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34期，原文标题《<艺术死了>吗？》，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记者/宋诗婷

《艺术死了》是周圣崴的第二部长片作品，在刚刚结束的FIRST青年电影展上获得“一种立场”奖

“你认识刘刚吗？”“有没有问题问刘刚？”“这是我的好朋友刘刚”……整个FIRST青年影展期间，周圣崴逮到机会就指着身边的空气，向大家介绍一个“不存在的人”——艺术家刘刚。

一开始，观众对他奇怪的举动和提问相当冷淡，甚至觉得莫名其妙，放映和对谈现场常常出现尴尬的沉默。随着更多人看过他的电影，“刘刚”这个名字一次次被提起，参加影展的人们开始接受刘刚的存在。越来越多人主动站出来，谈论他。影展快结束时，周圣崴把观众、电影人对刘刚的评价剪辑成一个“番外”视频，在那则视频里，大家诉说着和刘刚的交往，向他提问，或者随意寒暄，仿佛现场真有这么一个人。

“刘刚”是谁？他是周圣崴的电影《艺术死了》里整个事件的触发者——那个神秘死亡的艺术家。就像导演本人在领奖台上说的，“《艺术死了》是一个实验性的作品，他甚至不能被完全定义为电影”。在这部影展期间最受欢迎也最引争议的电影里，周圣崴是导演，是引领观众进入事件的Vlogger，在导演和Vlogger的背后，他还是制造刘刚死亡事件的那个人。

“零成本”拍电影

去年夏天，我和周圣崴见过一次。那会儿，他刚刚结束《艺术死了》的拍摄，正处于痛苦的剪辑阶段。那天，他从随身的背包里掏出来一个黑色小袋子，里面装了一台大江osmo pocket，一个比家用监控摄像头还小一圈的口袋相机。“下一部电影就是用这个拍的，没花什么钱。”

“没花什么钱”是因为周圣崴没有钱。在拍《艺术死了》之前，他的长片处女作《女他》曾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动画长片。电影很有观众缘，线上线下的放映曾笼络了一大波年轻观众。

这一度让周圣崴对自己的导演生涯相当乐观：“也算有点知名度、有代表作了，应该有资本愿意投资我吧？”从走进大众视野起，周圣崴就不是个谦虚低调的年轻人，喜欢出风头，也闲不住。折腾完《女他》的放映和展览后，他几乎没停，把自己憋在家里，写了第二个长片动画电影的剧本，“是那种《冰雪奇缘》感觉的”。

写完后他满心得意，和制片人王磊一起，把剧本递给了大大小小的影视公司。“一个有回音的都没有，一个都没有。”这种情况在入围A类国际电影节的导演里少有，心理上巨大的落差把周圣崴搞颓丧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成了个无所事事，也没有灵感的人，艺术在他那里一度濒死。他挣扎的方式是拍Vlog。《艺术死了》开头有几个片段，是周圣崴对三个年轻艺术家的采访，他举着相机问人家“没有灵感了怎么办”。“那真是我在找灵感时拍的，为了增加电影的代入感，剪了进去。”周圣崴说，那段时间，他采访了不少年轻艺术家，想听听大家的经验，如何走出创作瓶颈期。有人说，没别的办法，只能干耗着，耗上三个月。也有人和周圣崴一样，到处找灵感碰碰运气。

那时，周圣崴也没想到，师长彭锋的一个想法把他从低谷期拉了出来。彭锋是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的院长，而北大是周圣崴的母校。毕业之后，他有个习惯，偶尔去彭锋的办公室坐坐，聊一聊。“那段时间，他都有点祥林嫂了，翻来覆去说他那个没找到投资的剧本。”彭锋觉得，周圣崴犯了很多年轻人都有的毛病，太着急了，“拍一部电影就想功成名就？还早着呢！”

“咱们能不能不花钱拍一个电影？”刚听到彭锋这个提议时，周圣崴有点懵，“不是你那个故事不好，是时机未到，也可能你不是这个命，但电影想拍还是能拍啊！”

