和、反复，历时七年最终击败日本。丰臣秀吉假道伐虢进而侵略朝鲜的事件，是日本“蔑视朝鲜、对等中华”国家意识在多种因素作用下的一次总爆发。

日本侵朝战争将中、日、朝东亚三国全部卷入在内，对此后东亚三国及东亚国际秩序的走势有着深远影响。朝鲜元气大伤实力严重削弱，日本权势转移迎来了德川治世，明朝国力耗损为女真入主中原提供了时机。

江户城天守阁。图/维基百科

德川家康在江户开幕后，多次主动同朝鲜接触，试图恢复两国的邦交和贸易。1609年，日本对马藩与朝鲜王朝签订《己酉条约》，恢复了因战争而中断的贸易往来。

在明廷的默许下，双方交往渐为频繁。日本在釜山设置倭馆，每年派遣20艘“岁遣船”前往朝鲜贸易。朝鲜则派遣通信使前往日本进行政治外交与人文交流。

18世纪的釜山浦草梁倭馆。图/维基百科

从名义上看，朝鲜是与日本具有通信关系的“对等”国家，但德川幕府却在事实上将通信使视为朝贡使节团。1610年德川家康命令林罗山起草致明皇帝的信函中写道：

“其化之所及，朝鲜入贡，琉球称臣，安南、交趾、占城、暹罗、吕宋、西洋、柬埔寨等蛮夷之君长囚帅，各无不上书输宝。”

在“日本型华夷秩序观”下，朝鲜与琉球、安南、暹罗等地一样处于附属国之列。

由于朝鲜儒学尤其是朱子学等文化的发达，使部分日本儒学者、大名对朝鲜学者所拥有的学识相当崇信。

通信使所到之处，都有通晓汉诗文的学者专程前来拜访，相互笔谈论学，唱和诗文，沿途民众则争先向使团成员求其书画，以此为荣。

韩国朱子学大家李退溪，韩国学中央研究所藏。

但此种对先进文化的尊敬和崇拜，进而在文化层面上产生的连带、共鸣的情感似乎仅限于个人领域的敬慕。在日本的对朝外交态度及主要认知层面，对朝鲜的优越感甚至蔑视感才是主流情感。

在政治、情感上蔑视朝鲜的同时热衷于朝鲜文化的矛盾心态是江户时期日本对朝鲜认知的显著特征。

此外，明清鼎革之际，朝鲜王朝自认为继承了明朝儒学正统衣钵，形成了以朝鲜为中心的“小中华意识”，视满清为夷狄，日本为文化低劣的国家，朝鲜文人在儒学文化教养层面拥有优越感。

互相蔑视的态度贯穿着江户幕府时期日朝双方的人文交流和政治往来。

屈辱的七十年

——从江华条约到日本战败

明治维新初期，西乡隆盛的“征韩论”唤醒了隐藏在日本国家战略目标深处的“朝鲜征略”，自此日本通过暴力、恫吓、谋略、战争等帝国主义手段最终一步一步将朝鲜吞并。

早在幕末时期，“西势东来”的外部压力所引发的国家危机感促发了以林子平、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为代表的思想家将朝鲜从蔑视对象转为一个可从国防角度加以利用并进行侵略的对象。

林子平在《三国通览图说》和《海国兵谈》中盛赞神功皇后与丰臣秀吉对朝鲜的侵略，并试图以日本为中心，将朝鲜、琉球和虾夷等地域连接起来，从现实层面思考对上述地区的侵略。

三国通览图说中的日朝邻接区域。图/维基百科

佐藤信渊在《宇内混同秘策》中则提出，若日本欲经略他国，应先取满洲，而后鞑靼（满洲）、朝鲜、中国这一由弱至强的顺序，佐藤信渊的霸权构想可以说是近代日本对外扩张的预见。

被誉为明治维新的精神领袖及理论奠基者的吉田松阴更是对朝优越论和侵朝论的集大成者。他在《幽囚录》中认为日本：

“宜开垦虾夷，分封诸侯，间或夺取勘察加，晓谕琉球，如同国内诸侯朝觐会同，责朝鲜纳质奉贡，如古之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取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去之势。”

作为吉田松阴门徒的西乡隆盛、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人正是继承了其衣钵，成为之后对朝侵略的积极倡导者和实际执行者。

明治政府创设初始，西乡隆盛的“征韩论”因大久保利通等人优先国内发展的国策而未能成行。1875年，日本军舰云杨号闯入朝鲜海领域，在武力优势下逼迫朝鲜签订《日朝修好条规》，以暴力手段强迫朝鲜开放门户。

江华岛事件想象图。图/日文维基百科

1882年，日本强迫朝鲜签署《济物浦条约》，据此日本不仅取得了在朝鲜的驻军权，且以巨额赔款牵制朝鲜的经济命脉。

经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两役，日本几乎得以独占朝鲜半岛的全部利益，但日本并不满足于此，1910年，日本逼迫大韩帝国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朝鲜半岛被纳入日本帝国版图，日本自古以来梦寐以求的“朝鲜征略”在“铁与血”的手段下得以实现。

日韩合并后，虽然名义上朝鲜已然灭国、朝鲜人属于日本帝国统治下的臣民，但日本始终奉行“内外有别”的政策，将朝鲜半岛视为半开化的、急需近代化的蛮荒之地，开启了日本对朝鲜半岛的“野蛮改造”之路。

日本在朝鲜半岛的所作所为彻底激怒了韩国民众，1919年3月1日，以高宗国葬为契机，将近200万民众参与了声势浩大的独立游行运动，日本政府逮捕的人数一时间竟超过了全朝鲜监狱所能容纳的最大值。

