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疫情影响，迪士尼年度巨制、真人版电影《花木兰》几次改档，最终在北美地区选择于流媒体平台上线，中国内地则定档于9月11日。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票仓，并且《花木兰》改编自中国故事，该片的这块海外市场应是举足轻重。遗憾的是，不同于《花木兰》在北美影评界获得的普遍好评，该片未能赢得中国观众青睐。

真人版《花木兰》投资高达2亿美元，囊括了刘亦菲、巩俐、甄子丹等一众有影响力的华人演员，口碑却遭遇滑铁卢。问题出在哪？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木兰辞》与《孔雀东南飞》合称为“乐府双璧”，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千百年来，花木兰传奇被广为传唱。《木兰辞》塑造了一个不朽的女性形象，她既是矫健的勇士又是机敏娇美的女儿，忠君爱国也热爱亲人，不慕高官厚禄而热爱和平自由的生活。花木兰具备了英雄品格与女性特点。《木兰辞》之后，花木兰的形象历经多种艺术形式的改编与再造。

真人版《花木兰》并不是迪士尼第一次演绎花木兰的故事。早在1998年，迪士尼就推出了动画片《花木兰》，获得口碑与市场的双丰收，并于2004年推出《花木兰2》。真人版《花木兰》就是在动画片基础上演变而来。

动画片《花木兰》将美国文化元素填充入《木兰辞》框架中。花木兰既是替父从军、忠君爱国的英雄，也是具有美国个人英雄主义主流价值观的女性形象，电影渲染和凸显的是花木兰对自我价值的实现。电影中花木兰有一段著名的内心独白，“也许我不是为了父亲，也许我只想证明自己的能力。这样当我揽镜自照时，就会看到一个有价值的人。”从中国古乐府《木兰辞》到美国迪士尼动画片《花木兰》，充分体现了文化挪用（cultural appropriation），即花木兰是一个中国形象，但好莱坞挪用了它。文化挪用是文化交流中经常出现的现象。不同文化之间天然地存在差别与隔阂，要实现文化间顺畅自然的交流，不可避免地有一个剔除、淡化、改写文化差异的“挪用”过程。

动画片《花木兰》当年能够得到中国观众的认可，在于电影的文化挪用，兼顾了对中国文化的尊重与认同。动画片采用了大量写意式的水墨画作为背景，保留了大量中国传统元素，在花木兰的传统形象中赋予了个人主义理念，也贴合中国社会变化发展的一种脉动。可以说，这个花木兰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

真人版《花木兰》被诟病，是因为“它沉溺在好莱坞对古代中国的猎奇里，又为之嫁接一个混沌不明的寻找自我的价值观”。这种猎奇，即代表了以西方中心主义的视点审视中国文化的立场。他们想象并呈现的中国，并不是中国真实的模样，而是他们自认为的中国模样，这其间掺杂着一叶障目的误读、凭空的捏造、不了解的偏见。电影所展示的所谓传统中国文化，就如观众吐槽的，“即使对于中国人来说，这部电影也充满了异域风情”，因为全是刻板印象和一知半解的杂糅和堆砌。花木兰是北魏时期故事，但电影中花木兰却生长在南方福建土楼里，而福建土楼产生于宋元时期。电影中角色的头饰、妆容、服饰，是不同朝代的一锅乱炖。电影中出现的宫廷礼仪，是照搬欧洲贵族。而花木兰的力量源泉“气”，也是一个像是气功又不是气功的模糊概念……总之，除了花木兰这个故事外，电影力图体现的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大多是不准确的。迪士尼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攫取某些元素，然后用美国胶水黏合在一起，迎合的是西方观众的刻板想象，而与中国传统文化貌合神离、似是而非。这样的解读与表达，无形中造成了文化的误读。

我们喜欢《木兰辞》中的花木兰，因为她一开始只不过是一个平凡女性，但出于忠孝，替父从军，“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在戎马生涯中英勇善战、视死如归，终于成长为一个大英雄，赢得所有人的尊重。她是千千万万普通女性的楷模。但真人版电影《花木兰》中的花木兰成了一个“天选之女”，天生携带着“气”，关键时刻有凤凰保命，异化为好莱坞超级英雄的一个复刻。在故事表达上，影片也与当前西方主流舆论中的女权主义实现了汇流。除了传统的“忠”“勇”“孝”等品质外，这一回迪士尼着重强调的是花木兰的“真”。真代表着诚实地接纳真实的自我，因此花木兰的女性身份是她自己坦陈的，她也借助女性的力量打败了敌人。

把代表普通人的英雄女性改写成有超能力的超级英雄，把花木兰传奇改写成西方主流舆论中的女权故事，这样的文化挪用可谓“过犹不及”。它虽然讨好了西方影评人，但整个故事仿佛是理念的演绎，起承转合潦草，情节推进“小儿科”，人物流于扁平，比如巩俐饰演的巫女的态度转变相当生硬，下线时更是十分敷衍。

从本质上说，真人版《花木兰》是一个被西方观众误读的花木兰。它仅仅是挪用了中国元素，讲了一个西方观众熟悉并乐于接受的西方故事，但既未真正领悟中国传统文化，也没有真正尊重中国观众的审美取向。

中国观众给电影打出的差评，是给瞄准中国市场的西方创作者一个善意的提醒：IP+全明星阵容不是万能的，“傲慢与偏见”不应是文化交流的姿态。我们以开放的姿态面对文化挪用，但也呼吁尊重、平等与理解。一意孤行、以自我为中心、自我感动式的文化挪用，难以得到故事来源地观众的认可与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