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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5月，911事件还没有发生，中国刚刚加入WTO，整个社会弥漫着“与国际接轨”和“融入国际社会”的强烈而热切的期待。

在这样的背景下，由郑晓龙导演，梁家辉、蒋雯丽、朱旭主演的《刮痧》上映了。

我一直认为，《刮痧》是一部远远被低估的电影。它实际上包含了中国精英阶层对中美关系的基本想象，也隐喻了最近三十多年的中美关系。

凡是看不懂中美关系的，不妨去看看《刮痧》；凡是看不懂《刮痧》的，不妨回过头来研究一下这些年的中美关系。

当年有人评论说，这部电影反映了文化的冲突。现在来看，真的没有什么“冲突”，只有希望被美国文化理解、接纳的谦卑与渴求。

在《刮痧》中，美国文明被设定为现代的、科学的、法治的、普世主义的，中国文明则被设定为传统的、神秘的、特殊主义的，而最终的出路则在于被美国文明接纳并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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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痧》讲述了美国一个华人移民家庭，因为老父亲（朱旭饰）为孙子用刮痧疗法治疗肚子疼，而陷入被警方指控“虐待儿童”的法律纠纷，由此展开一系列故事。

华人移民许大同（梁家辉饰演）的儿子丹丹不小心摔倒了，许大同带他到医院缝合伤口，医院的医生发现了丹丹背后由于刮痧导致的“伤痕”，他们以为许大同在家里虐待丹丹，于是就把这一情况通知了医院的社工。

社工的介入使这一情况立刻变得复杂了。

在中国，刮痧是一种传统的中医疗法，而在美国，医生们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刮痧。儿童福利局怀疑许大同虐待丹丹，就把丹丹带走了。

为了夺回自己的儿子，许大同不得不聘请律师打了一系列官司，但陷入越描越黑的境地，以至于他一度想把儿子“偷”出来，逃回中国。

最终还是美国文化中重视实证的精神拯救了他——

许大同的老板约翰去了中国城，让中医给他进行了一次刮痧，他的后背出现了与丹丹一样的三道伤痕，但他并不感觉疼痛，于是他相信了许大同没有虐待丹丹。

约翰和福利局的女职员联名要求法官撤回对许大同的起诉，最终丹丹又重新回到了许大同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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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文明的冲突，总是发生在两个对等的文明之间。但在《刮痧》中，中美文明的关系并不是对等的。

美国的文明，显然处于更高的位阶，具有不证自明的正确性；中国的文明，则不具有不证自明的正确性，也不能自我证明自己存在的正当性，必须在美国的法庭上，通过美国司法程序的审核，才能证明自己是正确的，才能获得存在的权利。

影片的巧妙之处在于，由于选择了一个美国华人移民家庭的遭遇来展示这一切，所以观众对此并不感到突兀，但却忽略了美国法庭裁判的对象，并非是美国或者西方文明内生的事物，而是完全外生于西方文明的、超出西方文明理解范畴的事物，是做为西方文明承载物的美国法庭无权裁判的事物。

承认了美国法庭的裁判权，也就意味着东方文明对西方文明的俯首称臣，承认了美国的文明霸权。

打个比方吧，这种审判，简直就像由鱼组织一个法庭，裁判兔子用腿奔跑是否违规一样，是荒谬可笑的，但更为荒谬可笑的是兔子居然心悦诚服地接受这种“鱼法庭”的审判，甚至以此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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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刮痧》的意义并不在于指导华人移民如何适应美国的文化和法治环境。

这部电影，只有放在最近三十多年来中国在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内逐渐“转型”的大背景下，才能理解其深刻的隐喻。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就已经内在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但新民主主义革命蓬勃兴起以后，中国逐渐成为这个体系内的革命者、造反者，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革命的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阵线”。

最近三十多年以来，中国又发生了新变化，渐渐“转型”，“融入国际社会”、“与国际接轨”了。

这些话说得很玄妙，含义是什么呢？就是像《刮痧》所隐喻的那样，尊重美国主导制定的游戏规则，接受美国的裁判权。

《刮痧》当中有一个细节意味深长：

许大同对美国丧失了信心，想带着孩子逃回中国。朱旭扮演的老爷子发了怒，他严厉地质问儿子：“你想当逃兵吗？”

这就是说，用对抗的方式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出路只能是在美国的法庭上自证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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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痧》有意无意地隐瞒了一个事实：

由于美国同时掌握了规则制定权、修改权和裁判权，所以是不是能够获得“存在的权利”完全取决于美国，而并不取决于你是否认真遵守了这些规则，是否真诚地、五体投地的尊重美国。

对美国来说，只有你的存在对他完全有益无害的时候，他才会允许你存在。

今年以来，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对华政策，已经再清楚不过说明了这一点。

《刮痧》暗示的道路是一个幻觉，甚或蓄意的误导和欺骗。

中国如果要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要建立自己的文明尊严，需要另谋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