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龚金平

9月11日，迪士尼出品的真人版剧情电影《花木兰》在我国内地上映。影片由刘亦菲领衔主演，讲述了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故事。曾经，好莱坞凭着“新瓶装旧酒”的改编策略，来发掘利用世界优秀故事资源，取得了极为瞩目的市场成功。只是，面对“木兰从军”这样一个打上了鲜明民族文化烙印的中华故事时，在主题表达、情节设置、人物塑造等方面，都显得力不从心了。

“木兰从军”在银幕上的两次重要亮相

北朝民歌《木兰辞》，礼赞了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忠孝两全，但叙述重心放在了出征前的内心波澜和准备活动，以及归乡后的欣喜、战友得知真相时的惊讶上。至于十二年的征战经历，《木兰辞》以“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等寥寥几句作了高度浓缩。作为一个故事，这种概括无疑过于简略，读者无从知晓花木兰在军营中因女性身份而面临的尴尬与危险，也无从获悉她在战场上的心路历程。

看得出，在《木兰辞》中，“木兰从军”并非一件英勇豪迈的壮举，而是反映了战争阴影下一位女性的无奈和痛苦。或者说，花木兰征战四方，不是为了享受战场上叱咤风云的人生高光时刻，更不是为了满足建功立业的雄心，而是为了在尽孝之后做回一个女人。作品体现出一种鲜明的民间立场，以及“反战”“反个人英雄主义”的明显意味。

1998年，迪士尼出品了动画电影《花木兰》。作品虽然有中国古典文化的某些意境和外壳，但并未体现出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和人格内涵神韵。从一系列细节中，可以看出美国个人英雄主义的痕迹，以及好莱坞常常重复的主题：凡人身上的奇迹与梦想，以及凡人对自我的重新发现。

2009年，马楚成执导、赵薇领衔主演的《花木兰》上映，将花木兰塑造成一位武功高强、指挥才能出众、颇受尊重爱戴的将才。从逃避战争到直面战争，从害怕杀戮到正视杀戮，从犹豫消沉到勇敢担当，从感情用事到冷静刚强，这是片中花木兰的成长历程。从中可见，战争的法则是“反女性”的。这从侧面呈现了战争的残酷，反映出战争对女性青春和幸福的戕害。

故事主题不断游移，削弱了表现力

到了新版《花木兰》，“木兰从军”的经典故事会有怎样的演绎？在精神内核上，新版与1998版可谓异曲同工。片中，花木兰的行为有个核心动机，那就是追求“真”。或者说，冲破外在和内在的种种束缚，做一个真实的自己。故事中，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以及解救皇帝的决定性力量，全部来自于木兰。这依然散发着个人英雄主义的气息。要说差别，是新版《花木兰》加入了“孝”的因素，皇帝肯定了木兰的孝心，甚至在赐给木兰的剑上刻了一个“孝”字。

新版《花木兰》在“建置”部分，突出了木兰内心的压抑：母亲和邻居都觉得她过于活泼好动，甚至冲动莽撞，缺少女孩子的矜持端庄；媒婆更是强调女性应该“文静、沉着、优雅、贤淑、从容、有礼”。可见，影片中有一种强大的社会秩序和舆论压力，规范着女性的言行举止、思想情感，体现了对自由人格的压制。这种令人憋闷的生活环境，使木兰从军有了尽孝之外的个人意义：追求一种更为自由舒展的人性和生活方式。只是到了军营，她经受了更多的压抑，例如不能洗澡、不能与战友放肆聊天、不能尽情施展功夫等。更重要的是，还面临严重的道德困境：隐瞒身份，与军队的道德信条“真”格格不入。

看起来，这是编剧方面的尴尬之处，即木兰从一种不自由陷入另一种不自由。但是，影片试图在这两种不自由之间体现出本质差异：在家里，要对抗的是外界的规矩和僵硬的道德规范，在军营里遭遇的是自我的道德认同危机。或者说，木兰如果不从军，那么在故乡的礼俗世界里，根本没有选择和反抗的空间；但在军营里，她有自由选择的裁定权。也是在这里，影片隐约凸显了两种伦理的不同情态：木兰在故乡时被困守在集体伦理中不可自拔，在军营里则深陷于自由伦理中左右为难。当她决定追随“真”，就依照内心作出了选择，并准备承担这种选择的后果，这正是“自由伦理”的品质。

只是，对于观众来说，木兰在军营中的内心煎熬显得很矫情。因为，她本着忠孝的大义，完全可以冲抵隐瞒身份的“失真”。而且，影片未能解释清楚“真”的真谛。这种“真”，究竟是“真实”，还是“真诚”？即使是“真实”，仍然有机械的理解和形而上的解释。既然“真”如此浑沌多义，那么木兰的忠孝，也不能救赎女扮男装的隐瞒吗？正因为在这个问题上语焉不详，观众对于木兰的痛苦多少有些漠然。因此，影片将木兰内心的纠结放置在“是否公开女性身份”上，在情节设置上明显是失焦的，缺乏深沉而具有反思性的情感力量。

