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41期，原文标题《不被定义的上海，不被定义的乐队》，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记者/陈璐

摄影/高源

Mandarin面对镜头时的时尚感，与上海的摩登气质十分相契（感谢Bar Rouge提供场地）

Mandarin：海派与时尚

早在Mandarin乐队成立之前，摄影师高原就从好友张亚东那里听说了，“你知道吗，现在有几个小孩，特厉害。我跟你讲，你要是见到，肯定会喜欢”。高原嘴上应和着，心里却有些不以为然，没有太放在心上。第二季《乐队的夏天》开始录制后，高原被邀请进入后台拍摄，最开始也没注意到“这仨小孩儿”，随着比赛逐渐推进才发现，“嘿，确实不错”。

张亚东在舞台上对Mandarin的欣赏毋庸置疑，私下还和他们合作了一首歌《摇篮曲》，负责其中的贝斯。这都导致网上对于张亚东是不是故意帮Mandarin刷票充满质疑，讽刺他们是张亚东“亲儿子”。

对于Mandarin乐队的音乐，网上各种有关的质疑声音也不断。和许多“野路子”出身的乐队不同，Mandarin乐队四位成员的履历似乎都透着一股学院派的精英范儿。90年的吉他手肖骏，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爵士吉他专业和纽约州立大学帕切斯分校爵士专业，现在是南京艺术学院的老师，2017年他发布的原创爵士专辑《三棱镜》还曾入围台湾金曲奖“最佳演奏录音专辑奖”。94年的鼓手安雨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流行打击乐专业，后又考取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学院硕士，是第一位代言YAMAHA爵士鼓的中国鼓手，被汪峰夸赞“几乎是年轻一代鼓手里最厉害的角色”。主唱Chace是全球知名DJ，18岁便登上比利时电子音乐节的Tomorrowland主舞台，是首个登上该舞台的中国DJ，同时也身兼音乐制作人身份，而他今年也才刚刚21岁。最近刚刚加入乐队的贝斯手大淮曾就读于北京现代音乐学院、荷兰克劳斯王子音乐学院，以及美国纽约皇后学院。四人在各自的小众圈子内都颇有知名度，这次综艺节目的曝光，让不少人感慨“自己的宝藏男孩终于被人发现了”。

针对网上不少批评他们音乐太技术流、没有感情的声音，肖骏说：“我们完全可以弹得比现在夸张很多，但我们没有选择那么做。我觉得大家所谓的技术流更多是知识，是我们脑子里有的材料。有的人接受不了或者听不懂，是因为这不太是他们常听到的东西，所以混淆为技术。这跟观众从小受到的音乐教育有关。而且现在大家都按照一个工业标准去做音乐，导致大部分音乐都是一个样子，突然出现不是那么工业化的音乐，就会脱离一个所谓的审美舒适圈。但说实话，在国外像我们这么做的人还挺多，如果放在国际上，我们其实没有那么特别。”

事实上，最初看节目时，Mandarin的表演也曾给我留下不够引发内心情感共鸣的印象。第一次真正听到Mandarin乐队的现场，是在“乐夏”决赛前夕的排练中。这时，他们的音乐才抓住了我，变化多、结构复杂，也更禁得住琢磨，如同张亚东所说，有种“未来感”。

排练时，他们因为肖骏忘记刚改的音乐小节争吵起来。这种争吵对于他们非常熟悉。在录制节目时，肖骏和Chace便因为一个半音吵了半个小时，引起许多人围观。唱错一个半音对于普通观众可能很难辨别，但对于他们来说，那种细微的表达，或许极为重要。他们的《Jerry Says》是首有点奇怪的歌，17拍，错乱中带着工整，具有实验特征，像是一道关于数学的游戏题。

但这其实讲述的是由无数电影画面意象构成的追逐故事。鼓手安雨说，他们总是在玩音乐的时候播放视频，眼睛盯着画面，随即产生联想。《Jerry Says》就是由卓别林的《Adventure》以及《蝙蝠侠：黑暗骑士》《猫鼠游戏》得来的灵感。无论是节奏、旋律、歌词还是音效，都有可能成为Mandarin的一首歌。采访中，Chace手里不断拨弄着乐器，像是为对话制造背景音乐。突然，一个乐手天然地和某样乐器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关系。这些在大淮看来，正是Mandarin不同于其他乐队，非常前卫的创作风格，也是吸引他加入其中的原因。

Mandarin国际化的路线和上海的气质颇为相符，所以得知他们常驻上海的时候，我感到毫不意外。况且，不论是提到国内的爵士乐还是电子音乐，上海都是无法越过不谈的地点。

