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为什么不当跟皇帝实际待遇无差别的权臣、而一定要篡位称帝？因为他想折腾。只有当上皇帝、改朝换代，他才能毫无阻碍地为所欲为，把天下尽情折腾成自己梦想中的乌托邦。所以当他坐上皇位的那一刻，新朝的官员百姓们做梦都没有想到，新皇帝的改制会把亿万百姓同他自己一起拖进深渊。

从公元9年正式登基开始、到公元23年被乱军杀进宫砍头为止，十余年里王莽的改制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但种种改制最后的下场都几乎跟他本人一样：死。

1 改名称

孔子曾经曰过，“名不正则言不顺”；子还曾经曰过，“必也，正名乎？”在儒家看来，什么事情不讲究名正言顺，必定会失败透顶——王莽深以为然。虽然上位是靠法家手段，但王莽从少年起就是标准儒生，读的是儒家的经典、交的是儒家的师友、连上位主要也是靠儒生们的吆喝。所以他一称帝，首先就雄心勃勃地要改名。汉朝改为新朝，就展现了王莽追求除旧布新、焕然一新、出秦汉淤泥而不染的小清新志向。

但一个“新”字当然不能代表王莽的壮志雄心，他以《周礼》为依据，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头衔更换工作。比如秦汉以来的三公九卿制，王莽把九卿中的大司农先改名“羲和”再改为“纳言”、大理即廷尉改称“作土”、接待宾客的大鸿胪改“典乐”、负责工程的少府改为“共工”——一切以复古为准绳。

此外，三百石的官叫“下士”、四百石的叫“中士”、五百石的却不叫上士而叫“命士”。一千石的叫“下大夫”、比二千石的叫“中大夫”，正宗二千石却不叫命大夫而叫“上大夫”……命名的规律，就是没什么规律。

不仅官名要改，建筑名也要改。太后住的长乐宫改“常乐室”、皇帝住的未央宫改“寿成室”、前殿改“王路堂”、宫门改“王路门”……甚至还没登基，王莽就已经把京师名字改成了“前辉光”和“后承烈”。

改名许多时候是为了降级。比如汉朝封的诸侯王，王莽认为不合适，统统改成“公”；边疆四夷的王跟着改成“侯”。王莽更下令把高句丽改成“下句丽”、把匈奴单于改成“降奴服于”——对着四夷宾服的天朝，国名和称号不能搞僭越。

这一改就改出了问题。汉朝给匈奴单于的印是“匈奴单于玺”，王莽派人送去的却是“新匈奴单于章”。从玺降级到章，虽然实际待遇不变甚至还有少少增加，抵不过心理上被王莽无故贬低啊。于是过不了几年，匈奴就开始撕毁和约在边境抢劫骚扰，一直到最终大兵压境、边患复生。

等王莽一死，他的这些新头衔也就烟消云散了，统统成了后世的笑柄。

2 改薪酬

王莽按《尚书·禹贡》的记载，按周朝的制度封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有爵位的，他一共封了七百九十六人，另外还有一千五百一十一人没有爵位但有封土，即便封土最少的只有十里。

但问题在于爵位封出去了、封土给出去了，却不能兑现而只是一个纸上画出来的大饼。由于当时的地理边界也在改、一时无法确定，受封者不可能去自己名义上的封地去建府收税，只能在长安干等。而王莽发放的生活费又很少，一度导致生活都成了困难。有爵位的早就通过职权赚得盆满钵满，倒是不成问题；下一等的囊中羞涩，甚至不得已去打短工。

几年后，王莽又出台了“吏禄制度”，把全国行政官吏分为十五级，从最高级到最低级俸禄收入相差一百多倍。这也罢了，但王莽实行的是浮动收入制，即俸禄与农业收成的丰歉挂钩：粮食产得多官员就多赚点，歉收的年份官员的裤腰带就要勒紧一点。

但这套挂钩工资制计算繁琐先不说，有权在手的官吏怎么可能苦自己？羊毛出在羊身上，当然是把亏欠的往百姓身上转嫁来得轻松自然。于是贪污贿赂强取豪夺成风，百姓一肚子怨气还无处可发。

