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霍安治

迪士尼2020年真人版电影《花木兰》，大陆上映后恶评如潮，在台湾却创造佳绩，跻身为年度第二票房大片。忆当年，花木兰电影曾多次在台湾引起热潮。

第一次“木兰热”于抗日战争期间燃起。1937年抗战爆发，日本殖民地政府禁止华商影片入台。日本电影太难看，片商赚不了钱，日方只好略松禁令。1942年，上海华成制片厂大片《木兰从军》输入台湾，票房大热。但《木兰从军》是一部以古喻今、鼓吹抗日精神的电影，日寇心惊肉跳，此后只敢输入日本导演拍的华语宣传片。

转眼二十载，来到1964年，香港邵氏兄弟公司的黄梅调大片《花木兰》于台湾上映，再次引发旋风。饰演花木兰的影星凌波到台北宣传，上花车台北市区游行一圈，所到之处万人空巷，狂热追星，台当局出动宪兵开道。再隔30年，1998年上映的迪士尼动画电影《花木兰》再创高潮，全台票房高达新台币0.98亿元，全年排名第三，仅次于《泰坦尼克号》与《世界末日》。

最新的《花木兰》，已经是花木兰电影在台湾的第4次票房高峰了，但老影迷心生繁华落尽的无限感慨。

抗战年代火热两岸的《木兰从军》

引发台湾第一次花木兰热的《木兰从军》，是1938年在上海租界孤岛拍摄的古装爱国片。它先后夺下上海、大后方与台湾三地的票房冠军，堪称中国影史传奇。

抗日战争前，上海电影业非常兴盛，制片水平赶超日本，与好莱坞美国片强劲竞争。国内电影观众的消费力也逐渐增长。一部投资4000大洋的低成本小片，在上海首轮上映就能赚回一半成本，全国上映基本确保稳赚不赔。若远销南洋，票房至少是1万大洋打底，获利以倍数计算。拍电影成为当时的发财产业，燃起上海拍片潮。抗战军兴，上海影业风流云散，但根基仍在。1938年，抗日战火向内陆延烧，电影公司迅速在上海租界孤岛重起炉灶，继续拍片。

1939年，华成制片厂作品《木兰从军》剧照。

国破山河在，大时代的电影公司一心拍摄救亡图存的抗日片，租界当局却严格审查，禁止抗日影片上映，以免激怒日寇。精明的电影公司改采以古喻今的间接路线，转向拍摄抵御外侮的古装片。1939年2月，华成制片厂率先推出《木兰从军》，由欧阳予倩编剧，卜万苍执导，香港女星陈云裳饰演花木兰。电影轰动上海滩，创下票房新纪录，陈云裳更被评选为该年的“中国电影皇后”。

《木兰从军》一炮而红，启发了困顿上海孤岛的电影人。各家电影公司疯狂抢拍古装抗敌片。大家由《郑成功》拍到《岳飞精忠报国》，将民族英雄点了一遍。当时片场限制在上海小舞台，动作画面有限，男明星不易创造票房。于是，小本拍摄的电影公司纷纷复制《木兰从军》，以女明星出奇制胜的成功经验，让民族女英雄成为热门题材。

由击鼓退金兵的梁红玉、明代传奇女将秦良玉、《儿女英雄传》的侠女十三妺到抗清自尽的名妓葛嫩娘，巾帼英雄全部上了大银幕。就连原本主角只有大男人的抗敌传奇，也要加上女主角。华成制片厂的第二部抗敌大片《苏武牧羊》，加上苏武的匈奴妻子张娇，为陈云裳量身创造女主角。苏武返国，匈奴王不准妻子同返，张娇义不独留，举簪壮烈自尽，又是一个感人泪下的抗敌烈女子。

上海孤岛一地的票房只是开胃菜，大后方的抗日片市场更为巨大。1940年4月，《木兰从军》于重庆上映，打出“发扬民族精神，裨益抗战建国”旗帜，果然票房火爆。据《新蜀报》报道，热情的观众竟在马路上排起长队：“马路上人山人海，卖票处水泄不通，拥挤状况骇人听闻。”

重庆影迷在大街上排队买票，是冒着生命危险的。重庆秋冬多雾，日军轰炸困难，4月开春雾气渐散，进入空袭季节。1940年开春，日军陆海军航空兵联手发动“101号作战”，全力滥炸重庆。但炸弹打不消木兰热，《木兰从军》在大后方“突破一切卖座记录”。