上世纪20年代爵士乐传入上海之后，才逐渐传播到武汉、广州等口岸城市。有着“远东第一乐府”之称的百乐门Jimmy King乐队是第一个全华人构成的爵士乐团，曾惊艳上海音乐圈，他们的《夜上海》《夜来香》《玫瑰玫瑰我爱你》是无数电影里我们熟悉的旧时上海外滩的经典元素。此后，来到此地的外国爵士乐手也为这座城市爵士音乐的发展起到了远超其他城市的作用。如今，上海早已拥有自己的爵士地图：巨鹿路的JZClub，南京东路的林肯爵士乐上海中心，四川北路的Blue Note，福州路的Jazz and Blues，和平饭店的The Jazz Bar，新华路的Heyday，海防路的Chair Club……

这些演出地点，不少都曾是安雨和肖骏学生时代的练习场所。安雨告诉我，采访前一天他去JZClub，因为和店里员工都很熟，就被喊着上台一起玩。他答应说好，上了台拿起鼓槌才想起来问：“演什么吗？”结果被告知，听着他们演奏随便玩就成。他们喜欢电影和电影配乐，聊到自己创作时，也常常强调音乐的画面感。Mandarin曾错过王家卫导演的《繁花》的一个试镜机会。电影里有个场景是老上海的爵士乐队演出，他们的朋友想推荐Mandarin去演。“我们觉得好像去了也有点奇怪，更想以音乐的形式参与。”安雨说。最后他们拜托朋友递了自己演奏的歌曲过去，想试试有没有可能以电影配乐的形式加入其中，不过后来也没了音讯。

此外，乐队的几位成员还都喜欢蹦迪，“乐夏”的比赛结束后，4天里他们就去了两次44KW。44KW是沪上最受年轻人欢迎的Club之一。我身边不少上海的朋友在晚上聚会喝酒之后，会匆匆赶往这里，奔赴下半场的夜生活。44KW的空间被设计为“ROOM 44”和“ROOM KW”两部分，前者主要以Techno、House音乐为主，后者则主要是Hip-Hop、Funk、Disco等音乐。并且，44KW还会经常邀请全球优秀DJ和制作人来到现场放歌。这都吸引了不少像Mandarin这样的年轻音乐人。

在国内，电子音乐更多出现在Club之中，而上海的Club文化可谓百花齐放。在午夜走进巨鹿路一带，会被深夜里熙攘的人流震撼，穿着打扮入时、浓妆艳抹的年轻人汇聚在街道上，等待沿路各色Club的排队入场。因此不难理解Chace选择以上海和阿姆斯特丹作为自己主战场的原因：一个是国内的电子音乐中心，另一个是世界电子音乐的中心。

9月10日我第一次和Mandarin在上海见面这天，他们刚结束前一天“乐夏”决赛的录制，从北京飞回来给一个奢侈品牌拍宣传照。大概是因为良好的外形以及时尚的穿搭，Mandarin很受时尚品牌和时尚杂志的喜爱。和他们约采访期间，我就发现他们的日程已经被各种拍摄占据。

其他三人笑称Chace是乐队的金主、赞助人。不仅乐队在上海的排练室和录音棚是借用Chace的，就连专辑和MV的制作费也都是他在帮忙垫付。采访那几天，Chace基本都在连轴转，先是商业拍摄，然后又飞到武汉、厦门打碟，接着再回上海接受采访、拍摄。他开玩笑似的抱怨道：“我不努力赚钱，他们舒舒服服坐商务座的钱哪儿来的。”

Mandarin的团队似乎也在努力挖掘他们的商业价值。就在我们采访间隙，团队的团队还带着四人去参加设计品牌的店庆活动，“去多认识点人”。肖骏和安雨承认最近因为接触的人太多，经常会脸盲，分不清谁是谁。

我问安雨，喜欢这种活动吗？他犹豫了一下说：“我还是喜欢这样逛街。”便和其他人一起跑进了旁边一家据说是他们设计师朋友开的独立品牌服装店。我看到他们的背影，和上海繁华时髦的景色还是非常契合。

号外乐团的主唱Tony和乐队一起在育音堂公园演出

号外：玩音乐的“社畜”

号外乐团的队长Tina约我在Livehouse“育音堂”旁的浮生酒馆见面，强调这是“上海乐队演完夜宵必约地儿”。听说号外乐团全员都带着“社畜”上班族标签后，我就开始好奇，他们团队的成员莫非都是上海本地人？不然在上海这座以节奏快、压力大出名的城市，怎么会有时间在工作之余还玩乐队，还能“杀进‘乐夏’比赛”？而且，乐队成员的这些名字，Jimmy、Tony、Tina、大师、紫衣和66，都自带着一股上海的“海派”气息。果不其然，采访过程中我了解到六位成员都是上海人，还算没有太大经济压力，能够在下班后潜心发展自己的业余爱好，在上海本地积累了一些名气。他们是“乐夏”比赛里唯一一支全部有工作、业余玩音乐的乐队。

