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酒吧（2002年）摄影/安娜伊思·马田

张玮玮在北京霍营家中（2004年）摄影/安娜伊思·马田

《流浪之歌》排练中，（左起）郭龙、小河、万晓利、安娜、张玮玮

我们的脉络

其实可以往身后伸很远

张玮玮：我和郭龙，我们俩都参加过新疆的乐队。我们差不多是中国独立音乐圈里对哈萨克人的音乐了解最深的。包括歌词，你要知道哈萨克音乐，它民歌那个叙事，那真是一个宝藏。

我觉得我们的脉络其实可以往身后伸很远，远到四五百年前。我们以前有个乐队叫IZ，马木尔唱的一首歌是500年前哈萨克人的，我俩最喜欢的那个《撒马尔汗山》。那是二战时候，苏联人把好多哈萨克人组了一个军队，一个哈萨克士兵在前线想起他家的一座山，写了这首歌。对我们来说民谣就是这个东西，它的来源，它呈现的东西，是真正和广袤大地、和人的关系要更近一些。

郭龙：哈萨克唱歌的人叫阿肯，直接翻译过来，首先是“诗人”而不是“歌手”。游吟诗人，所以它文学性、叙事性特别强，他只是用音乐来衬托他那个东西，他并不是现在意义上的音乐工作者。

张玮玮：阿肯还有一个翻译是“传递信息的人”。因为古代在草原上，牧民没有报纸、电台这些东西，你怎么把新闻信息传递过去，是靠这些人。这些人他是流浪的，他靠这个来生活。他们会唱歌，会弹琴，唱的都是固定的、各个部落大家通用的一些曲调。他从这个部落去下一个部落的，下一个部落很自然地就问那个部落现在怎么样，我的哥哥在那儿，我姐姐嫁到那儿了。

他就用他的手法，用这些曲牌，用他处理文字的能力，把那个部落的事情传递给这个部落。用弹唱的方式，因为你光坐在那儿说没意思，你一唱出来就不一样了。到现在阿肯还在哈萨克人的世界里存在，每年还有阿肯大会。

回族人有花儿大会，你夸一个姑娘，你要把她唱到最好，用词用到最好。我们小时候特别喜欢的一个花儿歌子，说“姑娘你可以，穿了个健美裤，裤子上还绣了一个OK”。这一句歌词一下子把上世纪90年代初某个回族女人的形象给定义了。它的诗意不是文字的诗意，它是情境的一个更深的诗意，这才是民谣该追求的东西。

阿肯那个世界就广袤得无边，因为语言不通，咱们没法完全了解到，歌词玛木尔也翻译不了。它本来是一个充满大地的力量，人生特别大的一个东西，但是是用最直白的话来描述的。你想想它如果变成“民谣与诗”“诗和远方”，有点可惜。

它被符号化了，被城市的青年定义成了逃离城市生活的一个小小的东西。当你怀有这个东西，路过地下通道看见一个卖花老头的时候，你产生不了任何感情。因为卖花的老头、地下通道和这个城市一样，是你要逃离的东西。你真正希望的是“诗和远方”。

但如果你是按照民谣的角度，当你站在地下通道看着这个卖花老头的时候，整个世界就在你的面前，最大的悲悯、最大的感动、最大的美就在那一刻。我觉得这才是我理解民谣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一直没做好。

停下来就是为了

把身上的压力都卸掉

北青报：正想问呢，您怎么不跟“野孩子”在一起了？

张玮玮：我离开已经一年八个月了。主要是自己的状态需要调整。

北青报：您说过“野孩子就是两个字——排练”。

张玮玮：做音乐的人，每天去练习乐器、练习嗓子是应该的。就像唱京剧的人，每天早上他都要练那些动作、吊嗓子什么的，其实一样。我们每天下午排练，二点半到六点结束，中间还休息半个小时，每天其实就排三个小时。这对于一个工作来说很轻松啊。

搞艺术的人总是给人感觉很散漫，稍微有一个正常工作的感觉，别人就老说你们怎么这么勤奋。你看每一个人都是大清早工作到晚上，我们没有干什么，我们过程其实挺舒服的。

北青报：就是说不是因为训练太枯燥了？我就说嘛，看纪录片里你对排练还挺享受的。

张玮玮：你每天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和大家在一起，其实还挺好。我离开主要是自己的问题，这些年创作有点瓶颈了，就想自己得改变一下。

最主要原因是连着好多年了，嗓子严重的吃不消。我从19岁开始工作，进这行开始唱歌，一直到前年我42岁，20多年从来没有停过。到最后一演出一唱歌嗓子就疼，前年一查是声带黏膜脱落。然后它也没有办法，也不可逆转，只能节约用了。

