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之歌》海报（局部）

郭龙（左）和张玮玮

处暑8月，我身在的城市已渐秋凉。风来，雨来，有人自远方踏歌行来。

一出名为《流浪之歌》的原创音乐戏剧，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为北京保利剧院拉开了疫后重启的帷幕。台上唱歌的是“河”乐队的五个成员——小河、万晓利、张玮玮和郭龙，四个可算资深的中国民谣音乐人，加上安娜伊思·马田——来自法国尼斯的犹太女子，更多国人只知她是电影人刘烨的异国妻、“综艺小达人”诺一和霓娜的俏丽母亲。而他们20年前就在三里屯南街那家名为“河”的小酒吧一起唱歌的青春往事，少有人知晓。

传说中的“河”酒吧，20年前曾有过一遇。被采访对象和朋友“一直”带去听“野孩子”那天，来自甘肃的张玮玮和郭龙没有在。20年后，我有机会锁定他们为我的采访对象。为了他们我读叶三的书《我们唱》，还去看《乐队的夏天》，顺道发现“五条人”乐队那么可爱。

“乐夏”舞台上初初亮相的“野孩子”，遗世似红尘不染，“前辈”得网人直呼“老神仙”。一曲无伴奏《黄河谣》风长气静唱下来，只是简单地负手而立，样子就那么好。束发的郭龙劲瘦，道骨侠风。而张玮玮和他的手风琴，居然又不在。

21日中午和风丽日，亚洲大酒店的户外咖啡座，和张玮玮、郭龙围坐聊天。好奇死了，次日晚才将播出的“乐夏”改编赛段，“野孩子”从主办方给的“国风”曲包里，到底是不是挑了《沧海一声笑》？答案是“没有”，他们唱了大理民谣好友欢庆改编的唐人刘禹锡的《竹枝词》：

杨柳青青江水平，

闻郎江上踏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

道是无晴却有晴。

“真正的民谣是流传，不是流行”

这是这些年关于“民谣”

惟一一句经典解答

北青报：可以选歌单以外的歌吗？

郭龙：不可以。所以我们选歌以后等于放弃（晋级）了。按理这不能提前说的。

北青报：反正明天晚上就播了。我还猜会不会是《沧海一声笑》，感觉那是惟一比较合适你们风格和境界的。

郭龙：那个也不好弄。再加上可能张佺有自己的一些判断吧，他不想唱那一类的歌曲。

北青报：朋友圈里看到有香港诗人朋友写：“看到自己年轻时爱过的乐队像驯兽一样在舞台上PK，她不禁痛哭。什么乐队的夏天，夏天早就被杀死了。”他自己则是“都不忍心看”。可我看着还好啊，你们也还挺开心的。

郭龙：还行。刚开始犹豫了很久。最早找乐队的时候，他们主动来联系，我们犹豫了一个月。最后，一个是因为疫情一直没有工作，去年后半年基本就停止了演出什么的，估计今年情况也不会好到哪儿去。但是乐队不能停着呀，得做个事。刚好有这个契机，最后大家一聊，无非它就是一个游戏呗。

北青报：对对，有点儿游戏精神挺好的。

郭龙：而且你换一个角度想，既然是做音乐的，如果你对自己的音乐有信心，那就让更多的人听到。更大的舞台没有什么不好，只要那个舞台它是基本尊重你的，就没问题。如果说让我们去参加一个别的，比如《我是歌手》那样的，肯定就有点对付。

但是《乐队的夏天》真的还好吧。因为去年我们几个都看了。而且听说过，那个团队跟我们很多朋友都认识，听说他们做事也很棒，很认真。你看像这些带我们的PD导演，都是二十几岁的小姑娘，她们以前根本不听乐队的。但是自从做了这个以后，那功课做得真的，带我那导演，我跟玮玮我俩所有的事她都知道。我就知道她可能提前半年就把所有关于我们的纪录片、歌曲、故事、采访全部准备了。至少相对来说还是尊重乐队文化这一块的。

后来就决定去。去了刚开始还是有一点胜负心的，你肯定嘛既然你参加。但是我们就一直聊天，我们说不要有那个，越有胜负心，可能反倒表现就奇怪了。没必要，我们只是来找一个更大的舞台，让更多人听到西北还有这样的乐队，中国还有这样的民谣。我和玮玮都唱了20年的，也是我们的生命的一部分。

最后我们就心态很放松地，就去看一看现在的乐队都成啥样了。所以一边玩一边比赛还挺好的，挺新鲜的一个经历。因为一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刺激、变化，大家岁数都大了，一边养家一边做乐队，很多时候变成一半热爱一半工作了。这样一个契机还真的能刺激乐队有好多新的感受想法。

北青报：而且你们有传达，第一期时您说“真正的民谣是流传，不是流行”。

郭龙：那是小河的话。节目组可能有他们的考量吧，让尽量在节目上不提没有参加的人的名字。所以我只好说“我一个朋友说的”。

北青报：那句话非常好啊，特有范儿。

张玮玮：这些年对“民谣”惟一一句经典解答。

一个人抱一把原木色的吉他

往那儿一坐就变成民谣了

这是特别大的误区

北青报：我也正想来问呢，究竟什么是民谣？用方言唱的就是民谣吗？

张玮玮：民谣其实是跟民间更接近的一种音乐方式。无论从音乐形式到歌词表达的内容，它是和民间生活、日常生活更接近的。

像摇滚乐，是提炼了叛逆、激情这些东西；古典音乐是超越生活的，像贝多芬，他是要说命运，说更大的主题；爵士乐是建立在数学技术上的一种，又是即兴的俱乐部式的音乐，是跟红酒、威士忌这些东西活在一起的。