作为暖场乐队开场的他们，第一场演完便被淘汰，最后在节目里的镜头也被剪得只剩下一两分钟，几乎没给人留下什么印象。“比赛结果倒还好，我们最在意的其实是没能给我们保留下一首完整的歌曲。”主唱Tony遗憾表示。

而对于在国企工作的紫衣来说，这反倒是个解脱，他又像是严肃又像是开玩笑地说道：“我工龄10年，现在一年有10天年假，已经5天给了‘乐夏’，5天给了乐队的全国巡演。大概需要再工作10年，（我）才能有15天年假。如果比赛还要继续，我恐怕只能辞职换工作了，但行业太窄，不好换。”

号外乐团成立于2011年。主唱Tony和键盘手兼队长Tina都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是在学校爵士乐社团认识的。2011年他们因为豆瓣音乐小组的一条乐队招聘帖汇聚在一起。除了萨克斯手Jimmy，Tony、Tina、吉他手大师、贝斯手紫衣和鼓手66都来自松江大学城。尽管乐队的队长最终因为音乐理念不合，自我开除，但剩下的六个人却将乐队坚持到今天，并确定了乐队Funk以及该门类衍生下的音乐风格。其间他们还见证了彼此毕业、就业、结婚生子等生活的各个阶段，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大概2018年到2019年时，因为生育，在教育行业的Tina曾短暂离开；开酒吧的66也因为家庭原因退出乐队。虽然乐队试图找其他乐手替补进来，但始终觉得感觉不太对，对音乐的喜好无法达成原本六人那种一致性。好在，最后Tina和66都决定回归，让乐队得以继续。

Tony说，在他的概念里，上海比起北京这样的城市，乐队很少，做全职乐队在上海很难活下去。“很多全职的乐手都是在酒吧里干活，可是这样就变成了驻场乐手，大家提起来都是某某酒吧的吉他，某某酒吧的鼓手，没有一个固定的乐队和明确的品牌。”

Livehouse育音堂成立于2004年，已经见证了上海音乐十几年的发展。老板张海生有时也会感慨道，上海的乐队基本三年一个轮回。Tony告诉我，上海最有名的乐队应该是“顶楼的马戏团”，现在已经解散了。“以前大家会说，上海只有两支乐队，顶马和其他乐队。我们就是属于其他乐队。”曾经他觉得顶马能够坚持15年，特别厉害，但当号外乐团进入第五年、第六年、第七年时，他发现10年也不是那么难以追上，“明年就是我们乐团第十年了”。最近号外还忙碌起新EP和接下来的全国巡演。

在他们几个人自己看来，保持现在这种很生活化地去做音乐的方式，其实是他们期望且享受的。Jimmy说：“乐队是工作和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平衡点，如果失去它，整个人就变成一个无趣的上班族了。我们每周排练一次，每个人过来都挺高兴的，凑在一起把遇到的不开心的事情发泄一下。比赛其实对于我们有点太紧张，完全被那种赛制节奏控制，其实已经很不舒服了。”66则调侃起因为送孩子去新加坡上学而缺席的吉他手大师，讲大师平时在工作里是个工作狂，要求很高，但在乐队排练时却比较放松，完全是“玩儿”的心态。“如果全职做乐队，我们肯定会被大师搞崩溃，他估计会列出很详细的计划做什么市场调研，看看现在什么音乐元素比较流行，然后列出很详细的PPT、Excel时间表往群里丢，想想就太可怕了。”Tina补充道。

B站上有个节目《德国乐迷看月夏》，第一期Max评价号外乐团的表演有点在演，像在假笑，故意快乐，气质并不funk。但现实接触里，我倒是感觉他们的音乐和自己完全一致。这群人聚在一起纯粹就是为了开心，Livehouse现场观众随着他们的歌曲摇摆，快乐的气氛在现场传播开。他们喜欢“玩”，在上海这座文化层次丰富的城市汲取了许多外来营养，也喜欢把这些元素都用在自己的创作和生活里。

乐队曾拍摄过一张六个人身穿工装、各自拿着乐器的宣传照，我问他们是不是很喜欢日本音乐团体“明和电机”，他们立刻表示这张宣传照就是想玩他们的“梗”。66回归后，乐队想让他找回演出的感觉，便去育音堂的Open Mic突击表演，但不愿意用“号外乐团”的名字，于是起名“Notown Boys”（弄堂男孩），致敬Motown唱片公司和后街男孩。

不过最让我感受到他们是支上海乐队的，大概是饭后结账的是乐队唯一的女生Tina。“呃，我们上海男人就是这样。”几位成员丝毫没有任何不好意思地说。这让我不禁想起在知乎上看到的，有关“为什么上海摇滚乐队不如北京”提问下的一个高赞评论：“因为上海女人不养男人。”