打破了上海孤岛与大后方的票房纪录之后，《木兰从军》仍未下市。1942年，《木兰从军》被日本片商引入台湾上映，又引发新一波观影暴动。

台湾当时虽被日本占领，老百姓却非常抵斥日本影剧，爱看上海国片。许多逐梦青年横渡台湾海峡，到上海追寻电影梦，形成了第一批台籍导演与演员。1937年抗战军兴，日本殖民地当局禁止输入上海国片，只准看日本电影，只是日片制作粗糙、内容贫瘠，几乎清一色是歌颂侵华战争的拙劣宣传片。当时在台上映的主打强片是《荣誉的军夫》，鼓励台湾民众为侵华战争当奴工，票房惨淡。1941年，日本成立“台湾映画演剧统制会社”，由日商垄断台湾电影发行，影片太差，垄断生意居然赚不到钱，日本商人只好急切呼吁开放华语片。

1941年底，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占领上海租界，汪伪政府将上海各大电影公司合并，成立日伪合办的官营垄断公司，也接收了各大影片公司的电影作品。已经下档两年的《木兰从军》，引起日本片商兴趣。1942年，《木兰从军》与动画片《铁扇公主》于台湾上映，果然一炮而红，票房火热。

台湾同胞的眼福到此为止，迟钝的日本当局惊觉《木兰从军》是部隐喻抗敌的抗日片。此后，日本侵略者禁止上海影片上映，改用长春的“伪满洲映画协会”提供由日本导演拍摄的政策性“启民”片。

就艺术论电影，《木兰从军》对白僵硬、动作虚假、道具拣便宜随意杂凑，就连插曲也没有佳作。更糟糕的是，剧情编写敷衍潦草、陈腔滥调、毫无亮点。主帅是无主见的庸将，军师是狡猾的卖国贼，幸好木兰一人忠勇机智，由深入敌营刺探情报、辅佐主将出谋划策，到指挥大军反攻大胜，一个人全部包办。这样一部剧情不高明的电影，常以战争大戏补救。但《木兰从军》的战争戏，却用几个蒙太奇分割镜头草率掠过。与抗战前的老上海电影相比，只能算是二三流作品。

然而，《木兰从军》满满洋溢着抗敌保国的热情，观众就爱看抗敌爱国片。在那抗日大时代，花木兰甚至成了真人真事，不但有大量女子从军，从事政工与医护等勤务工作，更有不少女扮男装上火线打仗的真正的花木兰。著名的“抗战花木兰”唐桂林杀敌立功，获颁华冑荣誉奖章，这是与青天白日勋章同等级别的最高荣誉。第75军女兵王宗秀代兄从军，火线作战一年多，开枪与布雷击毙日军多人，直到身体检查才被验出女儿身。

“弃我藕丝巾，着我黄军衫。女子从军未足奇，甘冒敌锋独见之。”以王宗秀为主角的《新木兰词》传诵一时。就连日军将领也献词致敬：“木兰花好，一生低首拜英雄。”

红透港台的凌波《花木兰》

抗战胜利后，《木兰从军》渐渐淡出舞台。1960年代台湾经济起飞，电影必须拍成实力大片，才能抓住观众口味。1964年，香港邵氏兄弟公司推出的《花木兰》，是当时引领市场流行风的实力派超级大片。

1960年代的观众口味出现世代差异。老一辈观众喜欢听戏，京剧、粤剧、豫剧与厦语歌仔戏在台湾各有一方市场。战后婴儿潮的年轻世代是看好莱坞电影长大的，听不懂京剧。幸而，音乐能跨越世代鸿沟，歌舞片大受欢迎。那时的美国大片一半是歌舞片，中国电影也迎头赶上，推出黄梅调电影。

1964年，香港邵氏作品《花木兰》剧照。

黄梅调电影使用通用的标准国语（普通话），去除虚声衬字，采用白话口语，将南腔北调的戏曲精华融于一炉，更改以贴近现代用语的真嗓演唱，普罗大众不问来自何方，人人听得亲切，引爆流行狂潮。1963年，黄梅调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红透港台，扮演梁山伯的女星凌波成为巨星。1964年凌波主演黄梅调电影《花木兰》，情节精彩动人，更凝萃了中国古典戏曲之美，再次火热全台。

中国首部花木兰电影，是民新影片公司于1924年拍摄的梅兰芳版《木兰从军》，这部电影建立了花木兰的固定扮相。凌波版《花木兰》简化扮相，使花木兰的形象更为生活化，又细腻使用各种台步，铺陈出传统戏曲紧弛跌宕的效果。而结合传统戏曲乐器与京剧名曲的编曲，更是精雕细琢的艺术精品。

