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纪录片《苦干——中国不可战胜的秘密》在纽约上映。这部记录中国抗战的影片不仅影响了美国的对华政策，还获得第14届奥斯卡纪录片特别荣誉奖。

二战结束后，这部影片却神秘失踪，成了唯一一部“遗失”的奥斯卡获奖片。直到2009年，华裔女电影制片人罗宾龙才从摄影师雷伊·斯科特家的地下室找到唯一存世的完整拷贝。

一个偶然的机会，研究“重庆大轰炸”30年的中国教授周勇，发现了《苦干》的巨大价值，并于2015年将其引进回国，使其从历史的风烟中重新回到公众视野。

5年过去了，周勇和他的团队执着于发掘《苦干》这座影像宝库，并试图揭开关于它的种种谜团:作为制片人、出资人的华裔女性李灵爱，在《苦干》的职员表中，为什么只是一个技术顾问?片尾长达17分钟34秒的日军轰炸重庆的影像，如何诠释?如何让今天的观众更好地理解那段惨痛的历史?在一帧一帧、一句一句的解读中，一个“更有温度”的战时重庆也随之鲜活起来。

2014年7月5日，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周勇收到了一封来自大洋彼岸的邮件。

昔日老师李丹柯在邮件里说，在美国发现了一部叫《苦干》的奥斯卡获奖纪录片，其中一段记录了重庆大轰炸的历史。她的朋友罗宾龙，就是这部纪录片的发现者，但罗宾龙不是专门搞历史的，所以希望得到一位中国历史学家的帮助。李丹柯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周勇。

“如果真有一部记录重庆大轰炸的影片，还得了奥斯卡奖，我怎会全然不知?为什么国内外都没有关于《苦干》的报道和学术论著?”对周勇来说，这个消息有点不可思议。

他从1985年开始研究重庆大轰炸，对国内的相关资料相当熟悉。2005年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后，周勇决定带领团队走出去，到海外更大规模地搜集史料。他和他的团队先后去中国台湾和美国、英国、日本、荷兰等地开展学术交流，找到了大量有关抗战大后方的历史资料。

然而，让他深感遗憾的是，有关重庆大轰炸的影像资料一直缺乏。“即使有一些黑白影像，也是平视的远远的镜头，以及摄于日军轰炸机上的投弹场景。关键是，影片往往只是记录了轰炸的那一刻，既不清楚轰炸时间，也不清楚轰炸的现场，既无前情，也无后续，更不清楚影像流转的经历，使这些资料的价值大打折扣。”

“这次，我的直觉是，机会来了。”周勇说。因为李丹柯教授是美国费尔菲尔德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一向没有虚言。他很快回复老师，希望对方能够发一部分视频过来，以鉴真伪。

第二天，罗宾龙就给周勇发来了纪录片的三个片断，大概有25分钟，内容都是关于抗战期间的重庆。

看到第三个片段时，周勇的热血一下子沸腾起来。凭借三十年来研究重庆抗战史的经验，他相信，这就是“众里寻他千百度”的重庆大轰炸资料。

“独一无二，令人震撼!日本飞机对重庆的轰炸，过去我们只是看文档，看照片，没有亲身感受，而那个长达10多分钟没有一句旁白的画面，原声原色，都是身处其间最近距离拍摄的画面。”

灰蒙蒙的天空布满日机，200多吨炸弹呼啸而下，整个渝中半岛浓烟滚滚、火光冲天，一片片民房化为废墟……在总长17分34秒的画面里，摄影师在浓烟和火海中，记录下了日本军机于1940年8月19日到20日出动370架次飞机，对重庆实施无差别轰炸的实况。

