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歌，在本世纪初曾被信乐团翻红。时至今日，苏见信依然会在综艺舞台上演唱它。它的原唱薛岳，因罹患肝癌，于1990年11月7日逝世，年仅36岁。这是一个台湾摇滚音乐史无法绕过的名字。

今年11月6日至8日，“薛岳30演唱会+纪录片+纪念展”系列活动在台北华山文创园举办。尘封三十年的纪录影像《最后的91天》面世。薛岳的生前故人，李宗盛、庾澄庆、王治平、黄韵玲、周治平、郭子、丁晓雯、苏来、幻眼合唱团，以及信乐团前主唱苏见信等人，上台演唱薛岳歌曲。由于他们年岁渐长，这是最后一次薛岳纪念演唱会。庾澄庆和周治平合作演唱了他们入行的第一首歌，也是写给薛岳的作品《最后一次说再见》。

薛岳逝世三十周年纪念演唱会现场

《如果还有明天》是薛岳最后一首收录的歌曲。得知自己时日无多后，薛岳坚持要策划最后一张专辑《生老病死》，分为生、老、病、死四个概念。

词曲创作者刘伟仁，是薛岳的音乐伙伴和知交好友。他音乐才华过硬，却一直疾患缠身，常常提及自己的后事。不曾想到，薛岳病危的消息先传来，刘伟仁还接到了一个沉重的任务——完成《生老病死》中“死”的部分，为好友送行。

那是1990年3月，薛岳坚持随音乐团体“民风乐府”前往美国巡演，途中高烧不止。而另一边，刘伟仁迟迟无法交稿。唱片策划人杨嘉忍不住打电话给刘伟仁，“你要是再不交歌，就真的没有明天了。”

于是，七天零十几个小时后，刘伟仁写出了这首《如果还有明天》。整个创作和录制过程，他痛哭的次数不可计数，最后已经完全虚脱。歌曲不仅在讲薛岳对生命的渴望，也包裹着创作者从生死边缘折返的痛楚。借用台湾广播人马世芳的形容，这首歌里有“一条半的人命”。薛岳生前的合作伙伴、台湾音乐人韩贤光说：“你想想，你要做一张你确定是最后的专辑，是什么感觉？你不是不想做了，是没有时间了。”

时不我待

薛岳的演唱生涯是高度浓缩的，他在三十岁的“高龄”出道，短短六年里，交出了五张高质量专辑，期间参与舞台剧表演，并以制作人身份推出伊能静、郭子、王柏森等一批新锐歌手，还在台湾第一个面向青年听众的音乐广播节目中担任DJ，引介优秀的“地下摇滚乐队”。

以乐手出道的薛岳，从六十年代末开始学习音乐；17岁时进入隶属驻台美军俱乐部的阳光合唱团，做了一名专业鼓手；而后混迹电视综艺，为流行歌手高凌风、崔苔菁等伴奏打鼓，这是一份高薪职业，月薪能达到台币六万元。

薛岳（左一），黄韵玲，苏来，周华健

高凌风（《冬天里的一把火》原唱）发现了薛岳的声音质感，一次演出后，他对薛岳说：“你在后面一边打鼓，一边唱得比合音还大声，你这么厉害自己去出专辑好了。”薛岳决心改做歌手，经人辗转介绍，加入了拍谱唱片。

薛岳转行的1983年，台湾乐坛已经刮起了两股“黑色旋风”——罗大佑的《之乎者也》和苏芮的《搭错车》，锋芒直指七十年代以降的“校园民歌热”。这两张专辑虽然已经融入了不少欧美摇滚元素，但并不是一般摇滚乐队的制式，没有传统意义的四大件（鼓、吉他、贝斯、键盘）。据马世芳介绍，当时甚至不用说标榜做“摇滚音乐”，台湾歌手要玩乐团，在市场上都有一种悲壮的感觉。

究其原因，到了民歌时代晚期，摇滚依然是西方的舶来品，台湾本土的摇滚乐不成气候，缺少本地的创作队伍，也没有建立共识和习惯。唱片公司没有获得市场的正反馈，而电视这一主要的曝光渠道，不会留出摇滚乐队的位置，他们通常留着一头长发——这在当时不被允许。而且比起伴奏带唱歌，现场演奏太麻烦了。

薛岳（右）和苏来

但此时的民歌创作已经日渐腐朽，脱离生活。薛岳与幻眼合唱团，正是推出市场试水的新势力。他们的第一张专辑《摇滚舞台》，因为缺乏共识，制作人几经变更，最后还是被初出茅庐的李宗盛接了去。