紧接着，彭锋就讲了那个十几年前就开始构思的小说故事。故事的核心就是三件事：一个艺术家死了，死后调色板的秘密被发现，调色板又引发了艺术批评与艺术市场的斗争。“小说的初衷很学术，源于对艺术史的思考，也想借这个展现当下的当代艺术生态。”彭锋说，要是按他学术派的设想，这电影得是一部影像论文。一个默默无闻的艺术家意外死亡，导致他的作品被发现，被艺术商人购买、炒作、交易，艺术批评家的客观评价又动了既得利益者的面包。“艺术价值是如何被界定的？这是个值得反思的问题。”

与其说是建议，不如说，“零成本”成了周圣崴拍电影的限定条件。有点激动，也有点和资本赌气似的，周圣崴接受了这个限定。

《艺术死了》不仅是电影，它的拍摄和传播过程也是一场行为艺术和交互游戏

三天后，他就拿出了一个完整的拍摄方案。之所以是“拍摄方案”而不是脚本，是因为《艺术死了》的拍摄过程要结合线上线下的互动来完成，周圣崴要让“艺术家死了”这件事真实地发生。“想看到在一个大的谎言前提下，所有人最真实的表达。”周圣崴说。

整个拍摄就是场行为艺术，电影创作和行为艺术是同时进行的。周圣崴先在小范围内发布了“艺术家刘刚死了”的假新闻，“看看大家的反馈，根据大家的反应设计下一步怎么走”。很快，朋友圈开始有人对“刘刚死了”发表意见，也有人开始猜测他的死与作品的关联。一个不存在的艺术家的死亡，引起了真实的关注和讨论。微博、短视频、朋友圈、鬼畜……各种时下流行的信息传播和生产模式都被周圣崴塞进了电影里。过程有点像“钓鱼执法”，他和朋友先创作一些恶搞的鬼畜表情包、图片或抖音视频，吸引大家的注意力，紧接着就有人自发地传播和在创作。《艺术死了》里收录了很多网友原创的恶搞作品。

为拍这片子，周圣崴连自己的妈妈都骗了。他给妈妈打视频电话，煞有介事地讲述了艺术家刘刚的死亡。“抑郁，肯定是抑郁。”在手机视频聊天的那一段，周圣崴的妈妈情绪有点激动，“那是因为她真的信了，那通电话大概有半个小时的时间都是她在劝我千万不能像刘刚一样。”很多时候，假的就是这样被说成了真的。

朋友圈小范围发酵，“刘刚死了”被坐实后，“刘刚个展”就可以办起来了。电影密集的笑点也出现在这场戏里。在这场艺术家死后的个人展览里，周圣崴想讽刺和挖苦当下艺术圈的“皇帝的新衣”。

“三分之二是我设计好的演员，也不是演员，就是知道故事背景的朋友，相当于游戏里的NPC。还有三分之一是不明真相的观众，他们真是被朋友圈里传播的展览信息吸引来的。”周圣崴为NPC安插了几条故事线，策展人学姐继续做她的策展人老本行，负责阐释这次展览。有人举着手机做直播，有人扮演在展馆内做作拍照的网红，还有人演愤怒的文艺青年，一脚一脚踩着地上的“装置艺术”，要帮刘刚完成作品。这些人设和行为设置，都是这些年的当代艺术展馆里常有的。

在NPC的引导下，从众效应发生了。那三分之一参观者做出了反应，有人跟着解读作品，有人加入了帮刘刚完成作品的行动。最让人意外的是，有人开始质疑策展人的合法性，问她有什么权利办这场展览。

《女他》是周圣崴的长片处女作，一部耗时六年完成的定格动画。图为《女他》剧照

跨界艺术

《艺术死了》的制作过程像一场行为艺术，电影形式像Vlog和伪纪录片，叙事方式又是个有悬疑元素的剧情片。电影成片出来后，彭锋马上就看了。严格来说，这电影不是他最初设想中的样子，但“是一个更轻巧，更像他们这一代人的作品”。

按彭锋搞学术的思维方式来看，《艺术死了》不严谨的地方太多了。比如，时间线不够长，并不符合一个艺术事件发酵的周期。说刘刚的作品模仿这个，模仿那个，但在那场个展里没体现出来。按他的想法，得借来刘小东、岳敏君、方力钧他们的作品，办一场真正的展览。最关键的调色盘的秘密那场戏，理想状况是，每一层都是不同风格的刘刚自画像，现在用了艺术史上不同时期的人像替代，太简单了点。