《花木兰》编曲由当时港台最受欢迎的作曲家周兰萍担纲，以二胡、琵琶、笛子与锣鼓等传统乐器演奏配乐，以京剧韵律与南腔北调的各地戏曲民谣提升黄梅调的覆盖面，唱曲饱满、起伏有致。即使是戏台下习惯闭眼“听”戏的老影迷，也能听得拍案叫好。

“周仍是以黄梅戏为根本，灵活吸收传统戏曲民歌和其他音乐元素，以趋近流行歌曲的方式演唱。他也运用现代国乐的乐队编制和编曲配器手法，丰富和声织体，突显传统器乐音色技法，最终呈现了一种新形态的音乐。”

音乐专家沈冬悉数《花木兰》配乐的精致。花木兰见到军书时使用琵琶弹奏的《霸王卸甲》第一段《营鼓》，营造紧张战争感。表现花木兰醉酒使用《贵妃醉酒》的《小开门》，两军交战使用波澜浩壮的《东海渔歌》。每个细节的唱曲配乐，都经过精心设计。“让短短的乐段能够呼应剧情，推动故事的进行，完全体现了‘满’和‘乐中有戏’的作曲原则。”

缺乏听力的年轻观众，则着迷于精彩的英雄故事。新版《花木兰》剧情紧凑，故事铺陈紧凑有力，武打动作招招不虚，战争场面运镜更是宏大。凌波的高妙演技，则将各个阶段的花木兰演得出神入化。花木兰从军之初是活泼好动的少女，热血浮躁，不知天高地厚，急着上战场，愁得老母叮嘱：“别忘了自己是姑娘。”沙场征战多年，活泼少女成了满怀倦意的老兵，“万里劳军十几年，不知何日息烽烟”。

老兵是女儿身，打了十几年仗，女大当婚而未婚，凌波戏路一变，“年深月久两难离，好像我与你”。含情流春媚眼一眨，演出了女人压抑的娇媚春情。只是与心上人谈情，大男人豪迈粗犷，婚姻观是霸王硬上弓，生米煮成熟饭就能吃。“拜过天，拜过地，做了夫妻自然有情意。”少妇却是情意款款，强调恋爱重真情：“最好是互相的知自己。情是一天天深，意是一天天蜜。”

凌波功底深厚，一颦一笑都是入木三分的感情戏。元帅有意将女儿许配给木兰，几个淘气慧黠的眼色，就能使观众哄然笑场。返乡换女装，英姿勃发的女将军眨眼变身为袅步婷婷的典雅美女，演技出神入化。即使是看不懂故事、听不懂戏曲，单纯追星的少年观众，也能看得目不转睛。

一部包揽各世代口味的《花木兰》，果然引爆观众狂热。《香港时报》报道，《花木兰》在香港上映首日，“打破了中西影片的最高卖座纪录”。在台北，凌波的花车游行出动吉普车引路，宪兵人墙开道，热情的影迷仍突破防线，包围影后抢拍照片。在旧金山华埠，电影院连续爆满五周，售票口前仍是天天大排长龙。

迪士尼《花木兰》的荣辱

“《花木兰》一片的色彩、镜头和声音均可和美国的佳片相较而无愧色，而比欧洲来的法国片、意大利片、英国片要高明得多，在取材方面，大多数的美国片以色情胜，而《花木兰》则以历史胜。历史辉煌，这是中国人得天独厚的遗产。”华埠《金山时报》的影评点出《花木兰》大获成功的根本原因。

中国有对抗外侮历史，更有深厚文化底蕴。观众能在《花木兰》里看到亲身经历的战乱辛酸，感同身受，而千百年的戏曲文化结晶则将电影推上艺术顶峰。

1998年，美国迪士尼版本《花木兰》剧照。

1960年代的观众，心中装满了国仇家恨，追星也要讲民族大义。巨星胡蝶到台湾劳军，拜访警备总部副总司令王洁，冻龄美人风韵不减当年，王洁见到影后的第一句话却是怒气腾腾，翻起“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的旧账。但安逸富庶年代的人们，淡忘历史总是特别快。到了1980年代，花木兰已经淡出银幕。而1990年代的“去中国化”邪火，更一把火将历史观烧得扭曲变形，花木兰沦为市场毒药。

1998年，李登辉挥舞“教育改革”大刀，大砍中学的语文与历史课程，以教育实现“去中国化”，花木兰已到绝路。但就在这年，迪士尼动画版《花木兰》平地一声雷，在台湾创下票房新高峰。在1990年代迪士尼一系列取材异国风情的卡通片里，《花木兰》的受欢迎度排名第二，仅次于《狮子王》，却是当时台湾影史上票房最高的动画电影。