当时只有25岁的李宗盛，制作的处女作唱片《小雨来得正是时候》，销量便超过百万。没人敢接的烫手山芋，他不得不应承过来。但在外人看来，他和薛岳完全是两路人。李宗盛是民歌手出身，对摇滚乐兴趣不大；而薛岳是综艺和驻场鼓手出身，两人此前从未碰面。

李宗盛自承，《摇滚舞台》是他生平写过最“快”的几首歌之一。从音乐上看，这张专辑带有鲜明的转型色彩，薛岳的形象还不十分突出。最糟糕的是，歌曲录制中他就患上肺囊肿，错过发行后的整个路演。

为了更多的曝光机会，薛岳不得不做更多的妥协。在“毕其功于一役”的第二张专辑《天梯》中，《机场》尽管在乐队内部评价最低，但它只需要阿卡贝拉伴奏，非常适合上电视宣传。结果《机场》确实成了热门歌曲。用幻眼合唱团团长韩贤光的话说，这是“退一步，跳三步”。

《机场》打开的知名度，让薛岳有了更多话语权。他开始要求，上通告时必须带上所有乐团的人，“薛岳&幻眼合唱团”，应该像美国摇滚乐队“Bruce Springsteen & E Street Band”一样，是一个公众认知的整体。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在狭小的通告录音室要坐下五个乐队成员并不容易，唱片公司倾向于把宣传资源集中在主唱一人，签约也会以此要挟。

脱胎换骨

八十年代，虽然薛岳的一些单曲《机场》《摇滚舞台》知名度很高，但他从来不是销量领先的歌手。在《天梯》成功后，薛岳也曾想过，索性就走这样的流行路线。韩贤光等乐队成员坚决劝阻，而参演1985年的舞台剧《九歌》，让他彻底改变了想法。

卓明、金士杰等人创办的兰陵剧坊，是开辟台湾小剧场运动的著名实验剧团。薛岳还籍籍无名时，就参加了卓明开设的歌手成长班，他混迹在一群民歌手中间，而且几乎从不缺席。后来，兰陵剧坊策划推出歌舞剧《九歌》，挑中薛岳担任现代音乐设计和主唱。卓明把剧场概念和心理剧方法传授给薛岳，两人上一对一的私塾课。几个月的舞台剧演下来，薛岳的谈吐变得很有气质，仿佛脱胎换骨一般。

《那些在青春网的日子》，陶晓清编著（2016），1988年起，薛岳曾在青春网主持音乐节目“新鲜派：周日现场节

即便过了三十年，杨嘉仍然对此感慨不已。“这个人的路途你看得特别清楚，他从不掩饰自己的无知，从不排斥新的事物，只要觉得好，就会完全拥抱。”她说，“我觉得他从卓明那里学到了很多心理方面的东西，这对创作者的挖掘很有好处。”

大陆乐评人邱大立，以熟知台湾音乐史著称。他不讳言，薛岳是他最喜欢的台湾男歌手。除了他那“天使一样的声音”，薛岳总能细腻地挖掘出人性内部的不同质感，对歌曲主题和人物性格有独到的揣摩，把一首看似平淡的歌唱得入情入色。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港台音乐在大陆还没有成规模的引介。不满足于引进版盒带的挑剔乐迷开始从海对岸的调频短波广播电台里收听每周最新的排行榜歌曲，那通常只是一张唱片的两三首热门。当时听到《摇滚舞台》和《机场》的邱大立，印象并不很深。直到1990年8月，台湾电台几乎所有的音乐节目都在播放《生死病死》中的大部分歌曲，他才彻底记住了薛岳的名字。他说：“《生老病死》这样的专辑，50年后再听，还是能感受到内心的震憾。”

在邱大立看来，薛岳实际上是把摇滚乐做成了流行音乐。薛岳的作品创作班底是流行音乐出身，并使用摇滚乐团的制式。但与此同时，薛岳做的是有社会探讨意义的流行音乐，也启发了一代90年代的独立摇滚人。

批判精神常被认为是摇滚乐的灵魂，这并不只包括《亚细亚的孤儿》那样上升至国族的悲愤。在马世芳眼中，这首收录在薛岳第四张专辑《情不自禁》的《补习街》，由诗人李格弟（夏宇）作词，生动刻画了在当时联考率不到三成的台湾，升学主义的泛滥。

薛岳的音乐显然不局限于简单的音乐手法。从第四张专辑《情不自禁》开始，他的布鲁斯摇滚和重金属玩得越来越娴熟，而整体的音乐倾向也向爵士转移。1989年11月，他借台胞探亲的机会来北京观看唱片展，和内地摇滚第一人崔健见了面。有趣的是，当时崔健也在经历类似的风格转向。