所谓“无差别轰炸”，是指不区分军事、非军事目标的全面性轰炸。大学、教堂、医院、民宅、街道、市政设施……全都成了被轰炸的目标，这给当时的重庆造成了十分惨烈的灾难。

更让周勇震撼的是，在灭顶之灾到来之时，奔忙在大火和废墟中的重庆人民“没有嚎啕大哭，没有悲观绝望，只有坚定和不屈”。

在刺耳的警报声中，与撤退人潮相反的，是一队队消防员、救护员，逆向而行。当日本飞机离去后，首先出现在镜头里的，是在大火包围中进行自救的重庆人民，明知杯水车薪，仍以血肉之躯奋力灭火。

“当时我就有一个想法，这个东西一定要拿回来，让重庆人看到自己的先辈曾经遭受的苦难，让世人知道重庆大轰炸的真相。”周勇说，他之所以执着于对重庆大轰炸的研究，因为这是“未审之罪”，这一暴行没有被彻底清算，所以更需要被今天的人们记住。

全面抗战爆发后，重庆作为战时首都和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中国战区统帅部的所在地，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为了彻底“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日本于1938年2月至1944年12月间，对重庆城区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长达6年零10个月的无差别轰炸，浩劫之下，整个重庆被称为“火棺材”。

二战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军所犯下的大部分暴行都进行了清算，比如泰缅死亡铁路、南京大屠杀等。然而，对长达六年多的重庆大轰炸竟然不了了之了。

“重庆这座倔强的城市坚守着，成为与华盛顿、伦敦、莫斯科齐名的二战英雄城市，那是何等的悲壮和惨烈啊。可是，战争结束都半个多世纪了，却没有多少人了解这段历史。”这位两鬓花白的教授坦陈，自己虽然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而且学的是历史专业，但在很长时间里，都不知道重庆大轰炸的真相。

1985年，周勇协助父亲整理大轰炸受难者的口述史，才开始了解这一日军罪行。从那以后，他作过多次相关报告，包括给日本访华青年团讲这段历史。1988年底，他还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成员访问日本，参观了广岛原子弹轰炸纪念馆。

这次参观让他的心难以平静，连侵略者的苦难都被铭记了，而被侵略者的哀痛，重庆被轰炸的历史，却逐渐遗忘。为此，他在留言簿上沉痛地写下了“不应忘记”。

在他的推动下，从2008年开始，重庆市组织了100多人，查阅了40万份档案资料，形成了431页的研究报告，披露了重庆大轰炸的伤亡人数和财产损失确切数字，随后搜集整理出版了相关档案、证言、图片、著作等史料21卷，1000多万字。

然而，直接伤亡近3.3万人，灾民人数达17万余的数字，并没有换来日本政府的歉意。大轰炸受害者对日本政府提起的民间诉讼，官司打了十几年，不仅屡屡败诉，日本方面还狡辩说，轰炸是正常的战争行为。

铁证如山，仍需要更鲜活的东西来对抗遗忘。仅凭罗宾龙发来的几个片段，周勇已经认定，这是迄今为止，由西方人拍摄的，重庆大轰炸时间最准确、史实最完整、内容最翔实、画面最震撼、评论最客观的，而且是唯一彩色的重庆大轰炸影像史料，“是日军屠杀中国平民的新铁证”。

电影的其他内容是什么?

为什么做了这么多年的抗战研究都不知道这部影片?为什么它获得奥斯卡奖后却失踪多年?……

疑窦丛生的周勇立即致信罗宾龙，欢迎她携《苦干》访问重庆，没想到对方比他还急切，“我正准备去”。

寻找《苦干》

两周后，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罗宾龙在《苦干》看片会上，讲述了自己寻找《苦干》的故事，令在座专家无不唏嘘。

纪录片《苦干》的发现者、电影制片人罗宾龙，是一个已经不会说汉语的第四代夏威夷华裔移民，她在名字里用“龙”来表达对于身世的认知。作为一名电影制作人，拍一部关于华裔女性的影片是她的夙愿。