王莽推行的微薄俸禄制，让清正廉洁的官吏没法生存，只能被迫变为贪赃枉法的官吏。但王莽不觉得官吏的腐化变质跟自己的改制有关：周朝的政治难道不清明？古人的做法那么完美，都被如今这些没觉悟的官们糟践了。

3 改行政区划

据《尚书·尧典》记载，天下在古代时分为十二州，于是王莽还没有篡位，就已经把十三州强行改为十二州。

等到篡位成功，新的想法又取代了旧的：《尚书·禹贡》记载，天下不是十二州而是九州。王莽又把十二州强行改为九州。

不仅如此，当初西周不是有西都镐京、东都洛邑两个首都吗？那我新朝也不能落后。王莽把长安改成“常安”定为西都，东都自然就是洛阳。

仅仅过了两年，王莽又再一次重划全国行政区：都城五百里内设内郡、五百里外设近郡、边境地区设为外郡。跟汉朝相比，王莽设了一百二十五个郡、二千二百零三个县，数目更多但总体面积却没有增加，于是郡县面积都比原来小。

如果只是换个郡名区划，也还行。但爱改名的王莽当然不闲着，他改郡守为大尹、都尉为太尉、县令为县宰。牌子刚刚做好，他把大尹分成卒正、连率、大尹三种，都尉分成属令和属长两种。公章刚刚刻好，他又实行军政合一的地方官制，卒正连率大尹又变成了“将军”，属令属长又变成了“裨将军”……

除了刻章做印的人收入翻番之外，其他人都被折腾得够呛。

4 改土地制度

农业社会，土地是国之根本、重中之重。周朝实行井田制，所有土地都归周天子。一直仰慕古代的王莽，一称帝马上开始改土地制度。

他把所有土地收归国有，称为“王田”，禁止买卖。一家的男性如果不到八口，那占田不得超过九百亩，超出的必须分给亲戚邻居耕种。没有田的人，由国家分配规定数额的土地。要是谁敢对着干，就把他流放到边疆去。

平心而论，王莽的出发点是好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秦汉以来土地兼并严重、贫富过于悬殊的社会矛盾。即便在两千年后，革命者提出的纲领里还有“平均地权”这一条，足可见土地问题在历史上贯穿始终：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无立锥之地。王莽的理想，就是恢复周朝“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的均田理想。

但理想丰满现实骨感，当时的土地兼并之势已经持续了几百年，大地主大豪强比比皆是。王莽既不能损害他们的利益——他毕竟不可能单枪匹马统治天下，又不能一点不动他们的利益——不然理想就等于不想。他的土地改制看似坚决伟大，推行起来却处处掣肘，许多政策只是纸上的条文，根本无法推行。

改制三年后，王莽就下令恢复土地买卖，土地改制黯然收场。复古井田制的破产，差不多是所有改制中最快收场的一项。

05 改奴婢制

自己的儿子王获曾因杀死一名奴婢而被王莽逼令自杀，虽然是在他登基之前，但也多少看得出王莽的以人为本情怀。在土地改制的同一封诏书里，王莽宣布改称奴婢为“私属”，跟土地一样禁止买卖。

禁止原因之一，是因为自耕农大量沦为豪强的奴婢，土地都快没人去种了。而对于农业帝国而言，财政收入比如征收的田租、算赋、口赋、户税统统都是以自耕农的存在和稳定为前提的。在正常满足温饱的情况下，自耕农未必就有冲动去给豪富人家做牛做马。

但问题就在于土地兼并严重，自耕农丧失土地之后除了为奴别无他选——为奴至少能有饭吃。自耕农选择躺平成为奴婢，统治者就发现财政收入越来越减少了，所以才会开始禁止奴婢买卖。