北青报：那休息这一年多，主要就是写作和创作音乐吗？

张玮玮：我一直拉手风琴，可这一年半我手风琴一下都没有碰过。本来想着好好写东西，做公号。结果一开始写，发现又还是一个模式，就会有人提醒你公号要定期更新。

北青报：要经营它。

张玮玮：对，不然就没有人看。过了一个多月我就觉得又是一个压力。我停下来就是为了把身上的压力都卸掉，所以我就公号也不更了。但是我一直在写。

北青报：您写得很好。

郭龙：别当作业写，有了就写。

张玮玮：我一定要从工作那个状态中出来。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不论是乐队还是个人，大家都开始把经营自己变成一个更重要的事情了。不是说不能经营，而是它变成了一个更重要的事情。

如果我们是有公司或者有什么，这个肯定没问题，有一帮人在做这些事情。而我们其实都是个人的，一旦心思变得比重偏到这上面，就好奇怪。这几年我们不知不觉进到这个东西里面。因为所有人都进到这里面了，然后你也觉得它是对的，应该这样子。

本来我们都是一个人演出，或者两三个人，朋友在一起。现在全都开始团队化，灯光、音响、VJ，乐队一定要是大编制，鼓、贝斯、吉他什么的，因为有了音乐节对你的需求。这几年，对于我们这些独立音乐人来说变化特别大。一个是内部的变化，还有外部的变化。

我不能被动地

一直跟着世界运转

张玮玮：创作遇到瓶颈有好多原因，一方面是自己年纪到了一定阶段，过去熟悉的那套东西，你已经用过的手法、表达方式，都已经厌倦了。所以怎么写歌都觉得不好听。不是歌不好听的，是那套东西厌倦了——写词的方式，用的和声，用的所有的这些。

再有一个就是人、事给人带来的那些纷扰。好多时候人是在应付事儿和应付人。人和人的关系变了，不像以前那么单纯，大家好好唱歌就行了。就开始有好多麻烦的东西。

其实有些东西，我觉得我们并没有好好想过，它到底符不符合我们自己的需求？我们在这样的时代里面该何去何从？其实我们没有时间，并没有仔细想。然后有时候是有点被动，不是你在带着一个事儿走，而是事儿在带着你走。

所以我在这个时候的选择，我要尽可能把该摘掉的东西都摘掉，不论是人的关系还是事的关系。我要把我自己给摘到一个相对早期一点的状态。然后这样我能自己想一想，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不能被动地一直跟着世界运转。

北青报：很好，很好。

张玮玮：是吧？我没有能力去改变世界，但是我有能力改变我自己。我只有这一个能力，所以我必须把这个能力拿回来。这一年半我就是在干这个事。现在基本干成了，所以我现在很开心。

北青报：那就好，我怕您又抑郁了。

张玮玮：没有。前年有点抑郁，很抑郁，站在台上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那么热爱音乐，从小小年纪就在做的，到最后我站在台上，我根本不知道我在干什么，然后有时候跑神。但是台上的演出经验什么的又很丰富，跑神别人看不出来。底下的孩子在鼓掌，用我们当年小时候看我们喜欢的人演出的那种眼神看着我们。然后你就会觉得特别羞愧，你觉得你骗了别人，那个特别难受。

我前年就是停下所有的演出，我就给自己一个任务——如果再站到台上演出，一定要自己是释放的，不是在完成工作。如果是完成工作的那种，就不要在台上站着，不要在这上面丢自己的脸了。不要欺骗别人，不要骗自己。

北青报：那明天晚上的演出，算是您这一年半之后重新又站上舞台吗？

张玮玮：重新站上舞台是上周。上周我们在上海，三天。

北青报：我看到有人公号写了，标题是“中年民谣男歌手们：童谣，民谣，以及修补生活”。

张玮玮：那是这一年半第一次正式演出。是我跟小河的一个计划。我唱了自己的三首歌——新写的两首，还有《米店》。翻唱了一首小时候的儿歌《小白船》。然后跟大家合唱了两首歌。又给小河他们“寻谣”乐队的一些歌当了伴奏乐手。特别好。

三天特别累，每天早上九点就得到剧场，它全是当天的演出当天完成，流程特别复杂。因为是好多人拼场，最后还要大家一起唱，还要排练。但那三天一直沉浸在一种舞台的美妙中。

完全没有任何预期

突然那两个夏天就来了

北青报：你们和小河、万晓利、安娜五个人这个“河”乐队2018年就成立了，这两年之间没有演出也不排练吗？

张玮玮：如果没有这个戏，“河”是一个全世界最轻松的乐队。因为这些歌都是我们特别熟悉的，是我们年轻时各自的歌，或者以前大家都喜欢的一些歌。所以唱这些歌、演这些歌不需要去排练，排练反而会让它下降。

