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挺好》的热播掀起了对“原生家庭”（Family of origin）的讨论。从《欢乐颂》里的樊胜美、安迪，到《都挺好》里的苏明玉、苏明成，这几年关于家庭的剧，总能牵出“原生家庭决定论”，家庭决定性格乃至命运的观点，深深烙印在人物的身上，也成为自媒体热衷的噱头。家庭固然重要，可它真的能决定一个人的所有吗？尤其是在这个鼓吹“父母皆祸害”的环境，过分夸大家庭的缺陷，真的能让我们洞悉生活的真相？

　　其实，“原生家庭决定论”迎合了大众压抑已久的负面情绪，尤其是那些对家长的愤怒，对自己所处环境的不满，还有不同群体之间基于阶层的刻板印象，都能从“原生家庭决定论”中得到抒发。

　　泛滥的原生家庭决定论，加固了阶层的刻板印象

　　宗城

　　“原生家庭”这个概念是怎么火的

在新浪微博，网友对电视剧《都挺好》角色苏大强的调侃

　　《都挺好》的热播掀起了对“原生家庭”（Family of origin）的讨论。从《欢乐颂》里的樊胜美、安迪，到《都挺好》里的苏明玉、苏明成，这几年关于家庭的剧，总能牵出“原生家庭决定论”，家庭决定性格乃至命运的观点，深深烙印在人物的身上，也成为自媒体热衷的噱头。于是乎，“原生家庭决定论”泛滥，讨伐父母成为热潮，好像人世间所有的问题，都能从家庭中找到归因。

　　与此同时，人们在人与人的交往中愈发看重对方的出身，甚至采用结果倒推的思考方法，根据一个人既成的性格、品味乃至价值观，把这些东西的成因归咎于他的家庭，比如在一种常见的推演中：许多评论者会把一个人的自卑、暴戾、粗俗，归咎给他底层的家庭，用十分简单的逻辑来总结他人的命运。

　　家庭固然重要，可它真的能决定一个人的所有吗？尤其是在这个鼓吹“父母皆祸害”的环境，过分夸大家庭的缺陷，真的能让我们洞悉生活的真相？

　　当“原生家庭决定论”泛滥，复杂的人生演进被简单的线性思维取代，我们得出的结论并不是真相，而是加固了阶层的刻板印象。

　　早在十九世纪，“原生家庭决定论”就出现在小说之中。那时候世界上还没有电脑、电视，小说是市民最喜爱的消遣读物，小说家们为了迎合市场，就喜欢写与阶层碰撞有关的小说。比如狄更斯的《双城记》《远大前程》、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无名的裘德》等，出身农村的孩子往往朴素、纯洁、充满奋斗的决心，出身贵族的则慵懒、孱弱甚至道德败坏。小说家们并没有直接提出“原生家庭”这个概念，他们主张的是“出身决定性格”、“性格即命运”，为了照顾读者的阅读体验，营造出强烈的冲突，这些小说都会有明显的二元对立，比如底层和贵族的对立、穷小子和富家女的对立、善与恶的对立、农村与都市的对立等，而这些都是现代都市剧的源泉。

　　到了现代，“原生家庭”这个概念由美国精神科医生Murray Bowen在1960年代提出，它最初指的是一个人成年之前所处的家庭，直到本世纪初，这个词才在中国走红。随着豆瓣“父母皆祸害”组的成立，还有《巨婴国》一书的流行，“原生家庭”成为网络热词。

　　武志红在《巨婴国》中用了大量归因家庭的分析方法，把家庭这个影响因素，拔高为决定因素，作为一个心理学营销老手，他深谙流行媒介的传播规律，所以在书中使用了“巨婴”、“中国式大家庭”、“互害型社会”、“中国式好人”等新瓶装旧酒的词。这本书并不新，但它很懂市场。

　　“原生家庭”的流行，除了书本和电视剧的推动，还有更深的历史背景的原因。中国是一个家长文化很深的国家，从宗法制到嫡长子继承制，中国古代的政权逻辑与家庭密切相关，地方的治理也离不开当地缙绅领衔的豪门望族，中国人依靠大大小小的家庭和亲戚构建起庞大的人情社会，以父权为核心的家庭结构影响着子女的成长，而到了现代，尤其是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古典家庭与当代青年的矛盾愈发突出，父辈与子女的差异，有时几乎无法弥合。平权思想的东流让父权中心遭到冲击，自由主义的思想则让青年们愈发讨厌家庭的束缚。

　　家本位观念松动，原生家庭的问题因此被摆上台面，在阶层焦虑的鼓动下越烧越旺，这一波原生家庭讨论的背后不仅是两代人的价值割裂，也是子女对自己身份与地位的忧虑。

　　互联网对“原生家庭”的讨论，集中在对父母的声讨中。以《欢乐颂》和《都挺好》掀起的讨论为例：《欢乐颂》里，樊胜美的母亲如同一个累赘。《都挺好》里，苏家父亲苏大强也让人心累。借钱、借钱还是借钱，坑人、坑人还是坑人，观众在樊胜美和苏明玉的遭遇中得到共鸣，对樊母和苏大强则充满了无奈和厌烦。

