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迪和朗朗该如何进行比较?

　　李云迪和朗朗仿佛被命运牵引到了一起，一样的年纪，一样的天赋，但是却走出了不一样的道路，究竟他们当中谁才是最强的钢琴家呢?

朗朗

　　李云迪与郎朗：一样的天才不同的结局

　　虽然在大众眼中，他们同为天赋异禀的“钢琴王子”，但只要稍稍了解二人，就会发现他们从性格经历到演奏风格都十分迥异，郎朗的表演激情澎湃，几近癫狂;而李云迪则十分内敛阴柔，这也正切合了两人的性格，一个像火一个像水，恰似古龙笔下的小鱼儿与花无缺。

　　郎朗的江湖生涯潇洒自在，如鱼得水;李云迪则处处谨慎自重，攀登之路仍然艰难。

　　2010年是肖邦诞辰200周年，肖邦的祖国波兰决定，把最高艺术奖授予一位中国钢琴天才，他就是以善弹肖邦闻名全球、被称为“浪漫派钢琴大师接班人”的李云迪。提到李云迪，我们很自然地会联想起另一位同样被西方推崇的东方钢琴天才少年郎朗。同样都是中国人，都是1982年出生，都在国际钢琴大赛上摘得过桂冠，都与唱片业巨头德意志唱片公司(DG)签约。乍一看，他们就像是一对出生后即被拆散的双胞胎，成名之路相似却又不同，如今的境遇更是迥然不同。

李云迪

　　天才都从少年出

　　李云迪和郎朗基本上都是80年代席卷中国的“钢琴热”的产物。从电视到古典音乐，“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激发了中国人对所有西方事物的兴趣。郎朗学习用的钢琴是中国产的，花去了他一家年收入的一半。拖着一家子，他离开东北老家，到北京跟一位曾在欧洲学习过的中国老师学弹钢琴。他十三岁即在柴可夫断基青年音乐家比赛中获奖，他在亚洲的音乐生涯从此开始。而李云迪则是七岁那年学完手风琴后再学钢琴的，他也是跟着家人离开四川家乡，到经济特区深圳学钢琴，是那里给他提供了足够的经济条件，不然，他也不可能走上钢琴之路。有意思的是，他们走向西方的人生道路并不相同。

　　1999年，17岁的郎朗在芝加哥拉文尼亚音乐节明星演奏会上，戏剧性的紧急代替身体不适的安德鲁·瓦兹，与芝加哥交响乐团合作演奏柴科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开场前，著名艺术大师斯特恩对观众介绍郎朗说：“你们将从这位年轻的中国男孩身上听到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果然，当最后一个音符演奏完毕，听众全体起立欢呼。

　　对郎朗来说，更重要的是，那天凌晨两点左右，在长达五个小时的音乐会之后，租宾·梅塔在聚会上问他是否还能“弹点别的什么，比如巴赫的《歌德堡变奏曲》”。“于是，在半夜两点半，我们又部回到音乐厅，”郎朗回忆说，“我凭着记忆脱谱弹奏。第二天，当这个传奇故事传开后，我就像抓着火箭一般，我的事业起飞了。”

　　李云迪的发迹只比郎朗晚了一年。2000年，已在上年度在乌得勒支获得李斯特钢琴比赛第三名的李云迪，犹犹豫豫参加了华沙肖邦国际音乐大赛。抱着“增长见识”和“为观众而非为评委演奏”的心态，他成为十五年中获得肖邦国际音乐大赛金奖的第一位钢琴家。

　　与DG公司签约可能是这两人最后一件经历相仿的事情。当郎朗每年参加120场音乐会和独奏会、沿着名人关系的阶梯向上爬时，李云迪选择的却是一条更低调的、也更深思熟虑的道路，他只用半年的时间演出，其余时间还是跟着老师阿里·瓦迪学琴，在汉诺威过着学生生活。

朗朗疯癫

　　小鱼儿与花无缺

　　虽然在大众眼中，他们同为天赋异禀的“钢琴王子”，但只要稍稍了解二人，就会发现他们从性格经历到演奏风格都十分迥异，郎朗的表演激情澎湃，几近癫狂;而李云迪则十分内敛阴柔，这也正切合了两人的性格，一个像火一个像水，恰似古龙笔下的小鱼儿与花无缺。

　　直立的发型、大胆的衣着、以及华丽的表演，让郎朗有时候看上去不像一位古典音乐家，倒更像一位摇滚明星。他签约十几个知名品牌，代言无处不在，他还出个人专辑，出自传……在很多批评者眼中，郎朗总是那么“不务正业”，他总是在很多音乐以外的领域上耗费心力。擅长表现是郎朗的强项，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在接受采访时，他的这一特点颠覆着世人对中国人“害羞与谦虚”的传统印象。

　　英国权威媒体《金融时报》的记者在采访完郎朗后写出了这样的报道：“他不停地鼓吹自己，以及不知疲倦地亮出一串串名人名字的做法，很快就显得比蚝油芦笋牛肉还没有吸引力(记者与郎朗边吃边聊)。”与郎朗合作过的指挥家曾公开表示，他的音乐家素养浅薄，《纽约时报》更这样批评他的演奏“常常不连贯，随意任性，轻率粗糙。”

　　相形之下，西方评论对李云迪就客气得多。对李云迪最激烈的指责，也只是说他在舞台上看上去显得“超脱”了些。李云迪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当我上台面对观众时，我的情绪实际上已进入了钢琴。”每次独奏的时候，李云迪都从音乐厅台旁匆匆走出，飞快地向观众的方向一鞠躬、笑了笑，燕尾服几乎还没有碰到地板，他已经一头扎进了肖邦的四首谐谑曲中了。