可是，拍谁好呢?罗宾龙见人就问，谁是他们熟识的华裔成功女性，为此，甚至到好莱坞的大街上随机采访路人。从这种“不靠谱”的方法开始，她找到了《苦干》的灵魂人物李灵爱。

一次，朋友给她推荐了一本已经泛黄的小说，主人公是一位中国女侦探，她独立、智慧而性感，生活在夏威夷和纽约。罗宾龙觉得，这么活灵活现的人物并非虚构，通过分析小说里的情节，她竟在夏威夷一个医生世家找到了人物原型——李灵爱。

此时，李灵爱已经去世多年，但她写过一本书《生命是长久的》。可惜，在那本书中，李灵爱用很大篇幅讲述了家族移民史，对自己却着墨不多。尽管如此，封面折页上的一段话一下子便抓住了罗宾龙的眼球:“李灵爱自称是奥斯卡获奖影片《苦干》的联合制片人，曾在二战期间与一名叫斯科特的摄影师合作，拍摄了一部记录中国抗战的纪录片。”

接下来的发现，让她欣喜若狂。有资料记载:1942年2月，第14届奥斯卡电影节首次设立纪录片奖，两部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录片获奖，而《苦干》是其中之一。

为了研究心中的女英雄，罗宾龙又开始寻找《苦干》原片，但遇到的困难却远超想象。

二战后，这部影片就“人间蒸发”了，不但从来没有放映过，甚至连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的资料库都没有收藏这部影片，在资料目录中，它被注明为“遗失”。

连同这部纪录片一起“消失”的，还有它的投资、策划人李灵爱以及摄影师斯科特。“了解李灵爱非常困难，没人给她写书、拍电影，连她的亲戚对她的经历也了解不多。”

所幸的是，罗宾龙找到一段1993年李灵爱接受电视台采访时的视频，时年85岁的李灵爱，面对镜头侃侃而谈，身世之谜和《苦干》的若干细节浮出水面。

李灵爱，1908年生，父亲李启辉是夏威夷名医，曾与孙中山同学，在当地创办了明伦中文学校，母亲江隶香是一名产科医生。在九个兄弟姐妹中，李灵爱排行第六，曾就读于夏威夷私立学校“普纳荷”(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也曾就读该校)。大学毕业后，她到中国学习戏剧，还曾师从梅兰芳。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李灵爱一心想着救中国。为此，她接受过飞机驾驶训练，希望能驾驶运输机前往中国协助抗日，后来又参加过美国援华联合会时装表演，为中国抗战筹款。

1937年夏天，在夏威夷拍摄沙滩美人的摄影师斯科特，采访了正在学习飞行的李灵爱。

第一次面谈时，无线广播里刚好传来上海遭受日军轰炸的消息:“上海变成了人间地狱，死伤人员遍布街头巷尾……”

“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了，去报道真实的故事吧。我给你介绍信，星期五就有船，你去不去?”李灵爱“随性而为”地转换了话题，斯科特则连连摇头，没有答应。

“虽然我是一个黄皮肤女人，但你内心却是一个胆小鬼!”熟识之后，李灵爱再次使出激将法。“去就去，我才不怕!”这回，斯科特“接招”了。

李灵爱动员祖母变卖了首饰，并用时装秀和各种兼职筹措资金。在她资助下，从1937年到1940年，斯科特扛着当时最先进的16毫米彩色摄影机，四赴中国，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行程长达3万多里。

故事有了，但《苦干》这部片子仍找不到，只有美国国家档案馆保存着35分钟的片段。看到这些片段后，罗宾龙惊喜地发现，这部分影像非常清晰。她还意识到，纪录片《苦干》讲了一个非同凡响的故事，比华裔女英雄的故事还要震撼。

在罗宾龙寻找《苦干》的同时，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资料馆馆长卡特也在寻找完整版本的《苦干》，虽然想尽办法，但他一无所获。