因为它更像是民歌的那种表达方式，开心了，它就是开心的样子；喝完酒，它就是喝完酒的样子；下午喝茶，它就是喝茶的样子。只是这回要变成一个剧，舞台需要很确定，所以我们排练了一个月。

郭龙：我们这个乐队，它不是以事业为导向的，它是以情感为导向的。我们在一起就是为了这几个人在一起开心，那份关系，大家一起做事特好玩。并不存在一个，我们要把“河”乐队做成什么什么……

张玮玮：郭龙说得对。包括这个剧，别人我不知道，至少对小河、晓利、安娜、郭龙我们五个人而言，它不是我们事业的一部分。我对这个东西没有事业上那种功利心，或者是任何那种企图。

北青报：那就算是个青春纪念品？

张玮玮：不是，是我们友谊的一个延续。这一辈子你不可能再重来一个20年。今年是2020年，到2022年我们和安娜、小河、晓利，我们认识就20年了。

现在40多岁，你现在认识的朋友，没法像20多岁时那么完全没有任何障碍地，互相把自己所有的优点缺点暴露出来，并且还互相接纳。现在交朋友也不会再往那么深地走。

北青报：昨天彩排时安娜也提到了，她说“离这儿不远的，当年的那个小酒吧”。帮我回忆一下你们当年在“河”酒吧的时光吧。

郭龙：火热而混乱的青春。

张玮玮：而且是可遇不可求的。它没有经过任何设计，在我们完全没有任何预期的情况下，突然那两个夏天就来了。其实很短，2001年、2002年。2001年我们在“河”酒吧待着，安娜就进来。不光安娜，一堆人。小小的一个酒吧，当时开它完全是因为那会儿在北京做乐队太难了。现在的乐队太好过了。那会儿是完全没有演出机会，独立音乐对于那会儿的中国是不存在的一个东西。

那个酒吧当时只有10个平方，开那个酒吧就是为了卖点酒、挣点钱养活乐队。完全没有给它任何预期，结果它在那两年里面，最后发展成了一个当时北京文艺青年的聚集地。

它是碰巧变成了一个这样的地方，因为当时没有这么一个地方。最早只是因为“野孩子”乐队的人是兰州人，当时我们出来到北京，身上带着那个浓浓的地方气息，就是招待朋友。今天你进了这个门，那怎么样我也得让这个地方热气腾腾的，让你感觉到那个氛围。而且自己也喜欢那种，到晚上就想跟朋友说话、玩、开心。

不毛之地，已高楼林立

昨日如梦，似流星划过

北青报：我被朋友带着去过一次，一直想知道它是在现在三里屯南街的哪个地方？

张玮玮：就是现在的朝阳SOHO。SOHO中间不是一个广场吗，旁边有好多饭馆、各种店，就在栏杆边上。

7月份正好有朋友叫我们去那儿吃饭，喝大了，半夜三点钟我们就一直找。那个天桥还在，我们就顺着那个天桥定了个位，拍了一张照片。周围已经完全跟当年没有任何关系了，我们在那儿站着，集体念了一个朋友（石头乐队）的歌词：“不毛之地，已高楼林立。昨日如梦，似流星划过。”

当年那儿都是破破的家属楼，然后有树、修车的自行车摊，然后小饭馆，饭馆里面的菜都又难吃又便宜。

郭龙：在那儿经常吃一夜。往往这种，你当时身在其中是根本不知道的，觉得很自然地天天那样玩。等突然“哐”结束了，再过一阵子回头看，哦，原来那可能是你一生中最好的时光。

张玮玮：可能它好就好在你是不自知的。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它是在那样一个很特殊的时期，大家都没有什么可玩的东西，大家都比较地下的那种状态，无名无利。所以碰到一起很轻松，谁对谁都没有要求，仅仅是为了开心而已。唱歌就是唱歌而已，没有任何表演，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都年轻，荷尔蒙旺盛，每一个人都急着表达自己。又乱又炸，又对未来充满了希望。碰到一起就是一个特别热烈。

其实只有两年，就两个夏天。感觉短暂而璀璨，就像“砰”三里屯上空放了一个大烟花。我们都是那烟花里面一颗小火药苗，“咚”一炸，就过去了。

北青报：你们说的让我很感动。我得承认，我最早对《流浪之歌》这个剧是低估了，我甚至想它就像你们捧着安娜玩的一个堂会一样。现在我了解了你们之间的感情和当年共度的时间，安娜当年拍的那些照片，其实是你们青春的见证。

张玮玮：其实我们也没有说一下就相信这个戏了。我现在是在，我要把它给提炼出来，我要相信它。相信它就是要用我的感情，用我的期望，用我的向往去美化它。我要从里面找出东西，然后来说服自己。只有说服自己了，我才能站在台上，才能说服别人。

采写/本报记者 吴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