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蒋苡芯

2018年5月，杭州，选秀节目《创造101》后台。( 图 / 视觉中国）

“仰望星空宽广胸怀，紧紧守护着心爱，青丝变成白发梦想不败，Do what you wanna do（做你自己想做的事）。”

2020年5月30日，当李宇春以嘉宾身份出现在《青春有你2》的总决赛现场，唱响歌曲《给女孩》时，这份在中国选秀舞台盘桓15年的“心爱”与“梦想”，似乎得到了碰撞与传递。

但现实往往并不如歌词般美好。

2005年至2020年，15年间，有人将中国选秀形容为过山车般起伏。驾驶的人、车上的人、下车的人，在尖叫与安全的张力间，经历着一次次俯冲、转弯与减速慢行。

公认的选秀偶像鼻祖李宇春近日成为时尚杂志五大刊之一《ELLE》的九月封面。九月封面又称金九，是时尚杂志每年度最重要的封面。/ 《ELLE》

从李宇春、张靓颖、张杰到蔡徐坤、杨超越、刘雨昕……迭代的偶像与明星不停被缔造，更多追梦者则被浪潮裹挟，逐渐被时间遗忘。

15年“中国式选秀”，也让一种娱乐文化不断孕育和成长。资本与平台，明星和大众，每个人，都在其中书写着属于人性、个体的故事及秘密。

2005—2007：

“庶民狂欢”，打造时代偶像

偶像选秀热潮，始于2005年的《超级女声》。

其实在此之前，选秀这一节目形式已在荧幕上活跃多时。1984年起，央视便举办“青歌赛”，但由于参赛选手多来自音乐类专业院校，致使彼时的选秀更像音乐殿堂式汇演，与大众距离较远。

“《超级女声》带来的，是中国娱乐节目彻底的平民化和娱乐青春化。”湖南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艺术学院副院长梅文慧说。

2003—2004年，湖南电视台娱乐频道监制夏青受美国一档名为《美国偶像》的真人秀节目启发，开办《超级男声》《超级女声》两档节目。经过两年时间的发酵，2005年，“超女”形成一股无法抵挡的热浪。

超级女声2005年7月15日总决赛首轮现场。/ Shizao from wiki

当年，从3岁到80岁，从音乐学院学子到进城打工者，15万中国女性走上街头，报名参加“超女”比赛，《想唱就唱》这首“超女”宣传曲更成为年度主题曲。

在节目中，人们看到了随性的台风、夸张的妆饰、张扬的发型、奇异的嗓音……观众乐于在原生态的“献丑”表演中狂欢，为循规蹈矩的生活找到排解出口。

时任中央电视台市场研究总监的袁方认为，“超女”是中国大众娱乐的开始。“他们打出的是‘大众娱乐大众’的娱乐王牌，制作者将传媒的门槛放低，满足了女生们自我表现的欲望。”

此外，节目将一个女孩从平凡素人进化到耀眼明星的历程尽数展现，让舞台上下的女孩实现身份认同的契合。《超级女声》总决赛当晚，湖南卫视的收视率最高达到了11.65%，这一纪录至今没有任何一档综艺节目能够超越。

短信投票时代，短发、低嗓的李宇春最终以352.8万多票的成绩，捧得冠军桂冠。

“选择李宇春”，并非只因这是大众对娱乐降维的狂欢，中国人传统的审美观也在其中被颠覆。李宇春特立独行、区别于传统美的中性形象，给观众带来了新的审美刺激。

当年李宇春登上《时代》周刊特刊时，这期特刊的主题是“亚洲英雄”。

同年，当李宇春登上《时代》周刊特刊时，该刊给予这样的评价：“实际上，李宇春现象已超越了她的歌声，李宇春所拥有的，是态度、创意和颠覆了中国传统审美的中性风格。”

“选择李宇春”，也并非只是偶然间产生的现象，它甚至开创了选秀经济的新风口。

作家许知远将李宇春形容为一艘时代的潜水艇：“她有她的速度，她在水面之下，逃过了这个浪花。但潜水艇有自己的体量，当她浮出水面的时候，又是一个很大的浪花。如果没有她这么一个偶像，一代人的价值观会更窄、更薄一点。”

2008—2011:

野蛮生长，疲态显现

《超级女声》的成功，令人眼红。

几乎在一夜之间，中国电视选秀节目雨后春笋般冒出：上海东方卫视推出《我型我秀》《加油！好男儿》；浙江卫视推出《我爱记歌词》；江西卫视推出《中国红歌会》；青海卫视推出《花儿朵朵》……选秀一度成为各大卫视提高收视率和广告招商的利器。