迪士尼《花木兰》的成功在于，这是一部给小孩看的动画片，不必深入历史，不需精粹文化。迪士尼刻意以中国泼墨山水画的写意笔触画动画，加入园林石狮等中国传统景物，花木兰更以凤眼瓜子脸的中国古典美人形象绘成。然而，文化深度到此为此，导演托尼·班克罗夫特明确指出，迪士尼“不会把它拍成一部中国片子，因为美国人有不同的感情与叙事风格”。

电影的主轴也变了，迪士尼以美式个人主义精神重新诠释花木兰。中国的木兰代父从军是自我牺牲，美国的木兰从军是为了实现自我。由百老汇名女星倾情献唱的主题曲《倒影》（Reflection），以音乐剧歌曲形式写成，歌词更是满满的美式个人主义价值观：木兰自知不能成为一个“完美的新娘与女儿”，又渴望着能做“真实的自己”。男扮女装从军，竟然是一趟自我追寻之旅。

台湾观众在“去中国化”教育里成长，已失去文化的自尊与品位，看到木兰的祖先神灵随着摇滚乐跳舞，不会嫌恶，只会发笑。

动画是给小孩看的，不必太深刻。就动画论动画，《花木兰》不失为一部新鲜有趣的娱乐片，画功也属上乘。但若推出锁定成年观众的真人版，理应有更深刻的内涵。然而，2020年真人版《花木兰》，仍以自我实现为主轴，又赶时尚流行，注入超级英雄与女性主义元素。

曾经使全台疯狂的凌波版《花木兰》，是中华文化的艺术结晶、中国现代史的血泪记忆。经历严格传统戏曲训练的女演员，一颦一笑都是戏。半个世纪后的《花木兰》，却成了一个具备超能力“气”的女超人，与变身女巫对打，仿佛是下一位将加入复仇者联盟的漫威超级英雄。

错失的良机

真人版《花木兰》在台湾创造票房佳绩，无情折射出经历30年“去中国化”教育的本地观众失去文化品位，只要是好莱坞重点宣传大片，就能囫囵接受。对台湾电影界而言，更是绝大讽刺。

台湾电影业曾经具备进军全球市场的实力。名导演李翰祥于1965年拍出“亚洲影坛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西施》；中央电影公司于1975年制成“最具发扬民族精神”的《八百壮士》；而被英国媒体评选为“世界五大导演”之一的胡金铨，更成功打入欧美市场。1967年，武侠片《龙门客栈》创下当时香港电影最高票房纪录，并于美国市场上映、柏林影展参展。1970年，《侠女》荣获坎城影展“综合技术奖”，首开中国电影在国际主要影展获奖之例。1975年，描述明朝抗倭英雄的《忠烈图》，得到芝加哥国际影展的“特别艺术贡献奖”。

“在开拓市场方面，过去大家眼光，都未免失之狭隘短浅……只斤斤计较于南洋市场以及东南亚地区的收入，根本缺乏魄力方法，跻入国际市场。”在台湾电影露出疲态的1978年，名剧作家钟雷以日本为例，呼吁同行认真汲取中华文化精华，大步走向全球市场。

他分析：“要打开国际市场，亦并非绝不可能的事。以日本的《罗生门》与《宫本武藏》为例，它们在向国际市场推出之前，关于本身条件的充实，与风格的别具，都曾下过一番功夫的。外国人要看中国影片，是纯中国民族风味的艺术创作，而不是向西片抄袭翻版，或半中不西的模拟作品。我们应当把握这一原则，以较大资金，摄制能够表现中国文化与民族风格的影片，配合最新的技术条件与企业精神，试图向国际市场进军。”

得到国际影坛肯定的胡金铨，深研传统戏曲艺术，甚至精读《明史》，作品展现醇正浓郁的中国味。《忠烈图》的经典武打桥段，以禅韵笛声奏出杀气，以两人敌前对弈加强紧张效果，骤然间，中国大刀大砍倭寇武士刀。外国人即使看不懂明代抗倭故事，也要折服于中国电影的过硬文化底气。

台湾电影业者却浮躁短视、急功近利，滥拍低劣市场片。1970年代，台湾电影声势大挫，失去了进军全球市场的机会。1980年代，文化界流行起反对国民党的“党外”运动，电影业“新浪潮”当道，斩断文化根源，电影业雪崩式衰落。到了迪士尼动画版《花木兰》热映的1998年，台湾电影已经一败涂地。

今日，台湾只剩下依靠当局“电影辅导金”开拍的艺术电影，迪士尼的“半中不西”《花木兰》却成了票房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