但王莽只是冻结现状，而不是真的出于人道主义实行废奴，比如改制归改制，奴婢的后代仍然只能是奴婢。也就是说，王莽认为奴婢不能太多，但也不能没有。

只是随着土地改制的夭折，奴婢买卖也随之告终。退而求其次的王莽只能立法提高奴婢的口钱到一般人的三十倍，以高成本抑制蓄奴。但到他死为止，奴婢数量依旧是有增无减。

06 五均六管

五均，据《乐语》记载属于古代天子对市场所设立的制度，相当于后代的市场管理。天子派人管理市场，按商品质量、时令季节实行统一定价，目的是控制物价上涨，使“市无二价，四民常均。”

五均之后是六管，就是政府直接掌管六项重大的经济事业，即盐、铁、酒实行国家专卖；货币铜冶由国家专营；名山大泽由国家管理；五均赊贷由国家经办。实行六管，王莽的主要目的是限制富商大贾的投机，并在不加重草民负担的前提下增加财政收入。

盐、铁实行垄断经营之后，给王莽带来的利润非常可观，酒的纯利更达61.76%。对山林湖海进行国家管制，百姓获得林产品和水产品都要交税。这些措施其实是继承发扬汉武帝的结果，只是汉武帝主要目的是为了敛财穷奢极欲，而王莽的初衷是为了抑制当时越演越烈的财富兼并。

五均六管的阻力虽然比土地奴婢要小，但执行过程中问题越来越多，官吏、商贾和富商联手勾结起来，上欺王莽下骗黎民。垮台前一年，王莽为了缓解各方面压力，勉强下诏废除五均六管。即便如此，五均六管已经是所有夭折政策中推行时间最长、最接近善始善终的了。

07 改钱改币

诸多改制中，哪一项最有条不紊存在相当争议，哪一项最混乱荒唐则当仁不让地属于货币。正式登基前两年，王莽就开始第一次货币改制。到垮台的时候，他已经四次下诏改货币、五次下诏重申强调改货币的必要性。而每一次的货币改制，都是每况愈下。

第一次，他在通行的五铢钱外增加三种货币：大泉、契刀和错刀。改制之后，王莽最忙的就是防止民间盗铸。

第二次，他已经篡位完毕，为了要消除汉朝“劉”的痕迹，他又把五铢钱、契刀和错刀都废除，增加一种新货币小泉。

第三次，王莽给大泉小泉一下增加了几十个兄弟，统称“五物六名二十八品”。五物是金、银、铜、龟、贝五种材料，六名是金货、银货、龟货、贝货、布货、泉货六种货币类型，二十八品就是二十八种币值，例如泉货就分为大泉、壮泉、中泉、幼泉、幺泉和小泉。

货币种类繁多麻烦剧增，王莽的浪漫主义式改制很快失败，很快又回到只有大泉小泉的旧社会。

第四次，他把大泉小泉用“货泉”和“货布”取代，这一次倒没有太多异议。因为货泉在重量、形制和币值方面都跟原来的汉五铢钱相当，王莽差不多是绕了一个大圈之后又回到起点。

几番折腾下来，王莽整顿货币的愿望没有实现，民怨和物价倒是成功地翻了几番有余。

08 改赋税制

西汉初年，文帝景帝都实行三十税一，就是赋税差不多只相当于收入的三十分之一。轻徭薄赋的政策鼓励之下，自耕农积极性大幅度提高，才给汉武帝预备下了挥霍的资本。

但如果汉制已经足够完美哪还有改制的必要？所以王莽对百姓宣布：传说中的三十税一其实是“什税五”，老刘家不仅剥削你们还要骗你们——现在我来了就好了，让我们以《周官》为根据来重新制订赋税制：

第一条，不耕地和不种树的都要收税。交不起，就去当地官府打杂、服役以换取要上交的赋税。第二条，渔民、猎户、林业和畜牧业都要收税。

王莽要求把个人纯收入分为十一份，上交朝廷一份。从三十税一到十一税一，王莽不但提高了缴税比例，连汉代不缴的税他也要求缴。于是越来越活不下去的百姓仔细一算，与其缴税还是去当盗贼划算。