但与此同时，观众逐渐发现，选秀类节目的赛制、风格、套路千篇一律——每个选手背后都有不为人知、艰难而煽情的动人故事；评委要有意见冲突，且对选手故事产生共情。

随着观众新奇感的消退，大量雷同化、低俗化、审丑化的节目，将选秀模式一度推进死胡同。

2007年开播的《快乐男声》，就正处于中国电视选秀的下坡路。

2008年，被认为是中国电视选秀进入瓶颈的一年。

原因需上溯至2006年11月，重庆卫视推出影视明星选秀节目《第一次心动》。

2007年起，这档节目定位为“打造最有商业价值的娱乐巨星”，为在竞争激烈的市场脱颖而出，它用炒作的宣传手法博收视率，“刘晓庆婚外恋”“张国立患尿毒症”“刘晓庆和柯以敏的口水仗”……大量不实消息在舆论场大肆流传，最后导致评委退赛、选手向节目组索赔。

同年8月15日，广电总局发出通告停播《第一次心动》，指出该节目“环节设计丑陋粗糙，内容格调低下，演唱曲目庸俗媚俗”。此事导致该年度大量选秀类节目未获批文。

《第一次心动》的恶劣炒作方式在当年就被通报批评，引起舆论哗然。

2008年，湖南卫视的《快乐女声》停办一年；2009年，节目退出黄金档。此外，多个卫视曾经的王牌节目如《我型我秀》《绝对唱响》《加油！好男儿》也相继停办。

“选秀已死？” 的质疑声不断。新浪网2007年8月22日的一条新闻显示，《第一次心动》被叫停之后，有九成观众表示电视选秀活动引发了审美疲劳。

李宇春的成功，再难复制。

2006年“超女”亚军谭维维于2009年发行单曲《谭某某》，歌词唱道：“你签我签我好几年，你欠我欠我好多钱，你夸我夸我或神仙，你骂我骂我没唱片。”这首歌道尽她与经纪公司的艰难博弈和花无百日红的心酸苦累。

2015年谭维维上易立竞的《易时间》访谈节目，这期名字就叫《我以前总想得第一》。

2007年“快男”冠军陈楚生，因与天娱传媒解约风波背上650万元债务，被雪藏多年。同年出现在《加油！好男儿》舞台上那个自信微笑的乔任梁，也在9年后因抑郁症去世。

李炜、陈翔、武艺、李斯丹妮、郁可唯、刘惜君，这些红极一时的“快男”“快女”，都逃不过或人设崩塌，或被时间筛选、粉丝渐离的命运，再难拓宽演绎生涯的半径。

2011年，广电总局颁布“限娱令”，要求“省级卫视的选秀类节目原则上每年不超过一项，每项活动播出时间不超过两个月，播出场次不超过10场，不能在黄金时段播出”。

选秀寒冬来临了。

2012年9月30日，上海，《中国好声音》总决赛现场。( 图 / 视觉中国）

2012—2017：

互联网平台入场，选秀再露生机

如何拯救陷入审丑媚俗、低能高耗的中国选秀？

《中国好声音》的出现，让人们看到一种可能。

2012年，浙江卫视买下荷兰选秀节目《荷兰好声音》的版权，联合灿星制作推出《中国好声音》。

相比于以往的选拔模式，《中国好声音》的创新在于“盲选”。那英、刘欢、庾澄庆、杨坤四位乐坛老将担任导师，背对选手听他们演唱曲目，再决定是否转椅。

节目播出两天后，浙江卫视收到广电总局监管中心发来的报告，报告称，“节目展示了普通人的音乐梦想，带给观众震撼与感动”。

《中国好声音》在当时确实给了更多素人站上舞台的机会。/ 《中国好声音》第一季

据统计资料显示，2012年7月中旬之后的9个星期，《中国好声音》第一阶段节目吸引了1.2亿电视观众、4亿网民观看，创造了收视奇迹。该节目的广告费也从第一集的每15秒15万元涨至总决赛的每15秒115万元。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如此分析《中国好声音》轰动效应背后的原因：“它力求超越粉丝和明星的关系，不靠选手搞噱头，不靠评委博出位，也不靠庞大阵势的粉丝投票，而是着力于音乐的专业性，力图回到尽可能纯粹的音乐本质，让好声音成为唯才是举最重要的砝码。”