“没拍出一年四季，也可以理解成第二年的夏天啊。展览？彭老师，我们没有钱。”和彭锋那一辈的严谨不同，周圣崴追求的是省钱、快和好玩，一些细节上、技术上的瑕疵他没那么在意。

“创作落地的过程一定有折损，尤其是没有财力和资源保障的情况下。但我总是想，有没有可能把这种折损和缺陷变成一种特点，而不是去掩饰它。”周圣崴说，那些抖机灵的创作经验大多是从《女他》的制作过程中得来的。

《女他》是周圣崴的第一部长片电影，一部由5.8万张照片组成的定格动画。那是一个他大一刚入学就在构思的故事。在他最初的设想里，《女他》和去年流产的剧本一样，该是部商业片，有点像《使女的故事》：在一个不允许女人工作的男权世界，一个女人想获得工作的权利，不得不隐藏身份，把自己打扮成男人模样。身份暴露后，一系列挣扎、对抗、反击的戏码就展开了。

当年，他也把这个故事说给很多人听，得来的都是丧气的反对意见。“大家都觉得这故事世界观太宏大了，你又不是电影学院那个体系的，更没钱、没资源。”但周圣崴等不及了，他盘算着手头的“资源”，想找到个拍电影的办法。

“如果拍不了真人电影，或许可以试试动画。”做动画是周圣崴当时能想到的最划算的电影方式，它不需要太多钱，也不需要演员，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哪怕就他一个人，这电影也能往前推进。刚迈进大学，周圣崴最富足的就是时间。

通常来说，做动画得有绘画功底，周圣崴有一点儿，但算不上精通。“我手工做得很好，我还有一台佳能5D2数码相机。”这技能和资源组合在一起，他想到了定格动画这种形式。

参加FIRST影展期间，周圣崴穿了一身很怪的衣服。一件荧光黄的短袖衬衫，胸前用巨大的别针挂了个塑封的啤酒瓶盖。最出挑的还是那双鞋，沿缝合线长出了一排不知是柳丁还是牙齿的银色金属。脚面上有片皮质装饰物，红色的，不知是红唇还是红心。这一身乍看起来像什么小众潮牌，但看过《女他》的人都知道，瓶盖和怪里怪气的鞋都是电影里的“角色”和道具。

周圣崴为《女他》设计了一套符号化又物美价廉的美学系统，这些为电影而做的人物和物件后来还进了美术馆。一切场景、人物和道具都用生活中物件来制作，其中的很多材料还是宿舍里常见的生活垃圾。有一阵子，电影的场景材料不够用，周圣崴就在朋友圈、宿舍楼里发出废品回收的消息，让身边的朋友把不用的旧衣服、旧鞋子都贡献出来。哪怕提供过几个啤酒瓶盖，周圣崴都会把捐赠者的名字列进《女他》的片尾致谢列表。

做《女他》，周圣崴前前后后花了6年时间，从大学本科，一直做到了研究生毕业。其间，他在学校附近租了个小房子，房子里堆满了电影所需的人物、道具和场景，还有即将被改造的废物和垃圾。不上课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窝在那间小房子里做手工和拍照片。至于同学们奔命的课题、就业、出国，他都没顾得上。

转眼一毕业，周圣崴就成了无业游民，幸亏《女他》入围了一些国内外电影节、影展，还够他忙活上一阵子。《女他》的成品与他大一时的“商业片”构想已经完全不同了，它成了另外一种东西，是电影，但更像是影像艺术。

去年见周圣崴时，他还执着于成为一名导演，年轻人喜欢的名和利他都想要。这次在西宁见面，他已经不太在乎自己的身份是不是“周导”了，对身份的抛弃有和资本、主流电影圈赌气的成分，更主要的是，这一年多里，他更清晰地找到了自己的兴趣和受众。

“我的朋友圈可能只有20%搞电影的，搞艺术、设计的朋友更多。”周圣崴说，从《女他》到《艺术死了》，他的作品一直不在电影的主流体系之内，却常常受到艺术圈、建筑圈、交互设计圈的追捧。一开始他还自我怀疑，后来坦然了，甚至把这种模糊性视作自己的优势。

“可能我做的就是跨界的东西，不需要去定义它，至于它能长成什么样子，who cares（谁在乎呢）。”周圣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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