由于李灵爱的家人对《苦干》一无所知，她的遗物遗稿中也没有线索，罗宾龙只得另辟蹊径——寻找摄影师斯科特。

从2009年开始，罗宾龙不停地在网上搜索斯科特的信息，偶然间发现一个特殊的网站:墓园网站。它由美国各地的志愿者拍下不同的墓碑碑文，标上具体地点，上传到网上，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数据库。罗宾龙从讣文中找到了斯科特，并顺藤摸瓜，在Facebook上找到了斯科特儿子的账号。

对方给她打电话那一刻，罗宾龙觉得“像大梦一场”。2009年底，90分钟的《苦干》胶片在斯科特家老房子的地下室里被找到，这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份《苦干》的完整原始拷贝。

历时3年，罗宾龙“用苦干的精神”找到了消失70年的《苦干》，不过这份唯一完整的胶片已经“惨不忍睹”。罗宾龙把它送到卡特那里，希望能够修复并重映这部影片，但苦于胶片质量太差，大屏幕放映已不可能。

又花了4年时间，斯科特家人手中的胶片被修复成85分钟VHS家用录像版本，《苦干》终于重见天日。

不过，如何鉴定这部影片的价值和意义呢?于是，有了2014年7月李丹柯那封邮件，和重庆的专家看片会。

《苦干》荣光

尽管寻找《苦干》的故事已经足够传奇，可在真切地看到这部纪录片后，在场的专家们无不激动，无不感动，无不震撼。

纪录片的“前言”，由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林语堂撰写，他说:“今天，侵略者的铁蹄虽然跨过了长城，但他们仍然需要面临一堵新的长城，那就是‘中国人民面对外敌时坚强不屈的英雄精神’。《苦干》就是对这一坚强精神的真实写照，它记录了中国人民一步一个脚印建立新中国的不屈经历。”

斯科特拍摄重庆大轰炸时，林语堂也在重庆，不得不整天带着家人躲警报。由于无法安心写作，他重新回到纽约，动手创作一部以抗战为背景的作品《风声鹤唳》。为《苦干》写“前言”就是这一时期，林语堂写小说与李灵爱资助拍摄《苦干》有着相同的初衷:让美国了解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并给予支持。

正如副标题所示，《苦干》就是要回答一个问题:中国不可战胜的秘密是什么?编导者在旁白中多次使用一个词:奇迹。他用影像的方式，介绍了中国人在民族危亡时刻创造的一个个奇迹。

——在广东，大刀队的游击队员们穿着青布衣衫，和一般农民、店主、学生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可以随时聚拢，抽刀给敌人致命一击，也能瞬间变回农民、店主、学生，与敌人持续周旋。

——在西南，美国工程师预言，即使在拥有机械设备的情况下，修建滇缅公路也需要7年，而中国民众依靠人力，仅用14个月，公路就通车了。由于青壮男人都应征入伍，这支修路大军以老人、妇女和儿童为主。正是这条公路，成为抗战时期物资供给的生命线。

——在西北及藏区，中国少数民族虽然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但当外敌入侵时，这些不同民族的人站在了一起。纪录片中一位少数民族妇女，从丈夫手里接过锄头，极为平静地说:这个给我，你上战场。

——在“不死的重庆”，当满城挂起红灯笼时，意味着敌机已经起飞。大街上，一位穿着蓝色棉布旗袍的女士，打着太阳伞，一脸镇静地往防空洞走。一些市民秩序井然地乘坐轮渡，向南岸转移。消防、救护、医护人员则列队奔向最容易被轰炸的地方，准备救援。轰炸结束后，火光冲天，重庆市民迅速参加救援，并在轰炸的废墟中寻找任何可用的材料，准备重建家园。

——无论在西南还是在西北，生活在战火下继续。重庆卖水果的小贩，依然在认真地计算着斤两;在轰炸难得的间隙，孩子们在弹坑的泥水里游泳。这些日常的细节，让那个苦难的年代显示出更多温情。

中国不可战胜的秘密，不在达官显贵，而在普通百姓之中。《苦干》没有直接表现战场，而是把镜头对准了抗战大后方的社会生活，从人的精神层面，用镜头告诉世界，中国人勇敢、坚韧、没有抱怨、没有恐慌,他们接受命运,更勇于对抗命运。

就如《苦干》最后，画外音响起:“这就是‘苦干’，刻苦的奋斗·中国人与生俱来的精神，深入在他们的灵魂与命运之中，永垂不朽!”

