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冠》在技术手法上无可挑剔。

设想一下，如果影片不是由香港导演执导的话，那么这个电影纯粹是一部枯燥乏味的纪实电影。

而这种拍摄企图正成为中国电影当下的流行趋势。

香港导演提供了电影需要的起承转合的基本技巧，建构起整个电影必须拥有的视觉营造，这已经是一部电影基本能够达到其完成度的前提指标，而至于电影的内在逻辑上是否自成体系、独立成篇，显然已经难以投入更大的精力去考量了。

仅仅由香港导演运用他们娴熟的电影技法而打造出的电影的表象冲击力，就已经能够支撑住一部电影了。

《夺冠》正是源于这样的思路。

在这之前，香港导演对主旋律电影的全面渗透与介入，已经成为中国电影的一种新气象。徐克导演《智取威虎山》、林超贤导演《红海行动》、刘伟强导演《建军大业》，这些影片的成败与否，都无法掩盖香港导演给予这些影片注入了足够的视觉奇观，成也港导，败也港导，最终反映出的是，香港导演在打造前台的火爆的同时，后续的逻辑跟进上，恰恰是他们的弱项。

与《夺冠》相似的一部可以归属于体育类的影片，当数2019年公映的由香港导演李仁港导演的《攀登者》。

尽管《攀登者》里聚焦的是一起共和国历史上重要的热点事件——首次攀登珠峰，但香港导演的介入，让电影成为一部动作片，影片里的时代信息载体，可以说是错讹百出，根本没有反映出是一种什么力量支撑着攀登员冒死上行，无所畏惧，但这并不影响香港导演在影片视觉效果上的煞有介事。

同样，《夺冠》瞄准的也是一起几乎与中国运动员登顶珠峰相类似的体育事件，但是，它与《攀登者》同样面临的一种尴尬，就是在再现电影里人物的精神内质上，采取了一种虚与尾蛇、前后冲突的内涵灌注。

可以看出，《夺冠》中最大的困惑，就是如何看待“中国女排”精神。

影片在开首部分，把女排精神归结为八十年代中国人迫切需要有一个提振全民族士气的社会氛围，由这种氛围，催激成这种精神归纳于两个字：“拼搏”。

在电影里，我们看到这种精神激发起的是一种残酷的机械重复训练，是对自我意志的剥夺，前女排教练从头到尾都是板着一个脸，以苦大仇深的口吻，督促与刺激着女排姑娘们，如何去重复、磨炼、超限，从电影里提供的细节来看，无疑是想说明这样的训练方式，是剥夺了运动乐趣，违反了人伦精神。

这种当年见效的女排精神，在中间段落里，遭受到郎平的全盘否定。

为了挽救前女排教练给人的刻板印象，电影里突然插进了一段女排队员父母在春节前夕出现在姑娘们面前的温情段落，以此柔化了前女排教练不近人情的附庸于拼搏精神所带来的人情缺陷。这个柔性的情节设置，基本把前女排教练今天难以接受的人性缺失，给挽救过来了，也形成了电影前半段感人肺腑的场景重点。

进入到郎平出山的环节，影片把郎平作为一个从世界体坛带来新理念、新气象、新风范的集大成者来竭力呈现。

影片里，在表现郎平执教美国女排、并在那场最终战胜中国队的赛事中，郎平就喊出了“做你们自己”这一违拗前半段女排拼搏精神的新的理念。在电影里突然出现郎平的这一迥异于中国教练的理念原则的刺目段落，的确有一种振聋发聩之感。

《夺冠》里，通过会议集束的手法，浓缩了郎平所带来的新兴理念，结合现实场景，我们看到，郎平在电影里无疑是激发队员做真实的自己。

电影里的郎平，摒弃了过去女排那种严丝合缝的选用原则，听任运动员来去自由，同时也给运动员以足够的身心放松，鼓励运动员可以考虑恋爱问题，她的一切所为，都是按照她的新理念而衍生出来的“做自己”这一原则。

问题是什么是“自己”？

实际上电影叙事到这里的时候，意图展现郎平对中国女排精神的改写，就是从当年的为集体而拼搏的精神，转向为自己而奋斗的精神。

影片里郎平刺激朱婷的手段，就是向朱婷不断地进行家庭的苦难提醒，不断用女运动员来自农村、期待改变生活这一信条，来激发她的动力，让她发出她呐喊的强音——电影里这一段很肉麻，也很强迫，生活中如果这样出现的话，只能说是另一种法西斯训练方式。