从最早中国有了乐队之后开始，其实民谣这条线就从来没断过，校园民谣是其中的一支。最早你像崔健的《花房姑娘》，“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他的歌里其实有很多民谣的东西，只是当时并没有这样界定他，都说他是“中国摇滚之父”。

后面到张楚，张楚的歌词就非常明显，《姐姐》，“我的爹他总在喝酒他是个混球，在临死前他不会再对我动拳头”；《赵小姐》，“赵小姐姓赵，赵钱孙李的赵。在一种时刻她有一份工作，钱不少但她也不会干到老。在一种时刻她会真的感到伤心难过，就是别人身上的裙子比她的好看。”

这就是民谣。它是和日常生活紧紧在一起的。它不是诗歌化的表达，但反而把日常生活里面的诗意全都给提出来了。“别人身上的裙子比她的好看”，这一下把一个小人物的感受就给你唱出来了。之后的其实好多乐队，都能找出这样的东西来。我觉得整个包括民间歌曲、民间音乐，其实一直都在做这个事情。

郭龙：我觉得就是两点，首先肯定是来源于你自己的生活，跟你的生活息息相关，你经历的、你看到的、你经过的这些东西。再有就是玮玮说的，民谣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叙事，这实际上是真正民谣的一个根基。

张玮玮：这些年民谣出现误区了。

郭龙：比如“吉他弹唱就是民谣”。

张玮玮：它很不在意器乐的部分，一把吉他随便按几个和弦，10首歌都是用三个和弦唱出来的。只要那个分解和弦，一个人抱着一把原木色的吉他往那一坐，他就变成民谣了。这是一个特别大的误区。

你去听之前比我们年纪大的这些，包括到我们这一代小河、晓利、“野孩子”，其实一直都在音乐上探索。无论你是民谣还是摇滚乐，你停止掉音乐探索的时候，你就完蛋了。

再有一个就是歌词。现在流行的“民谣与诗”，是特别可怕的四个字。现在甚至有所谓“古风民谣”，就是把那种古风的词儿完全就像电脑抽取一样往起一摞，它就变成民谣了，或者是写那种诗歌化的词。民谣一旦脱离了叙事，你不是站在日常生活这个角度去提炼它，你就变成阳春白雪，变成一个形式了。

其实我也干过这样的事，我有些歌里面也有这些东西。现在我的理想是做一个真正称职的民谣歌手，目前我还没有做到。

你去找“诗和远方”

不如叫滴滴的时候跟滴滴司机聊聊天

听听他的生活是什么

北青报：您觉得称职的民谣歌手是什么样的？

张玮玮：他的歌词是叙事的，他的音乐必须是经过考量的。民谣绝对是你想得很远，然后把它抽出来的一个东西。它不能是随意一把木吉他就出来的东西。它完全可以变大很多，也可以回到最初。

对我来说，首先要摒弃的一个东西就是“民谣与诗”，还有“诗和远方”。它完全被低级化了。你像也有人嘲笑我们，呆在大理，觉得我们是去找“诗和远方”了。我从19岁就开始流浪，我俩都是，从来没有停下来。到现在我也没打算固定在大理。我们并没有要去找“诗和远方”。你去找“诗和远方”，不如你叫一个滴滴的时候，跟滴滴司机聊聊天，听听他的生活是什么。

早上万晓利在我们的群里发了一张照片。他昨天晚上自己去喝酒，喝到四点。路过保利大厦下面的地道，有一个卖花的老头，三四束花没卖掉放在那儿，躺在地上睡觉。那才是“民谣与诗”。你知道他背后有多少故事？你知道他那一天经过了什么吗？你知道他今天早上起来是怎么离开那个地下通道的？他离开地下通道去了哪儿？这才是民谣该说的东西。

一旦这个东西变成清谈，变成飘在上面的亭台楼阁、镜花水月的时候，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城市垃圾而已。城市流行文化流水线上，出产的一些日常垃圾。这个东西今天产生了，只是为了符合今天的一些需要，它并没有什么东西。

民谣的文学性是要特别重的。像我看“乐夏”的感受是，写歌词这事儿还是得我们民谣圈来，摇滚圈真的不行。整个“乐夏”上去的这些乐队，除了“五条人”是民谣，其他这个歌词真的不行。

但是别的，他们行我们不行。整个音乐的张力，在台上的表现力，然后处理所有这些乐器的关系，他们的能力是特别强的。这个我们比不了他们。但是写歌词这事，真的他们得跟我们学。

北青报：“五条人”的仁科说过一句关于民谣。他说：“都说民谣有诗意，这诗意怎么说呢？很有可能你觉得有诗意的东西，我觉得有点恶心。”人说：“那你觉得诗意是什么？”他说：“这么说吧，风一会往东吹，一会往西吹，我的头发就是这么被吹乱的。”后面这个是他一句歌词。

张玮玮：咱们就暂定从崔健那会儿开始有了乐队文化，整个这些人在写歌词上其实是下了很大功夫的。我们其实是在这一个脉络里面，身上都带着我们在这个领域的传承。到了这个年纪，其实我们也都没有停下来，都还在想这些东西。晓利每天都在想歌词，小河在“寻谣”，在找民间歌谣。最近参加了两次，我才知道他干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他找出来的有好几首歌，太感人了，从词到曲。这时代如果把这些歌丢了，是很可惜的事情。

其实已经丢了很多很多。你看他在找这些，同时他也在从这里面去学习。我觉得这就是民谣。

采写/本报记者 吴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