如此真实而深刻的片子怎能不吸引人?2014年第一次回到重庆，专家学者为之动容。在1941年的纽约，它的上映同样引发轰动。

1941年6月，《苦干》在纽约首映，当时日本还没有偷袭珍珠港，美国也没多少人知道中国正在遭受日本侵略，但这部片子上映后，主流媒体的报道连篇累牍，社会各界好评如潮。

《纽约时报》评论称:“这样肆无忌惮的恐怖场面所带来的痛苦，甚至超过了我们所看到的伦敦大轰炸。”

被称为“时代之父”的美国新闻业巨头亨利·卢斯对此片也推崇备至，甚至为员工开了一个私人电影招待会放映此片，他认为《苦干》记录的一些事件“史无前例，展现的是令人振奋与鼓舞的经历”。

《洛杉矶时报》刊登的粉丝来信，信里写道:“影片的摄影和解说员的讲述，都堪称完美。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中国人民无畏的勇气和永不言败的精神。”

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影院，影片档期一再延后，《苦干》热映了整整12周，这在美国极不寻常。

1941年元旦，李灵爱和斯科特受邀在白宫为美国总统罗斯福放映此片。媒体记载:“总统提醒说，他在20分钟后有会议。但是一旦放映开始，罗斯福就被迷住了，他取消了媒体见面会，一直看到最后。”

后来，罗斯福曾亲笔题写卷轴赠予重庆:“以表吾人钦佩该市英勇之男女市民。当该市遭遇空前未有之空袭时，人民坚定镇静，不被征服，足证恐怖主义对于争取自由之民族，不能毁灭其精神。此种为争取自由表现之忠实，将鼓舞来世而不朽。”

一时间，《苦干》成了抗战筹款的最佳宣传片，中国开始收到各种渠道的外援，1941年8月“飞虎队”成立，许多美国青年在观看该片后报名参加。

1942年，奥斯卡电影节首次设立纪录片奖，《苦干》摄影师斯科特因为“在十分艰苦危险的情况下用16毫米摄影机拍摄了中国抗战实况的影片”而斩获特别荣誉奖。

周勇团队的罗辑专攻抗战影像新闻史，在她看来，《苦干》曾经产生过蝴蝶效应般的影响力。

罗宾龙也意识到，这部电影对中国、对重庆、对于历史研究都有重要意义，于是决定将自己侦探般的发现过程拍成另一部纪录片《寻找〈苦干〉》。

拍摄《寻找〈苦干〉》的过程，也是罗宾龙探寻身份认同、重新认识自我的过程。“发现李灵爱以后，我以中国为荣”，她在重庆接受采访时说:“我对李灵爱的经历非常感同身受。她给了我很多力量，让我坚持下去。她没有孩子，我感觉我就像她的孩子一样。”

《苦干》还能重回公众视野吗?罗宾龙被这个问题困扰着，正如她在《寻找〈苦干〉》里提到的那样:“李灵爱和斯科特爱冒险，赌了他们的一切来拍摄《苦干》——一个能推动历史进程的影片，为什么他们的故事被后人遗忘了?找到《苦干》只是一个开始。”

《苦干》回国

周勇也在思索，好不容易发现了如此重要的史料，如果仅在学术圈内放映几场，仅在罗宾龙的纪录片中出现几个片段，而不能被更多人看到，岂不是太可惜了!