　　而在2018年7月，北京时代华文书局还出版了一本叫《原生家庭》的书，副标题是“如何修补自己的性格缺陷”，而这本原名叫“Toxic Parents”（父母皆有毒），作者苏珊·福沃德描述了诸多不称职的家长，比如：操控型父母、酗酒型父母、身体虐待型父母、言语虐待型父母、性虐待型父母等，可谓应时之作。

　　影视剧中的“原生家庭决定论”，被类型化的父母

　　电视剧《都挺好》剧照

　　《都挺好》和《欢乐颂》一改过去教育剧的家长视角，直面父母的缺陷，它们和“父母皆祸害小组”一道，都提供了“父母是可批评甚至可以被否定”的观点，在充斥了家本位的中国影视剧里，这是它们的独到之处。但它们为了迎合市场，在人物设计上填充了过多的刻板印象，在戏剧冲突上也遵循了典型的情节剧模式，刺激了观众的爽点，却使人物流于类型化。

　　《都挺好》是部好剧，不过有些地方，它过于追求戏剧冲突，反而冲淡了现实感。比如倪大红饰演的苏大强，他是个被妻子压抑多年的老男人，爱算计，爱背地里膈应人，在他的身上有一些父辈常见的习惯。但随着剧情的推进，倪大红诱发的矛盾，逐渐成了为矛盾而矛盾，编剧在涉及他的部分，都把他做的事往极端的面上推，到最后他犹如一个箩筐，父辈的缺点净往里面装，看着是让人牙痒痒，仔细一想，还是过于戏剧了。

　　苏大强这个角色，倪大红演的没问题，主要还是剧本的人物设计。编剧太想凸显原生家庭的问题，太想利用苏大强作为戏剧矛盾的触发点，以至于用力过猛。

　　相似的地方还有开头，小明玉抱怨母亲偏心，母亲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不投资你，因为你是女孩。编剧在此想凸显苏家的重男轻女，引起观众的共鸣，但这样直白的手法显得粗糙，而且和大部分国人的经验有出入。中国人喜欢藏着说话，好话当面说，坏话藏着讲，所谓暗地里出损招，但大多不会像剧中的苏母这样，非常直白的说。更不会就因为骨子里重男轻女，当女儿离家出走，母亲就完全不理了。

　　影视剧需要戏剧化，但如果为了迎合观众爽点、痛点，强加冲突，非但会失去戏剧的分寸感，也会让人物有脸谱化的风险。时下的影视剧流行“热点思维”，据说开编剧会，编剧们也要积极讨论什么观点有热点潜质，为了市场反响，他们就会在剧本里强蹭热点，乃至为了激起观众的情绪，把事事都往夸张了写。久而久之，写剧本像写公众号推送一样，绞尽脑汁迎合热点、输出观点，可是影视剧毕竟不是公号文章，强加冲突太久，观众就会疲惫。

　　“原生家庭决定论”经不起推敲

　　电视剧《都挺好》剧照

　　无论是“原生家庭决定论”还是“家庭决定性格论”，在论证中都没有严密的逻辑。诸如武志红等心理学家，只是列出了一一系列家庭影响子女的案例，辅以新瓶装旧酒的大词，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但他的论证过程只说明了二者（家庭—子女）的影响关系，并不能推到一方决定另一方。

　　实际上，在心理学家Neiderhiser、 Vukasovi?、Bratko和Briley等人的研究中，“原生家庭决定论”早就被驳斥了。他们用严密的实验和数据发现：“我们的性格，大约40%源于先天遗传因素、60%源于非共享环境的影响，而几乎不受到共享环境的影响。”

　　Robert Plomin主编的《行为遗传学》也指出：我们所具有的主要特质（比如智力、情绪、性格和健康），要么受先天影响最大，要么受非共享环境影响最大，而受共享环境影响常常很小。（引自《原生家庭不是各种心理问题的根源》）而观众热衷谈的原生家庭，就是共享环境的一部分。

　　无独有偶，《教养的迷思》作者Judith Harris也强调：家庭教养对儿童成人后人格直接影响比例，不足10%。

　　“原生家庭决定论”的论证并不充分，为什么它能在舆论中流行呢？因为它迎合了大众压抑已久的负面情绪，尤其是那些对家长的愤怒，对自己所处环境的不满，还有不同群体之间基于阶层的刻板印象，都能从“原生家庭决定论”中得到抒发。

　　这些刻板印象不只针对底层，它弥漫在各个阶层里，穷人家的家庭会有父母不和、家庭暴力，有钱人的原生家庭也有离异、夫妻不合、淡漠儿女，但在“原生家庭决定论”的话语里，不同家庭被涂抹上了厚重的刻板印象，仿佛穷人就一定是没文化的粗俗的，有钱人就一定是纸醉金迷的、傲慢优越的，而由此衍生出来，穷人家的孩子被塑造地自卑、功利，有钱人家的孩子则是挥霍、大方，这些粗浅的二元对立观，原本只是通俗小说的叙事策略，如今却被广泛运用于观点说教中，非但没有解决现实问题，反而激化了人们对他者的痛恨，加深刻板印象，而喧哗过后，其实没有留下真正有价值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