三一运动。图/维基百科

此后日本不得不改变统治策略，采取所谓“文化统治”，但民族主义风潮空前高涨的韩国民众始终或明或暗的抵制日本的殖民统治。

1930年代后，日本为抹杀朝鲜民族的自我意识，实行思想控制，采取所谓“同化政治”，宣扬“内鲜一体”、“日鲜同祖”，并颁布“创氏改名”令，允许朝鲜人使用日式姓名。

创氏改名的法院公告，图/维基百科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朝鲜半岛强征“慰安妇”、劳工、士兵等惨无人道的行为以及掠夺战争资源等竭泽而渔的行径可谓罄竹难书。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历经七十年屈辱历史的朝鲜半岛得以脱离日本统治而光复。

强扭的瓜不甜

——二战后日韩关系的发展

光复不久的朝鲜半岛，就因波诡云谲的国际形势分裂为韩朝两个主权独立国家。

日本与韩国直至1965年才在美国的撮合下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但邦交正常化并没有真正解决两国间的领土争端和历史问题，更无法从根本上弥合两国人民之间的情感裂缝。这为日韩两国交往过程埋下了多层不确定因素，而日本朝鲜两国至今仍未建交。

日韩基本条约签订仪式，图/NHK for School

日韩早于1951年10月就在美国的调解下开始了邦交正常化的预备性会谈，但双方在多方面尤其是日本殖民时期历史问题上分歧过大，在历经13年零8个月的谈判后才得以最终建交。

20世纪70年代，“政冷经热”的日韩双边贸易不平等现象日益严重，日本始终处于有利地位，在对韩贸易中赚得盆满钵满。

而韩国中央情报局特工在日本东京饭店绑架金大中事件以及韩裔日本人文世光赴韩刺杀朴正熙未遂事件使两国关系跌入低谷。经美国调解后，双方达成外交妥协。

朴正熙、陆英修夫妇与子女们。图/维基百科

20世纪8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导致美苏关系紧张。为强化对抗苏联的体制，1981年上台的里根极力唆使日韩改善关系。

1982年中曾根康弘出任日本首相后，以“战后政治总决算”为目标，提出“日韩新时代”的口号，日韩关系开始升温。

1983年1月，中曾根在访美前夕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日本首相第一次对韩国的正式访问。1984年9月，全斗焕不顾韩国民众的强烈反对对日本进行回访，这也是韩国总统对日本的首次访问。

虽然民间反对声音强烈，但双方领导人的互访使日韩关系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84年首次访问日本的韩国总统全斗焕（图左），图片/时事通信社

随着国际冷战秩序的解体，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日韩双方领导人互访频繁，虽然双边关系时进时退，但总体而言，仍是朝着较好的势头发展。

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韩国媒体和民众要求反思过去的对日外交，鲜有地认为“金泳三政权在历史认识和领土等问题上过分地刺激日本人的情感”，希望进一步改善日韩关系。

金大中执政时期，日韩在政治、经济、外交、安全保障、文化等五个领域的交流合作都有了实质性的进展，2002年双方联合举办了世界杯足球赛，双边关系得到较大改善。

2002年日韩世界杯纪念币。图/维基百科

但好景不长，进入21世纪后，两国因领土争端问题、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殖民统治期间受害者赔偿等问题导致关系急剧恶化，使得日韩关系陷入建交40年以来的最低点。

2005年3月23日，韩国总统卢武铉发表《有关韩日关系告全国国民书》，呼吁国民要不惜经济代价准备同日本打一场“持久战”。

李明博执政后，大幅调整卢武铉政府的对日外交方针，两国关系再度升温。虽然双方围绕历史、领土问题进行过激烈的较量，但都采取“冻而不僵”、“斗而不破”的现实主义外交策略。该时期，“天安舰事件”、“延坪岛事件”导致朝鲜半岛局势持续紧张，美日、美韩间频频举行各种形式的军演，以此为契机，日韩间的军事交流合作日益密切。

朴槿惠执政前期，以日本战败70周年、日韩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为契机，2015年12月，日韩两国就持续半个世纪的“慰安妇”问题达成协议。朴槿惠执政后期，趁中韩就萨德部署问题龃龉之际，日韩关系急剧升温。

二战后，日韩两国在政、经、军领域等国家层面的交往可谓波动起伏。在民众情感上，韩国民间对日本的态度始终持较为强烈的批判态度。

日本在侵略问题上的暧昧态度、国内教科书修改问题、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政治人物关于历史问题的不当发言、领土（独岛）归属问题等问题始终是横亘在日韩之间最大的障碍。

当下日韩关系的破裂从二战后双方交往的历史来看，可谓正常的反复，但由于复杂的国际关系变动给当下的日韩矛盾增添了一丝不安的阴霾。

若从长远角度来看，“和则双赢、斗则两败”的现实主义外交理念必会让脱轨的日韩关系重回正轨。

参考文献：

1.郭锐，王箫轲：《近代以前日本的朝鲜观》，《史学月刊》，2014年第9期。

2.穆彪：《壬辰倭乱背后的明朝日外交》，《安徽文学》，2017年第7期。

3.范业红：《日本江户时期思想家的朝鲜观》，《黑河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4.姜龙范：《二战后日韩关系的演变》，《东亚评论》，2018年第1辑。

5.[韩]赵景达著，李濯凡译：《近代朝鲜与日本》，新星出版社，2019年。

6.罗丽馨：《十九世纪前的日韩关系与相互认识》，华艺学术出版社，2020

?本期坐馆 | 殷九洲（复旦大学日本史在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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