2014年7月罗宾龙回国几天后，周勇给她发了一封邮件:“希望重庆能成为《苦干》的家。”他表达了想购买《苦干》版权的意愿。

罗宾龙爽快地回应:“相信我们有更大的合作空间。”

虽然双方都有意向，但《苦干》的回归却并非一帆风顺。其间，因涉及公益与商业之争，重庆与台湾之争，谈判数次中断，险些“夭折”。

最后，经历9个多月，300多封邮件往来磋商，在授权使用合同反复修改了39次之后，周勇和罗宾龙终于在重庆击掌相庆。

2015年4月3日，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与斯科特子女达成了《苦干》在大中国区的使用权转让合同，由周勇与罗宾龙方签字，《苦干》从此完整地回到了重庆。

“这是最好的结果。”签字仪式上，周勇掩饰不住心中的激动:“今天是一个新的开始。接下来我们的任务，就是开展有关《苦干》的学术研究。我们中心将通过各种方式，把这部作品所载的历史瞬间，介绍给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澳门的观众，让全体中华儿女都能从这部难得的作品中汲取万众一心、苦干奋进的力量，以这样的实际行动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很快，《苦干》有了全新的中国版本:周勇团队将斯科特家族保存的85分钟家庭录像版与美国国家档案馆保存的35分钟电影版进行精确的比对，选取最好的画面;由团队成员周昌文对影片解说词进行精准的听、录、译，然后在许多专家的参与下校订、润色，使之达到“信、达、雅”的标准。这是目前能够看到的画面质量最高、影片内容最齐、翻译最为准确的一个版本——一部全新的中文翻译版《苦干》。

从此，《苦干》中的画面开始出现在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等制作精良的专题片和新闻里。不过，这只是《苦干》运用和研究的开始。

5年来，周勇带领年轻学者唐伯友、周昌文、刘婧雨、颜毅、罗辑等进行了艰苦的研究，尝试用影像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影片画面进行一帧一帧的考订，包括时间、地点、人物、服饰、工具、器物等。

“影像还原出来的历史更有温度、更为准确、更具说服力。”这些新研究、新成果在2020年10月出版的《〈苦干〉与战时重庆》一书中得到精彩呈现。

1940年的“八一九”“八二○”大轰炸，是影片中最珍贵的一段影像，也是研究的重点。唐伯友通过大量精细的考证，对重庆遭受的这场前所未有的大屠杀、大破坏进行了精确还原。

日本对重庆的轰炸主要集中在1939年至1941年三年间。1939年的“五三”“五四”大轰炸，炸死近5千人，已经让人触目惊心。斯科特于当年夏天第一次抵达重庆，目睹遭日军轰炸后残破的市容。影片中的一幕，是蒋介石夫妇在黄山官邸下象棋的画面，旁白说“距离蒋介石的悠闲花圃不远处，中国战士打着赤脚，在尘土飞扬的路上疾速行军”，接下来就看到一段日机空投炸弹及消防人员奋力救火的影像。没有解说，一切尽在不言中。

1940年，斯科特第四次到中国，先在西北拍摄，后来听说日本制定了代号“101”的作战计划，誓言要把重庆从地表上铲平，随即搭机赶到重庆。

1940年8月19日、20日，毁灭性的轰炸果然来了。日军出动其最新型的零式战斗机护航轰炸机群，连续两天投下大量燃烧弹和新型凝固汽油弹，市区多处被炸，加上暑热，火势猛烈，极难营救。

日机这两天的轰炸，是抗战时期对重庆实施的最猛烈的轰炸，燃烧之惨与火势之猛，远超过“五三”“五四”大轰炸。幸而重庆早已在“疲劳轰炸”中积累了经验，能有效进行人员疏散，也改善了防空设备，这才免于遭受1939年大轰炸那样惨重的人员伤亡，但大量房屋财产毁于一旦。

