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即将谢幕，截至12月23日，年度票房累计为186亿元，与2013年的高位217亿元还有一段距离。

在疫情肆虐的上半年，影城关停、影视公司注销等消息屡见不鲜，部分从业者被击垮。尽管如此，寒流并不能浇灭这个行业的热情，市场也在期待更多优质内容的供给。产业变革或者重构，内容生产始终是产业链中最关键的一环。

今年是上海国际电影节·创投训练营SIFF NEXT举办的第二年。每年2月，组委会公开征集来自导演、编剧和制片三种从业背景的青年电影人，通过阶段式的设计，陪伴他们筹备电影剧情长片的拍摄。据统计，今年共收集到434个报名申请，最终10位导演、5位编剧、5位制片人入选。

今年秋季，组委会向去年和今年入围的学员们，征集了正在开发的长片项目和剧本。经过评审筛选后，6组项目团队来到上海，于12月14日至16日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工作坊。在工作坊中，导演郑大圣、导演鹏飞、制片人顿河、编剧焦华静作为导师，各自从专业角度分享创作经验，为学员们提供剧本写作、项目开发方向的建议。这些尚处于起步阶段的项目，有潜质成为未来三五年电影市场中的重要一分子。

女性力量不可忽视

从这些报名或者入围项目当中，能够洞察到新一代电影创作者的集体风貌，以及他们对于个人成长和社会生活的思考。

编剧组的初审评委金俊祺发现，现实主义题材的数量变多，创作者越来越接地气，大家都尝试将自身真实经历转化成能够引起情感共鸣的表达。

从最后入选项目的主创构成来看，女性占据了半数以上，再一次佐证了女性电影人的全面爆发。女性电影人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让导演郑大圣感触颇深。他认为，在全世界范围，最近五年女性电影人的创作力处于太阳黑子般的爆发期，杰出作品将不断涌现。

女性潮流不仅仅出现在艺术电影当中，在高成本、大制作的视效电影中，也能看到超级英雄由女演员、女导演诠释。譬如刚刚上映的《神奇女侠1984》、明年上映的漫威电影《黑寡妇》和2022年上映的《惊奇队长2》同样是女导演和女主演的组合。再如刚刚获得威尼斯金狮奖的中国导演赵婷，备受瞩目的下一部影片是漫威宇宙的大片《永恒族》。郑大圣觉得，女演员或者女导演迅速被运用是一种商业策略，出现在头部的商业电影中，更加说明了女性力量不可忽视。

经过评审集体评议，“最佳训练营项目”荣誉颁发给《仅与下午四时的黄皂荚圃儿作一别》和《小团圆》，这两个项目获得了直通2021年第2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项目创投的名额。在项目阐述中，能够看到两位女导演从女性视角出发进行跨文化的观察，和对女性处境及家庭伦理的思考。

导演鹏飞向第一财经介绍，评审通过短片来判断主创对电影技巧的熟练程度，以及作品的成功率和可行性，最重要的是导演和剧本的清晰度。“进展中的项目，就算是最后晋级的也会有剧本漏洞，但是要看导演是否清晰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作为制片人，顿河表示，导演在参与创投或者寻找合作的时候，需要将自己的思考或感触变成明确的想法，这样才能找到合作者。

新导演在筹备第一部长片电影时总会野心勃勃，希望能在各方面做到完美。在郑大圣看来，这些年轻人想讲的故事都有发展的潜力，但需要认准自己的方向，然后不遗余力地发力。“一条道走到黑，不要想着五条道都占着，那会把自己五马分尸。没有完美而周全的电影，尤其是创作第一部长片。不如攻其一点，在一个方向、维度、特质和表达上做透彻”。

创作类型同质化

从入选项目来看，新一代电影人创作类型更加多元，包括家庭、爱情、历史、体育、犯罪等，其中不乏一些目前较为罕见的类型，可在未来填补市场空缺。

不过，由于新导演年龄或者阅历相近的缘故，创作类型有同质化倾向。导演组的初审评委唐承骎观察到，申请者提交的项目大多与导演的自身成长经历相关，家庭、青春、校园题材尤其居多，同质化严重。

过去一年，鹏飞参加了数个电影节的创投单元，看了一百多个剧本，他发现主题重复是普遍现象，尤其是悬疑犯罪或者性侵事件出现在不少剧本当中，他分析，这可能是一种跟风，比如《心迷宫》之后悬疑剧扎堆，《嘉年华》之后出现了更多关于性侵的题材。他认为，在题材趋同的情况下，独树一帜的视角和风格更为重要。“如果是真的发自内心想要去做，一定不要贪心，要找到很好的突破口，和别人做得不一样。”

在郑大圣看来，青年创作者的创作冲动往往来自于他的成长经历，因此成长、家庭、亲子关系是常见题材。“关于犯罪和性侵，其实全世界范围，古往今来所有的电影，大概三分之二不是涉及暴力就是涉及性”。电影史上，几个母题会不断重复，但切入视角不同，还是能够吸引观众。“比如说成长的体会，有曲折的、痛苦的、挫败的，时代不一样，具体情境不一样，切入的角度不一样，人们还是会一遍一遍去看”。

制片人顿河向第一财经表示，创作类型的同质化是市场倒推的结果，不仅仅在商业市场，电影节也会青睐《寄生虫》这种类型的作品，反映在青年创作者聚集的创投，题材的重复是正常现象。“跟风这件事得考虑，就是能不能跟上这股风。比如女性题材，这个题材十年前被公众忽视了，现在更多的讨论本身不是坏事。但一定要找到独特的，特别想要表达的东西。”

在市场回归冷静之后，由于风险较高，对于新导新作的商业估值，资本相对谨慎，普遍希望能够将项目成本控制在1000万元或者500万元以下。一个典型的例证是赵婷的处女作仅使用了8万美元成本，但却以较高的艺术品质为后来的电影之路打开了更广阔的通道，获得与奥斯卡影后合作的机会，拿下威尼斯金狮奖。从此次入围的开发中项目来看，其中《仅与下午四时的黄皂荚圃儿作一别》目前所需成本控制在300万元之内，其余大部分项目成本预估在1000万元左右。

资金少一些，那么创作自由度就更大，这是资深从业者的普遍共识。在顿河看来，一部电影的体量取决于它在市场端如何运作，“无论哪种类型的电影，能够保持正常的市场循环就是一件好事”。他并不建议用太高成本来拍摄长片处女作，“大家换位思考，没有哪个资本方会将电影当作慈善来做。资本的作用越小，对导演而言自由度越大”。

郑大圣觉得，成本控制来自制片方的判断，合适的就是最好的。每个导演总是按照理想和高配去想象自己的电影，但如果综合市场考量，给出的资金远低于理想的尺度也不要紧，“资本越轻，对创作的负荷也就越轻。理想化的创作其实需要靠工业、技术、设备支撑，当数字达不到支撑，其实是逼迫创作者寻找美学的突破，用反常的办法来完成电影。一旦找到了，那么它的特质、原创性就有了”。

在工作坊中，郑大圣向一部影片的主创建议，可以试着用手机拍摄。如今手机技术迭代迅猛，成像效果好，便于操作，而且还能带来超出想象的电影语言，“所以不怕成本低，而是把它变成一个机会，逼自己做出一个审美设计上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