鸭打鹅乐队的韩涵（左）和33在家中

鸭打鹅：我们不想做当代艺术家

“鸭打鹅”是支上海本地的老牌乐队，但是主唱韩涵和贝斯33倒是对“老牌”这个词有点警惕。“老牌的意思好像就是已经不出来活动了。”33说。韩涵和33共同工作、生活在长宁区的一所公寓内。在2009年组鸭打鹅之前，33曾参与组建过上海地区几支独立摇滚乐队，包括33岛、波激小丝以及Muscle Snog。而当时的韩涵则在合肥，在中国科技大学上学，也在做自己的乐队，在网络上认识了33。“我们很喜欢噪音，还有日本的一些实验音乐，以及德系摇滚，就想能不能把这些放在一起，玩点东西。”韩涵回忆道。

许多认识鸭打鹅的人都是因为他们2016年和DOC的联合专场“林比克人”，这场视觉和声音体验兼具的演出给许多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认识到这是一支注重视觉表达的电子音乐团体。当时国内不太有人做这种结合视觉去呈现的概念化的舞台表演，他们希望能够尝试这种结合能走多远，于是制作了《未来俱乐部》这张专辑。

“《未来俱乐部》比较开放地去拥抱了电子音乐，那张也是有点野心，做了一个很大的故事。”这张专辑用音乐和视觉构建了一个有关未来科幻的叙事。实际上，33除了音乐人的身份，还是上海知名生活方式品牌“素然”旗下的“3ge3 project”主理人。这所位于乌鲁木齐中路的生活方式空间，非常吸引追逐潮流的上海年轻人的关注。

这种身份影响了她在音乐上的表达。“以我自己的经验，我会希望将太抽象的那种项目，做成更容易传播的概念。因为我并不是说特别喜欢弹乐器，或者说做乐队的感觉，这反而对我的表达来说是一种局限。我希望自己真正可以去表达音乐想法，讲述一个很好的故事。”这场实验现今看来，成功带动了上海VJ（Video Jockey）的发展。如今进入上海许多电子音乐的表演现场，视觉化的呈现基本已经成为标准配置。

不过2019年他们发布的新专辑《爱》又回到了歌曲本身，风格柔和许多，甚至尝试用中文开始演唱，完全改变了以前迷幻、躁动，并且坚持英文的风格。“其实我们以前的习惯就是用英文写歌，初中开始喜欢上摇滚乐，当时听的乐队就全是英文乐队了，已经习惯了配器和英文的发音在一起。所以自己组建乐队后，开始试着唱中文歌时总感觉好像不对，所以就还是选择了英文。”韩涵解释他们因为唱英文歌经常会被人说唱不准还要唱，结果现在又回到中文歌的原因，“但是现在年纪慢慢大一些，相对成熟一点，会觉得我现在可能想说一些事情，更准确和细腻的肯定是母语表达。而且关于如何做音乐，我们已经产生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和逻辑，所以自然地觉得想写一首中文的歌。不过，这两年年轻的听众，对于中国乐队唱英文歌已经完全没什么问题了。”

尽管鸭打鹅在我看来，具有浓厚的实验艺术风格，上海本地丰富的艺术机构也为各种新媒体艺术、声音艺术和实验艺术提供发生场所。所以我好奇询问他们是否会认为自己比起音乐人，更像是当代艺术家。但他们却很快否认这点，尽管他们和陈天灼这些艺术家都是好朋友。“我不太爱听自己的东西被称为声音艺术。我们也喜欢这一类的作品。但如果说自己是声音艺术，太容易被固化了，似乎要遵循某种模式，才能听起来是声音艺术。”韩涵说。

声音艺术往往需要去美术馆听，但电子音乐发生的场所则是Club，美术馆有固定的受众，而Club来来往往的年轻人更多。“这对我个人来说是感觉最鲜活的。音乐除了给你听觉上的刺激，物理上还能和你的身体有一个互动。有些人说德国的电子音乐听起来好冰冷，但你去Club现场听这些，大家都跳疯了，哪里冰冷。所以你必须去现场，才能慢慢了解电子音乐是什么。”33说。

除“鸭打鹅”组合，两人还都身兼电子音乐人/制作人身份，有各自的电子项目Gooooose和33EMYBW，活跃在海外电子音乐圈。今年因为疫情，许多原定的计划都被打乱。这也让他们得空开始制作一张乐队的全新专辑，希望制作出来后能够邀请不同的乐手加入共同表演。对于鸭打鹅，这又将是一种新的尝试。结束了采访，33又匆匆赶去一场线下活动，准备和朋友们一起聊些有关穿衣的女性议题。这种充满融合感的文化，似乎正是上海音乐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