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日子，影院不仅开放了，而且上座率也稳步提升。半年没有走进影院的人们，这几周可谓是“报复性观影”。其中，描写抗日时期淞沪抗战的电影，又一次点燃了大众的情绪，也让我不由想到1997年，谢晋导演拍摄的鸿篇巨制《鸦片战争》。一样的外敌欺侮，一样的软弱当局，一样的内忧外患，一样的宏大叙事下的悲惨个人命运。当时间来到了2020年，让我们回头再来看，谢晋导演献上的这部结构工整、详略得当、大气磅礴、细节细腻的影片，经得起时光的考验。

近些年，越看电影越发觉得电影是一门选择的艺术，说什么、怎么说？为什么说这个、为什么不说那个？而导演便是那位做决断的人──这也是为什么影片最高的殊荣归于导演。他的慧眼挑选出剧本、挑选出美术、挑选出摄影，他的视角决定了镜头角度、决定了画面剪辑、决定了观众所看到的内容。导演不是学者，并没有必然要求“理性、客观、中立”，相反，一位杰出的大导演，就和其他门类的艺术家一样，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与思想情感：批评什么、褒扬什么、同情什么、鞭挞什么、歌颂什么……这些要么是显性的，要么是潜意识里的流露。

1840年，还是清代道光皇帝掌权的封建社会，那些为了保卫中华民族、不惜献身的军民不值得歌颂嘛？值得！浙江定海知县姚怀祥走上英军的战舰，面对银两没有动静，面对炮轰没有胆怯，面对英军的威胁，他只有一句台词：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船，也没见过这么狠的炮。但是我必须抵抗，我大清官兵有死无降。姚知县在定海沦陷后，叩拜故乡自刎而亡，几个镜头毫不拖泥带水，就像战争中的尘埃，风一吹就会散去。但那些为了国家尊严捐躯的人，无论是哪族人，无论是官兵民众，他们的故事需要被后人传诵，艺术家或者电影导演，就是这种民族和正义的歌颂者。

在描绘定海的段落里，谢晋导演加了这样一段话：“1840年7月6日，定海陷落，历史记载整个鸦片战争当中，没有一个清军军官或士兵是降的。”爱国主义并非是因为先被宣扬而后存在，而是因为它存在，并且值得被宣扬。

凭着对近代史的大略知晓，在观影的一刹那，我甚至在想，是不是因为林则徐禁烟太猛，导致放出了潘多拉的魔盒？是不是如果他不厉行禁烟，中国就能免于战火？事实上，描述本片“工整严谨”的点正在于此，开战的理由并没有被谢晋导演一笔略过，相反，通过英国女王的分析，带出了战争的不可避免，与落后就要挨打的必然现实。谢晋导演将镜头伸往伦敦，让观众看到了卸下侵略者面目的英国人那时的所思所想，文化的差异、理念的冲突以及他人为了自己国家利益作出的必然选择，大到上层意志，小到被排挤想证明自己的军官，贪婪的靠卖鸦片发财的流氓，各种原因的累积，战争无法避免。在《鸦片战争》里，“敌人”不是像《1917》中，从火焰中跑出来的形式上的魔鬼，敌人是一群人，有不同的身份与立场，就和当时清廷时局一样。一部战争电影的意义，固然可以像一些影片一样宣扬激昂的战斗，用鲜血淋漓来展现战争的残酷，如果我们的创作者只能停留在表现“真实残酷的战争啊”这样的情绪化的感叹，那么这样的作品只能说有形而无神──黑格尔说，虽然我们看不到艺术家灵魂的深度，但是艺术家本人却要潜入到那里。

作为改革开放40年先锋人物的谢晋导演，用他的作品让人读到了他的思考：历史片的拍摄并非是为了宣扬仇恨──如果仅仅为了表达“不忘仇恨”，那么人类将永远陷落在“冤冤相报何时了”的悲惨轮回之中。对于创痛历史的记忆，在于珍惜和平，吸取教训，不让历史重演。那老迈而清廉的关天培将军，在战斗中问道：你们的炮怎么回事？炮兵说：我们的炮打不到。这样的悲剧定格在《鸦片战争》《甲午风云》，定格在民族的记忆里，落后就会挨打。而且，你还无法伤害对方半分，一腔武勇不过是枪下冤魂。“我今天死不瞑目，多好的炮台啊，怎么五个时辰不到，就败得这么惨？”是啊，为什么会败得这么惨，并且在后来长达一百年里过得这么惨？出生在1923年的谢晋导演，展现的结局也许透露着他的某种观点。

老将军最后，用一己之身，点燃了火药──杀身成仁总是令人感动的，然而个人的牺牲在清廷昏聩的统治下，这种牺牲毫无意义：地还是被割出去了，钱也赔出去了，还引来了更多的豺狼……这一层历史的补充，让这种悲壮的死亡，带着更深的悲哀──清帝只能软弱地长跪在祖先灵堂，用一声哭泣赦免自己的无能，让这头雄狮在风雨飘摇里沉沦受辱……民众的英勇与统治者的软弱，相比外敌来犯更让人感慨：没有强大的国力，就无法结束悲惨的命运。

一部优秀战争电影的意义，我认为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