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柯静

阿莉·拉塞尔·霍赫希尔德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家之一，素以情感社会学的研究视角而闻名。她将“环境污染”作为锁孔问题，深入走访路易斯安那州，去寻找为何在环境污染更为严重的红州地区却激烈反对监管污染源的悖论。在《故土的陌生人：美国保守派的愤怒与哀痛》一书中，霍赫希尔德试图跨越党派分歧，从5年间频繁探访的40名茶党拥护者中择取了6名典型代表，介绍了他们的“深层故事”，从政治情感角度来剖析美国极化政治现象中保守派人士的意识形态。

让霍赫希尔德产生浓厚兴趣的是，被探访者来自各行各业，看待问题的角度和情感状况有着明显差异，却对环境污染监管有着同样坚定的抵制。在无数次跨越分歧的沟通交流之后，霍赫希尔德向读者展示了美国右翼人士的“深层故事”：他们白手起家，相信可以通过努力工作和公平竞争获得阶级跃升，却由于左翼人士的进步运动，承受着原本排在后面的弱势群体（女性、少数族裔、移民、LGBTQ群体）不断插队，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代经历终身向下流动趋势的人群。蓝领的生活方式、坚守的传统信仰、视为荣誉的忍耐和勤奋，却被认为是思想封闭，变成故土上的陌生人。

在同理心之墙的一边的左翼人士，认为表现不公平的道德词汇是资源的“公平分配”，将越来越富有的1%和剩余99%的美国大众之间的矛盾视为阶级斗争，冲突爆发点位于阶级阶梯的顶端。在同理心之墙的另一边，是反对大政府的右翼人士，不公平体现在“制造者”和“索取者”之间，冲突爆发点位于阶梯下端的中产阶级和穷人之间。他们并非不具备同情心，但并不认为可以被插队者剥夺原本属于他们的权益。深深影响他们的三个关切是：税收、信仰与荣誉。但在美国梦的道德标准中，他们似乎是必须做出自我牺牲的人群。他们感觉遭受了联邦政府的背叛，故而全心全意地转向自由市场，以对抗联邦政府和索取者组成的强大联盟。

在此情绪推动之下，美国右翼人士普遍抵制环境监管，他们害怕因此会失去工作，同时并不认为监管真正发挥作用。他们憎恶加税，因为福利永远青睐弱势群体，总与他们擦肩而过。他们信奉传统价值观，渴望通过正当工作获得尊重，却被进步人士讥讽为偏狭、落后的“红脖子”。他们向霍赫希尔德诉说着自己被推向队伍后方的“深层故事”，这一群体整体性的失落感演绎了一出出让人们困惑不已的政治与环境问题的悖论。这种失落，显然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还包括白人种族地位、传统社区和宗教自豪感、文化主体性的失落。这种现象导致美国的社区和地域日益同质化。选择在何处居住，似乎与意识形态上站队存在密切关联，而这一倾向又经由媒体操纵进一步增强。交流途径的多样化，并未削减理解他人经历的障碍。

对霍赫希尔德来说，与挖掘“深层故事”、理解右翼政治情感吸引力同样重要的，是能否引导美国社会攀越理解他人障碍的“同理心之墙”。这堵墙令人们对信仰或成长环境不同的他人漠不关心，甚至怀有敌意，是形成偏见和隔阂的重要原因，更是破除美国政治僵局的关键。但当下的美国社会普遍将跨党派沟通当成屈服，将同理心视为软弱。党派已超越种族，成为引发分裂和偏见的根源。

略遗憾的是，虽然霍赫希尔德准确认识到自由派人士必须跨越“同理心之墙”，去理解保守派人士的不满、生活经历和挫败感，但那句“分歧之所以扩大，是因为右派更右了，而非左派更左”的论断，仍带有浓重的左派身份色彩，恐怕很难让保守派人士信服。即便的确如作者所言，2016年的美国大选，特朗普巧妙地利用了那些感到失落的美国人的情感，但在2021年的当下，右翼政治的情感吸引力并未消失，甚至因特朗普四年执政而更加深刻。在此背景下，重建社会共识绝不能仅凭左翼人士的一厢情愿，执政的美国政治精英更须将跨党派合作真正落实于国会和政府行动之中。

然而，当下的拜登政府似乎有心无力。新冠肺炎救助计划作为拜登上任后的首个重大立法活动，是在只有民主党支持的情况下以预算和解程序的方式通过的。而2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计划作为拜登计划推出的第二项重大立法措施，已遭遇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的明确抵制，称其“包含着极左的优先事项，是美国一代人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加税”。这使得拜登政府很可能再一次寻求预算和解程序的特殊通道。两党共识非但未能重建，反而愈加遥远。更重要的是，在拜登政府密集推出的系列平权措施下，被右翼人士深恶痛绝的“插队”现象再次席卷而来。而进步人士在拜登内阁中的话语权提升，意味着弱势群体未来在美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话语权将会继续提升。若拜登政府不能在其短暂的执政期间让保守派信服“被插队”的理由，在一旁虎视眈眈的“特朗普们”一定不会错过激发右翼人士情感的机会。

（本文为第20期“解放书单”主书单书评）

《故土的陌生人：美国保守派的愤怒与哀痛》[美]阿莉·拉塞尔·霍赫希尔德 著夏凡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本文配图来源：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