很可惜，他们没有更多的交流机会。薛岳在北京协和医院发现了肝部肿瘤迹象，回台确诊后，便只剩下不到一年的生命。收录在《生老病死》中的《遗失的行李》，由薛岳和韩贤光共同作词，寄托了对当时两岸社会气氛的反思。

韩贤光曾在节目中解释这首紧扣时代的作品——行李是很沉重的，打开是杂乱的，任何变化不是一朝一夕。就像薛岳的一段台词所告诫的：“生命没有走到终点之前，会发生什么事情，你永远不知道。”

生命祭典

面对死亡，薛岳出人意料地清醒和现实。临终前一个月，他对资深广播人陶晓清说：“陶姐，没想到我现在这么红啊，我还有什么利用价值，赶快让人家来利用我一下。”当时董氏基金会正在办一场主题为“尊重生命”的活动，陶晓清立刻联系，促成了影片的拍摄。

在乐评人姚骅看来，薛岳生命最后的冲刺尤为悲壮和震撼。病痛发作时，薛岳甚至会用高脚椅抵住胸口，来迫使自己发出声音。而在这种情况下，他不仅完成了《生老病死》，还决定举办自己人生的最后一场演唱会。

所有方案都做了两套，医护团队在后台随时待命，没有人知道薛岳能否完成。如果不能，演唱会就成了纪念会。但1990年9月17日当晚，演出效果惊人地好。如果听过薛岳去世后发行的演唱会实况，很难想象声音出自一名垂死之人，况且他无法参与任何后期补录。直到三十年后，马世芳仍然认为，“那年我十九岁，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这是我人生最震撼的一场演唱会。”

据邱大立表示，90年代后开始活跃的台湾摇滚人，有不少就在当晚“灼热的生命”演唱会的现场观众，包括五月天以及八十八颗芭乐籽的乐手。

1991年推出的唱片《灼热的生命：薛岳演唱会纪实》，位列台湾百佳专辑第74位（1975-1993）

薛岳是最早探索中文流行摇滚的歌手之一。比起稍晚留学归台的歌手赵一豪和乐队Double X，薛岳对本土元素的运用更加雄辩。而得益于他独特的歌曲诠释能力，相比同期出道的李亚明和蓝天使乐团，薛岳获得了更好的市场反馈和探索机会。

很难说薛岳的风格被后世继承了多少，虽然《日子才会比较好过》的重金属速弹可以被效仿，但不是所有的词曲、配器和演唱都能很好地冶于一炉，这需要一个歌手对所做音乐的深度理解和高度掌控力。薛岳音乐中展现的深沉、谦和且亲民的形象，在台湾乐坛难见来者。

杨嘉对六七十年代的欧美摇滚乐十分熟悉。她认为薛岳不应该偏离简单直接的流行乐框架。但显然，后期的薛岳已经不满足于此。幻眼合唱团四人，不抽烟不喝酒，薛岳也不是大众认知的“烟酒嗓”。杨嘉后来想明白，这就是90年代以前“东方摇滚乐”的特色。

此时，民歌时代的创作者仍然保留了词曲内部的回味空间，他们的思索脱胎于校园和大时代，有很强的集体联结。而中文摇滚乐尚未形成定式，唱片公司的流水线制作还没有吞没主流歌手的创造空间。无论东西方，流行乐工业的进步都有赖于重量级音乐人对边界的推动。从这一点来说，《生老病死》和《灼热的生命》是薛岳最后的悲壮华彩，却依然极其可惜。

他的热度在去世前真正到达顶峰，以至于薛岳在《生老病死》的发布记者会上说，出版五张专辑，只有这一次出席的人最踊跃。在“灼热的生命”结束前，他在后台吸了两口氧气，回到台上唱了那首让他成名的《机场》。随着前奏响起，字幕打在台上，像在为他送别。

每一个历史上的摇滚巨星都有自己的时刻，薛岳的谢幕就像诗人夏宇所说，宛如一场“生命的祭典”。

那一辈创作者，有的如李宗盛、周治平成功转型，有的只在十年一次的纪念演唱会上露面。而关于遗憾，没有什么比苏来写的这段文字说得更好了。在《灼热的生命》演唱会纪实的唱片扉页，苏来写道：“你错过了我们的中年，晚年，生命的长河，不经意的转弯，以及静静渡过的平野。”

——————————

请微信搜索关注公众号“全现在”，朋友圈的世界也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