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站放映结束后，志愿者在影院门口卖范立欣签名的海报，据称此收入会用来资助片中的农民工家庭。

《归途列车》海报

　　“纪录片能够在院线存活，和商业片同分一杯羹，很大程度要看观众，初期肯定有个培育期，这一步总要有人走的。”在此理念下，范立欣开始《归途列车》“一城一映”的放映活动，但究竟收效如何，仍要经历市场与观众的考验。

　　《归途列车》记录了春运大潮中一对农民工夫妇张昌华和陈素琴，并以春运为切入点，展现张昌华一家在城市的打工经历以及他们与儿女之间的矛盾与温情。

　　电视时代到来后，一度在战争时期的电影院里辉煌过的纪录片，如今很少回到银幕。

　　1月9日，今年“春运”正式开始的第二天，民间纪录片导演范立欣带着他颇负盛名的片子《归途列车》在上海衡山电影院举行了一场放映。这次放映属于“一城一映”活动的一部分。此前，“一城一映”活动已经从1月7日开始了在北京、济南、广州、深圳、武汉等多个城市放映，每个城市仅放映一场，并持续到19日。

　　“没办法，能尽量多走一些城市就多走一些，我们用这种看上去较为粗笨的方法，去实现纪录片回归影院的理想。” 每天都要坐飞机“赶场子”的范立欣告诉记者。

　　尽管已经有视频网站上传了这部纪录片，但范立欣还是想借这样的放映活动为暂定于2月份的公映做一些口碑预热，同时也见见当地影院的选片人，为《归途列车》将来的放映争取一个机会。

　　然而，除了范立欣的努力，《归途列车》真的上映后，它“院线生命”的长短，最终取决于市场和观众。记者亲历了1月9日的放映活动，这次放映或许是当下纪录片进院线的考察样本。

　　观众：

　　600人的厅只坐了一半

　　9日晚上6点半，衡山电影院600人的影厅中，观众稀稀拉拉地坐了一半。原因是一个单位说好包场，人却来得很少，剩下的票也没来得及卖。放映时，影片硬盘还临时出了问题。在放映结束时，影院人员没等字幕结束就早早地亮起了场灯。

　　这让范立欣回想在美国上映时，爆满的观众，心里不免会有些堵，“毕竟片子拍的是中国人，拍出来也想让更多的中国人看到。”不过，片尾感谢字幕一出现，观众就自发地响起了掌声，多少让他有些宽慰。影片放映后，范立欣与现场观众进行了关于“春运”、“农民工”等热点话题的交流。

　　从现场放映效果来看，“听”大于“视”。《归途列车》由法国名导侯麦的御用剪辑师操刀，后期制作用了7个月，光声音制作就花掉接近9万美元。在影院版5.1声道环绕效果下，音效显得尤为突出，火车站嘈杂的人声细化许多，配乐在大空间里的气氛渲染还是足够到位。只是受限于纪录片拍摄的严苛条件，画面效果还是有些不尽如人意。

　　有些观众已经在网上看过影片，对电影院里的画面效果表示困惑，“感觉不太一样，人群铺满银幕，看起来真壮观，但有些镜头焦点虚了，在家里看没注意到。”

　　对此，范立欣解释说，因为片子是数字机拍的，所以清晰度肯定比胶片要差些，加上画幅比例与影院银幕画幅比例不吻合，只好放大画面适应银幕，所以看上去有些虚焦。

　　联和院线宣传策划部经理顾敏表示，好多纪录片用的都是数字摄像机，它拍摄的效果放到大银幕上肯定会打折扣，不过，纪录片的内容大于形式，并不特别影响《归途列车》在电影院里的前景。

　　影院：

　　放映有风险但也要坚持

　　据范立欣说，本次“一城一映”活动只得到了圣丹斯电影节电影基金的部分资助，剩下的靠自己和朋友，“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观众，观众是不是能买票进电影院看纪录片？”

　　对此，联和院线的顾敏很有信心，“艺术电影还是有一定的观众群的，喜欢它的观众都一定会来看。”他告诉记者，《归途列车》在“一城一映”活动结束后，将会在2月份重新进入院线，并且影院会坚持做一个长线放映。“衡山电影院将作为艺术电影的试点影院，在二三月份开始放映一部分艺术电影，包括纪录片。”只不过放映会安排在晚场，黄金时段还得让给商业大片。

　　同时，顾敏也认为，艺术电影还是有它的受众人群，可以肯定的是，即便面临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会坚持做下去”。

　　范立欣为此喜忧参半，喜的是像上海衡山电影院、北京百老汇电影院、济南百丽宫影院这样的影院可以为艺术电影、纪录片划出一块“自留地”，忧的是影院出发点虽好，信心却不足，所谓的长线也只有一两个星期，一看情形不好，影片就会被逼下线，那么可能纪录片放映又会沦为一两日的“短途游”。

　　“毕竟纪录片不是主流电影，盈利点无法计算。就算肯赔本赚吆喝，不符合市场规律的操作势必面临被淘汰。”范立欣反复强调，“纪录片能够在院线存活，和商业片同分一杯羹，很大程度要看观众，初期肯定有个培育期，但这一步总要有人走的。”

　　票房：

　　要钱还是要更多人看？

　　《归途列车》总共花费了100万美元的制作费。对于一部民间制作的纪录片来说，数字可观。国内票房，范立欣本人并不抱太大的希望，“拍这个片子时，也没有想到过回报，不过《归途列车》在海外发行还不错，发了40万美元，国内北京moma影院长达五个月的放映，票房也有1万多元，他们的放映厅只有100个人的座位，每次的上座率大概都在80%左右，我挺知足了。”

　　正值春运，当记者问及为何不把片子拿到农村或是火车站广场上去放，范立欣表示也有此意，他告诉记者：“有80个大学生回老家搞活动，他们很喜欢我的片子，我就给了他们100张片子，让他们回去放给家乡的农民看，有一个同学前几天在火车上打电话给我，问我可不可以在火车上放，我当然愿意。我也会继续联系这样的场地，能在更多的场地上放映，才能让更多的人看到。”

　　如果相比较更小众题材的纪录片、艺术影片，它们对市场的期待又在哪里？纪录片的公众意义和社会价值正在将它逐步抽离商业化，而纪录片该不该商业化，纪录片究竟该不该要票房？

　　有业内人士解释，“纪录片的经济回报相对于商业电影来说是长线的，在上映后很多年还能够卖播放权，是无法用纯市场眼光来衡量这件事。就低成本电影的放映来说，支持少数电影院长期做这件事，不能全靠NGO组织的资金，政府还需要做出一定的扶持。”

　　不管如何，纪录电影与电影院之间，都将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归家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