斯科特目睹并记录下这般惨景，感性地描述:“随着最后一波轰炸结束，长江边上的重庆城陷入一片死寂之中，到处浓烟四起。升腾的浓烟如双手般指向天空，希望得到上苍的怜悯，但这一切似乎都已太晚了。”

这段影像中的每一帧画面都成了研究对象，比如，反复出现的红灯笼。当时重庆防空司令部规定:悬红色球1个，表示敌机有空袭本市动向，市民应预先准备或疏散;悬红色球2个，表示敌机1小时内将空袭，要求市民全部避入防空洞，在警报解除前不许外出;悬3个红球就意味着日机已经到达重庆上空，轰炸即将到来。

“红灯笼和红球台分设于市郊和市内制高点，‘红灯笼警报’成为战时重庆的特定产物。”如今，在重庆还留有“红球坝”地名，可见影响之深。

延展研究还发现，轰炸并没有摧毁重庆，反而加速了重庆的城市扩展。为了减少轰炸损失，大批机关、工厂、学校团体及市民迁建和疏散至市郊，使迁建和疏散区迅速发展起来。到1940年11月，重庆市辖区增至十区，面积扩展到328平方公里，是抗战全面爆发前的3.5倍。

日本试图在地图上将重庆抹掉，但重庆人骨子里就有乐观、耿直、豪爽的气质。轰炸来临前，人们在买水果，而市区的一面被轰炸的断墙上，则写着“愈炸愈强”的大幅标语。

画外音质问道:“看看你们对这里的人们做了些什么，他们虽然在轰炸中幸存下来，经历了恐怖绝望。但看看这里的人们，他们展现出了恐慌吗?对，他们经受了痛苦，但他们并没有被击败，对于你们这些侵略者来说，你们的目的没有达到，只是让世界更加仇恨你们。”

《苦干》之谜

周勇团队还对片中的历史人物、事件进行了解读、延伸，并试图破解《苦干》的许多未解之谜:

为什么这部反映中国抗战的奥斯卡获奖影片，没能在当时的中国放映?为什么《苦干》像蒸发一般，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为什么作为制片人、总策划、出资人的李灵爱，在《苦干》的职员表中只是个“技术顾问”?

国际合作获得的资料显示，李灵爱之于《苦干》，远非影片演职人员表中的“技术顾问”那么简单。

李灵爱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奇女子，她是诗人、小说家、剧作家、电影导演、戏剧编导。1975年，美国妇女艺术家协会在庆祝本会200周年纪念日时授予李灵爱杰出年度女性奖。

李灵爱不仅创意策划了《苦干》整个拍摄方案，还筹集资金,雇请导演、摄影师及其后期制作团队，寻找发行商，最后花光所有家产，只为完成她心心念念的援华抗战事业。可以说，她完全承担了“制片人”的职责。

影片为什么叫“苦干”?有一种说法，是林语堂起的名字，“苦干”意味着“少说多干”。而李灵爱在晚年接受采访时说，“苦干”是她起的，是“在艰苦受难中的英雄气魄”。

但是，李灵爱的名字为什么在片中几乎被抹去了呢?原来，《苦干》上映时，美国的《排华法案》尚未废除，为了实现让美国人了解真实的战时中国，改变对中国的态度的初衷，李灵爱选择了妥协与隐忍，退身幕后全力推动影片的宣传推广。

除了她的华裔身份外，李灵爱的“沉寂”或许和她特立独行的个性不无关系。她行事高调，绯闻不断，好多亲友甚至和她切断了来往。李灵爱虽然愿意讲起《苦干》，但她的后代亲眷却对罗宾龙说:“你不觉得这是编造出来的故事吗?……她一直喋喋不休地讲这个电影的事情。”

在《苦干》的历史资料中，最耀眼的明星当属摄影师、美国记者斯科特。奥斯卡评委会把纪录片奖颁给他，主要是嘉奖他的勇气。

一个从来没摸过摄像机的新手，用“一个人+一台摄影机”的配置，拍出奥斯卡获奖影片，这在奥斯卡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