此外，影片在开头还建立了另一个冲突点：木兰内心有“气”，但这种“气”在旁人看来具有破坏性，在军营里又容易过于张扬而惹人注目。因此，她在军营里的另一种痛苦在于，是释放心中的“气”，尽情挥洒个性、彰显个人力量，还是韬光养晦、谨言慎行、谦虚低调？在女巫的启发和董将军的鼓舞下，木兰决定不再压抑“气”，做一个解放天性的自己。这时，影片高歌的是一种除去心中束缚，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舒展的人生状态。这个主题建构的方向，与木兰对“真”的理解并不尽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影片不仅在木兰身上设置了性质和方向并不一致的冲突点（要不要公开身份，要不要隐藏实力），还通过女巫提出了另一个重大女性命题：一个女人展示的力量越强大，受到的压迫也将越深重。我们先不谈女巫的出场多么有破坏性，也不谈影片对女巫的刻画有多么空洞，就女巫的人生态度来看，影片分明在探讨一个具有女权意味的话题：女性能否实现自身的价值，能否赢得男性的尊重。女巫因未曾示人的个人经历，彻底否定了这一点，转而投靠可汗，助纣为虐，以便争得自己的一席之地。花木兰却踌躇满志、积极有为，最终赢得了男性的尊重，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至此，我们发现，新版《花木兰》最大的问题在于，故事主题的不断游移：在对前一个冲突，进行浅尝辄止或辞不达意的表达之后，马上又开始对下一个议题蜻蜓点水般的触及。最后，影片没有解决任何一个核心冲突，但又以空洞的方式探讨了每一个都很宏大的命题：要不要做真实的自己，要不要尽情发展天性，要不要在男人世界中争取女性地位。

情节断裂严重，人物刻画空洞浮泛

故事主题不断游移，必然导致情节也出现诸多跳跃与断裂之处。

从开头至花木兰离家奔赴军营，是新版《花木兰》的“建置”部分，介绍了人物的性格和处境，也勾勒了大的时代背景，从而促成了代父从军的决定。但是，从木兰出发之后，情节走向就越来越像一场灾难。在影片的28分钟处，木兰迷路了，陷入了没粮没水的绝境，但天空突然出现了一只彩色的凤凰。由这只没来由的凤凰引路，木兰走出了峡谷，下一个镜头就是顺利来到了军营。

这只凤凰，后来还多次出现，应该是个充满隐喻性的意象，或者说是人格化的花木兰，暗合着“涅槃”的意味。但是，花木兰在影片中除了屡建奇功之外，在个人成长层面，并没有浴火重生般的重大转变。更重要的是，在一部有历史现实感的战争片中，这样随意地用神迹让人物绝处逢生，对于人物刻画和情节发展容易产生负面效果。因为，在木兰走投无路时，观众更想看到她的毅力和智慧。而且，影片在渲染了木兰的困境之后，随便一个转场就到了军营。这种情节的跳跃和剪辑的随意，绝非编剧的正道。

影片的情节节奏，大致分为“建置”“对抗”“结局”等三个阶段。这种戏份安排，符合编剧的基本规律。但在“对抗”阶段，分成了三个彼此断裂的段落：训练、对决和救援。从理论上说，这三个段落的时间，应该一个比一个长。这样，才符合冲突越来越强烈、人物经受的考验越来越艰难的情节推进模式。但在影片中，这三个段落越来越短，核心冲突没有体现出一种持续性的刺激、有层次的上升。木兰释放“气”，追求“真”，得到男性认可，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女性在人格独立、自我实现方面的进阶之路，而更像是如何拼尽全力得到男性接纳的努力。这种性别观念，显然是过时的。

一般来说，片中人物在解决核心冲突时，应该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并在这个过程中彰显信心、智慧、勇气和毅力，完成成长。当然，人物偶尔也会得到他人的帮助，但这些外在因素不应喧宾夺主，更不应掩盖人物的光环。而在新版《花木兰》中，木兰在三个段落中遇到困难，都是依靠他人的帮助才得以克服。例如，在她心中纠结时，董将军担任了点化之人；因女巫“指点迷津”，她承认自己不是花军，而是花木兰；女巫良心发现，带她找到了可汗囚禁皇帝的新宫。这一过程中，花木兰的个人力量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人物刻画就显得空洞浮泛，导致观众缺乏认同感。

另外，影片设置了木兰与宏辉的情感关系，但这条情节副线根本没有机会展开，基本属于多余戏份。甄子丹饰演的董将军，在情节发展中缺乏必要的建树。李连杰饰演的皇帝，成了一个符号化的存在，扮相也显得丑陋粗鄙。巩俐饰演的女巫，来历不明却阴暗邪恶，行为逻辑不可捉摸。个人认为，这些都还有待斟酌和提高。就这版《花木兰》来说，好莱坞就像一名心急的厨师，按照书上的配方，请来了在中国观众心目中较为知名的演员，希望他们齐心协力，为观众献上一道妙不可言的美食。只是，效果并不理想。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形态、思维方式、伦理观念，有着悠久深厚的积淀，要想通过一部影视作品来加以准确传达，让观众信服，殊非易事。这一过程中，需要的不是浮光掠影，而是深入钻研。（龚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