互联网平台的发展，也进一步扩大了选秀节目的影响力，节目选手除参加日常比赛外，逐渐被资本和舆论赋能。

比如，《中国好声音》充分利用微博话题讨论功能， 7 月 13 日首播后，微博上关于“好声音”的各种争议性话题便源源不断。

很多在《中国好声音》舞台上开始扬名的艺人们，通常都会背着“好声音”的标签。/ 《中国好声音》第二季

虽然负面信息和评论居多，但《中国好声音》却“每逢播出，必有热点”。

据统计，截至2012年9月30日总决赛结束，新浪微博关于该节目的话题达4720多万，腾讯微博话题数量更超过11亿条，使得它成为2012年夏天最热门的媒介事件。

与此同时，节目的商业价值得以显现。浙江卫视主持人华少更因“43秒念完350字赞助商名单”，被网友戏称为“中国好舌头”。

“好声音”模式的成功，促使各大卫视从2013年起花费重金从国外引进版权，打造了一批本土化音乐节目，如浙江卫视的《中国梦想秀》、湖南卫视的《中国最强音》《我是歌手》、东方卫视的《中国达人秀》《中国梦之声》、北京卫视的《最美和声》等。

中国选秀进入新一轮较量与博弈。

2018—2020：

出道“pick”，养成男团、女团

2018年冬天，当未满20岁的蔡徐坤站在舞台C位，带领100位练习生面对镜头说出“全民制作人，请多关照”时，中国选秀进入了偶像成团出道的新阶段。

韩国的《101》系列，除了在本土韩国人气高涨，还风靡整个东亚。

《偶像练习生》这档源自韩国《Produce101》模式的节目的出圈，似乎在情理之中、意料之外。

情理之中，源于节目制作团队的专业性。除了爱奇艺节目开发中心，生产过《歌手是谁》、《2017快乐男声》的鱼子酱团队有近100人参与《偶像练习生》创作，该团队创始人雷瑛曾任湖南卫视新闻中心副主任、金鹰卡通卫视总监。

而意料之外，指的是舞台上这群稚嫩、青春，几乎没有认知度的小孩在三个月内吸引大量年轻粉丝、抢占各大话题榜，并一再刷新数据纪录。“pick”“C位”“出道”“饭圈”字眼，开始攻陷舆论话语体系。

爱奇艺、微博的数据显示，《偶像练习生》总决赛当晚，节目直播的一个半小时里粉丝投票数达1.8亿次，同名微博话题阅读量超过130亿次，相关微信推送文章达6000余篇。

在《偶像练习生》中C位出道的蔡徐坤，成为了新时代的现象级人气偶像。/ 爱奇艺偶像练习生微博

此外，节目播出以来，粉丝在偶像应援平台集资达千万元，粉丝见面会门票被炒至几千上万元仍一抢而空。

男团、女团的迅速出圈，开始影响整个综艺节目的内容走向。

《青春有你》《创造101》《少年之名》等选拔偶像团体的节目频出。资本的大量入驻，使得被选拔的参赛选手还在“襁褓”之中便自带商业符号。

《创造营2020》第一次顺位发表现场，选手陈卓璇获的第二名，发表感言时，她直指节目赞助商：很多小伙伴都拍了中插商务广告，唯独自己一次都没拍过，“是我站得还不够高吗”？

除了小哥哥、小姐姐C位出道，大哥哥、大姐姐们也开始乘风破浪。

这个夏天，网民们都变成了跟着姐姐们一起乘风破浪的小浪花们。

今年夏天，2011年《快乐女声》全国季军刘忻登上《乐队的夏天2》舞台，担任评委的大张伟获知她此前拒绝《乘风破浪的姐姐》的邀请后，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觉得中国演艺行业出口特别少，大家现在都挤一件事，所有人选男团、选女团。我前两天录一节目，一帮老爷们儿开始跳男团舞，一个个练得腿也紫了，手也青了，证明自己还年轻。这个世界怎么了？”

2018年，访谈节目《十三邀》中许知远和李宇春的一段对话，或许可以解答大张伟的疑问。

许知远：“偶像到底是什么？”

李宇春：“我觉得偶像是质疑。”

许知远：“我觉得偶像也是信念。”

李宇春：“偶像是生意。”

许知远：“生意是吧？偶像也是价值。”

李宇春：“偶像是忍辱负重。”

许知远：“偶像也是大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