在那段战火漫天的年代，他靠“吃百家饭”“搭百家车”，足迹到达上海、南京、广州、香港、越南海防、广西、贵州、重庆、四川、甘肃、青海和西北藏区。无论是飞机、卡车、轮船、摩托车、自行车等现代交通工具，还是小马驹、驴车、人力车、羊皮筏子等原始交通工具，都为斯科特所用。

除了勇气和毅力，“命硬”也是斯科特成功的关键。为了拍摄这部纪录片，斯科特冒着日军攻占上海、轰炸南京、轰炸重庆的战火，目睹过200万难民逃离家园的凄惨场景，也见证过八百将士视死如归的悲壮情景。

据不完全统计，在《苦干》拍摄过程中，斯科特一共经历过200多次空袭。重庆“八一九”大轰炸时，斯科特就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武官处(位于长江边的一座小山上)的屋顶上，他曾对儿子说:“我躺在地上，拿着摄像机，可以看到炸弹舱舱门打开投放炸弹，但不知道炸弹飞向了哪里。”

在由宁夏去往青海的旅途中，斯科特乘坐的卡车失控了。就在卡车冲出路堤的一瞬间，他从车上跳到了路边，逃过一劫。

有一次，日军炮击一艘轮船，时间长达40分钟，斯科特当时就在船上。他机智地躲避着一排排子弹，迅速寻找逃命的办法。

虽然冒死拍到了“不一样”的画面，但逃过日军的道道控制线，将这些胶卷带离中国，又是一劫。斯科特想到了400多年前，一名教父从中国走私桑蚕的办法——他把竹竿破开，将胶卷藏在竹竿内的空间里，又专门雇了一个不起眼的苦力，挑着竹竿随行。这样，胶卷才被带到美国，经过剪辑、制作，成了今天的《苦干》。

《苦干》红极一时，让斯科特和李灵爱名气大増。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斯科特并没有像他的好朋友一样往好莱坞发展，而是转身又上了战场。长袖善舞的李灵爱也切换了赛道，投入时尚和艺术领域。

残酷的战争场面，给斯科特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刺激和长久的负面影响。战后，斯科特曾被紧急送往纽约长岛的一家军事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当时，人们将斯科特所患之病称作“炮弹休克”。从讣告上看，他的后半生以为富人拍摄风景照片为生。

“我父亲只是让我们看这部片子，他从来不说什么，甚至都没提过曾经获得奥斯卡奖的事情。”斯科特的儿子雷蒙德说，“他说他害怕(一旦提及《苦干》)，他就会感到恐惧，所以他就不停地做事，让自己忙起来。”

显然，斯科特是一个喜欢挑战的人，但他是克服了极大的心理障碍才得以完成《苦干》这部片子的。即使到了晚年，他也没能完全走出战争带给他的心理阴影。

“影业公司倒闭，李灵爱的华裔身份，斯科特的战争后遗症，再加上二战后冷战政策的影响，阴差阳错。”刘婧雨在美国访学一年，搜集了大量的文献和影像史料，她分析说，这部影片突然消失，应该是多种原因所致。

不过，影像自有其对抗遗忘的力量，《苦干》的失而复得，或许就彰显了这种力量。《寻找〈苦干〉》中有一个场景令人印象深刻:晚年的李灵爱，旗袍加身，簪花在头，她说:“我这一辈子最自豪的事情就是拍了一部电影，写了一本书。”此时，罗宾龙在画外音中说，我想起了她母亲对她说过的一句话，“上苍给了你一张嘴，并不只是用来吃饭的。”

虽然研究已经持续了五年，团队也逐渐成长起来，有的职务职称得以晋升，有的考上了博士研究生，新的电影也即将诞生……但周勇仍坚持“关于《苦干》的一切才刚开始”，“相信历史会记录一切，我们也会继续记录历史”。记者 孙文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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