当郎平施压朱婷说出什么是“自己”的时候，朱婷终于脱口而出：“我要成为你”，但这并不是郎平答案，而实际上，电影里最终也没有说出什么是“自己”的答案。

因为“自己”的确是没有答案的，“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这正反映出明确的“中国女排精神”在向“自己”过渡时，已经找不到方向，迷失了羔羊。

电影的尴尬就在这里。用郎平的新理念，来替代之前那个苦行僧的“中国女排”精神，但“做自我”同样没有明确的内涵来明晰它的信条。

这也是《夺冠》在中场的时候，明显地已经失去了主题，郎平的那一套让队员猜迷式的为“自己”而打排球的方式，也让电影失去了它的主旨。

然后，《夺冠》继续发展下去，便已经失去了主题思路的规定与界定，而信马由缰地崩盘了。我们看到，在没有主导思想介入的真空情况之下，突然之间，女排队员又回到了老女排的训练基地，在这里，仿佛进行了一次脱胎换骨的传统教育，旧训练馆内斑驳的墙壁，仿佛像磁感应记录，铭刻着当年的旧式训练方法，那就是不断的重复，挑战，超越，好像电影又回到了对中国女排精神的肯定的旧轨上来。

自此之后，郎平在电影里再也不再提出什么新理念了，而是无奈地看着比赛名次节节衰退。之后，迅即地进行一段香港导演展现他的娴熟导演技法的最后一场对决，这一场对决，同样我们没有看到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精神鼎力，更没有郎平的黑天鹅妙招出击，然后奇迹般地，女排姑娘们如有神助地在理念之外的“无主之地”的空隙里，无招胜有招地获胜了。

那么，她们的胜利来自于何处？电影到这时，已经又循规蹈矩到没有什么主题思想了。

至少我们在《摔跤吧，爸爸》里看到就是简单的父亲的望子成龙，最后与国家的荣誉融汇在一起，所以我们在这个电影里被感动，原来满足一个亲情的最朴素的愿望，就是实现奉献国家的目标。

而在《夺冠》里，我们在后半部分，只能看到的是香港导演提供技法的影响力，而打造出的一场球场赛事。

电影的情感元素呢？

已经彻底湮没与泯灭。

所以，《夺冠》在无可挑剔的电影技术手法之下，看到的却是主题的矛盾。第一部分的中国女排精神是明确的，郎平回国段落，她鼓励队员表现自我也是明确的，但是第三部分，女排最终胜出，靠的是什么？电影却三缄其口，不置可否。

这正反映出电影拍摄的矛盾，也反映出中国电影的拍摄现状。那就是中国电影越来越向“段子”式的拼凑靠拢，一部电影，设计几个片段式的“段子”，然后由香港导演用他们被中国导演黄建新美誉与称道的“新颖的拍摄技法”制造成美轮美奂的影像，便基本能够让电影不辱使命，但电影的内在逻辑，已经支离破碎，一地鸡毛。

《夺冠》在声势浩大的影像背后，却看到的是主题的无解，看到支撑精神力道的萎缩，不能不说是这个电影让人感到遗憾的地方。

最后说一下，这个电影给人感动的地方，在电影院里，的确有不少地方让人流泪，比如春节女排队员的父母突然出现在现场一起包饺子的场景，还有前女排队员去世前嘱托郎平回归，都让人潸然泪下，但这些感人的部分，并不能让我们通融电影对它的核心主题的藏藏掖掖，虎头蛇尾，朝三暮四。

当然目前这样的《夺冠》足以撑持得住拍摄动机与架构本身，但我们严格地要求一下，期待中国主旋律电影能够有一个强健的逻辑内质，也不是非份的要求吧。

至少，我们应该让《夺冠》这样的电影能够经受得住更长久的审视与考验。

我们自然懂得拍摄这样一部太过贴近、太过原型的电影，受制于各方的限制维度，几乎是一种螺丝壳里做道场的举步维艰，但《夺冠》的真正困惑，还是我们的电影缺乏一种自己拿得出手、站立得住的理念，所以，电影里的主题意旨才漂泊不定。

可以说，《夺冠》里的中心内质，恰恰是郎平指责队员的那一种状况：“没有真正的自己”。电影只不过想传导出一种舶来的世界新理念，而又不敢坚持自己曾经成功过的理念，最后这两个理念，都如实悬挂在电影里，到结尾的时候，这两个理念既不碰撞，也不拼出高低，从而形成了目前这样的状况。

中国电影的精神内核，最终还是事关到文化自信的问题。《夺冠》在主题意旨上的虚晃一枪，恰恰证实了这种自信的匮缺。好在香港导演来救驾了，技术手法上是没有问题的，正如我们开头所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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