09 制礼作乐

既然一切都要复古、回到传说中的周公盛世，那文化建设也不能例外。王莽对制礼作乐尤其感兴趣，因为周公曾经制礼作乐，所以身为当代周公的他当然也不能闲着。

但汉朝两百年持续下来，早就形成了一套固定的礼乐制度，牵涉的范围和领域都太多太广。王莽虽然对新朝的正朔、服饰和称号都作了有别于汉朝的规定，但确实还来不及全面推翻已有礼乐制度，只能边用边改、急用先改。

十余年折腾下来，多少当然还是有些成就，比如公元19年就“初献《新乐》于明堂、太庙”，三年后的正月又举行了谒庙大典，王莽至少作成了祭祀祖庙的一套礼乐。

然而其他的礼乐就来不及了。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内忧外患的压力已经非常大，王莽的精力越来越多要放在自保上，没空去关心诗和远方；另一方面是因为饱学宿儒们都很有文化，常常为了古书上的一句记载进行长年累月的争执，党同伐异莫衷一是。就这样吵来吵去，一直吵到新朝都亡了，也没有能把新朝的礼乐吵出个名堂来。

10 改度量衡

秦始皇统一六国也统一了文字和度量衡，虽然秦二世而亡，汉朝却沿用的是秦的度量衡标准。到了汉武帝时代开疆拓土，新领土原有的度量衡和汉朝的度量衡往往不统一，使用起来非常不便。西汉末的几个皇帝都没有做这件事，于是王莽就要来做一做。

王莽让刘歆负责统一度量衡的工作，他们颁行了一种量器作为官方标准，一共一百余件，包括尺寸、重量等多个量度。这一百余件量器后来逐渐散失又逐渐被发现，现存最完好的一件，被称为“新莽嘉量”。

新莽嘉量用于测算重量。它重量的一半为一钧，即“千钧一发”的钧。钧的重量确定，再依“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的标准，各个级别的重量就都能确定了。

一百余件标准量器虽然大多散失，但当时统一了的定制却确实推广到了帝国的边界。取新朝而代之的东汉，就像西汉沿袭秦制一样沿用了王莽的度量衡标准，然后再一直持续下去。也就是说，两千年来中国度量衡制度的基本格局，其实是王莽时奠定的——他的十项改制，终于有一项成功了，标准的九死一生。

如今网上多有把王莽称为穿越者的，因为从他的改制内容来看，一方面是极度复古，要凭几本书上的只言片语，回到渺茫难知的周公时代；一方面又是极度现代，比如平均地权和解放奴婢的某些具体措施。这也就令人很难判断：他到底是从前往后穿越、还是从后往前穿越到公元前45年~公元23年，这个公元前后交替的大时代。

王莽在谋朝篡位时虽然是一副儒生做派，手段用的却是标准的法家；等到篡位成功，他偏偏又舍法用儒，沿用甚至是照搬儒家典籍的制度，根本不管眼前的现实适不适合改制。从极端的现实主义者摇身一变成极端的理想主义者，王莽的跨界也算绝无仅有。

后代早已无数次替他沙盘推演过：如果王莽沿用汉朝制度，上抚慰士大夫豪强、下体恤草根百姓，清静休息无所作为，那么新朝很可能就此愉快地持续下去。即便他篡位后从此骄奢淫逸、纵情酒色，那结果也肯定不会比花样百出的改制更糟糕。王莽给所有的后来人所作的表率，就是改制大概率都会亡国，所以自他之后两千年来，历史上的野心家前赴后继，却极少有人再敢拿江山当儿戏、进行彻头彻尾的迭代更新，都是以守好自己辛辛苦苦打下来的一亩三分地为重。

王莽只记得周公孔子，却忘了老子曾经说过“治大国若烹小鲜”。反复地翻炒小鱼，鱼肉自然稀烂；同理，像王莽这样兴致勃勃地折腾天下，新朝也经不起几年朝令夕改翻来覆去的玩弄。黄仁宇讽刺他，“真以为金字塔能倒砌？”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王莽，时代已经给了他应有的报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