　　李云迪身上这种天赋英才又带点孤芳独赏的气质，以及演奏中既像奔放的舞者，又像忧郁诗人的舞台风范都与肖邦有着几分近似，对此，李云迪解释说：“我想大家看到的多是我在台上沉思和专注的状态，其实台下的我也很爱讲话。”

　　如果单从外形上看，李云迪实在比郎朗更有成为大众明星的潜质，他的另一个响亮的绰号便是“钢琴界的木村拓哉”。李云迪的前东家DG公司也曾试图通过这一点对他进行营销，在那精湛演奏的萧邦和李斯特乐曲的唱片上，李云迪化着浓妆，摆着自我陶醉的姿势，还有一个强加给他的不男不女的造型。

　　尽管如此，李云迪心里依旧是当初的那个自己：举止笨拙，身形瘦削，乱蓬蓬的头发上压着一顶棒球帽一个沉醉在自己世界里的艺术青年。(名言 www.lz13.cn)他喜欢喝红酒，听HI-FI爵士乐，喜欢打乒乓球，每天奔波在世界各个角落的机场、酒店、音乐厅，他说：“旅行已经成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当媒体纷纷把他跟那位日本巨星联系在一起时，他老老实实地承认：“我根本不知道木村拓哉是谁。”

李云迪恬静

　　双子星座王不见王

　　大多数时候，郎朗和李云迪两人都不愿谈论对方，他们都表示没有看过对方的演出，有那么点“王不见王”的意思。郎朗曾说，“李云迪的事业还不够大，”并补充说，“我希望他前程远大。”而后，他言词稍稍婉转了些，暗含对李云迪的批评：“如果你还年轻，只弹几首曲子，终有一天你会因此而消失的。”

　　当然了，在郎朗眼中，李云迪的版图确实“小”得多。郎朗的事业如今可谓蒸蒸日上，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出现，更让他家喻户晓。郎朗在开幕式上演奏的那曲民谣，虽然在艺术造诣上被某些国外乐评家批为浅薄鄙俗，但并不妨碍他从此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艺术界的“吸金王”。《福布斯》“2009中国名人榜”说他年收入达9100万元，仅次于姚明和刘翔。

　　颇具意味的是，就在郎朗大放光彩的2008年，李云迪却被DG解约。对于音乐爱好者来说，这个稍息着实是一种悲哀。但李云迪依旧表现出他固有的淡定：“钢琴家应循序渐进，有学习的时间，读书，好好生活，开阔我们的心灵。我对自己的事业有长远规划，所以我不介意慢慢来，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是的，李云迪的路还在继续。不久前，他推出了加盟EMI后的首张大碟，5月15日在国家大剧院举办的“完全萧邦”个人音乐会也获得了空前的成功，甚至许多观众宁愿买站票欣赏。在他们眼中，相对于郎朗那种取悦大众、但却毫无艺术感可言的风格，李云迪的演奏—直都在维系一块净土。在这场王者PK中，李云迪仍未出局，他和郎朗如同璀璨的双子星座，在中国的艺术天空上绽放着炫目的光芒。

朗朗靠炒作

　　华尔街日报评价：郎朗臭名远扬 李云迪内敛知性

　　英国音乐评论家诺曼·莱布雷希特(Norman Lebrecht)透露，著名钢琴家李云迪(Yundi Li)已被他所在的唱片公司Deutsche Grammophon解约。对于音乐爱好者来说, 这个消息着实是一种悲哀。李云迪1982年出生于中国重庆市，相对于同样签约在Deutsche Grammophon门下的另一位中国钢琴家郎朗(Lang Lang)那种取悦大众、但却极为平庸粗糙、毫无艺术感可言的风格，李云迪的演奏一直都在维系一块宝贵的净土。

　　很明显，郎朗的事业如今可谓蒸蒸日上，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出现，更让他家喻户晓。穿着(美国钢琴家)Liberace那种式样的服装，郎朗在开幕式上演奏了一曲民谣，虽然艺术上浅薄鄙俗，但技巧还算娴熟。不过，在我看来，郎朗出版的自传《千里之行：我的故事》(Journey of a Thousand Miles: My Story)却是一场灾难。在自传中，这位艺术家表达了从小力争“第一名”的历程，然而他可能没有意识到的是，“第一名”只在体育竞技场上或者极权政府里才有意义。郎朗的父亲是一位军人，正是他逼迫郎朗无休无止的练习钢琴。有一次郎朗练琴迟到，还被父亲下令“要么跳楼、要么喝药”自杀。

　　Steven Haberland/DG在这本自传中，生活和艺术被描绘成由憎恨和自我驱动的权力争斗。郎朗憎恨他所有的钢琴老师，直到他获得费城科蒂斯音乐学院(Curtis Institute)的奖学金，师从钢琴大师加里·格拉夫曼(Gary Graffman)。但是，郎朗在自传中没有提到的是，格拉夫曼曾语带讥讽地表示，如果舒曼(Schumann)听到郎朗对他的音乐的诠释，他可能会突发心脏病，尽管“可能不至于致命”。

　　相反，李云迪关注对音乐作品内在精神的深入探求，而这正是唱片公司和音乐会赞助商所惧怕并鼓噪着要湮没的。李云迪以诠释浪漫派作曲家萧邦(Chopin)和李斯特(Liszt)的作品见长，他的演奏极富诗意。这从他为Deutsche Grammophon录制的倍受赞誉的唱片，还有他最近于10月11日在卡内基音乐厅(Carnegie Hall)的演出，都可见一斑。当晚，李云迪演奏了萧邦的《降E大调夜曲》(Nocturne in E-flat Major, Opus 9, No. 2)和《马祖卡舞曲》(Four Mazurkas, Opus 33)。在他的手下，琴键流淌的音符扣人心弦，使人联想到一个温馨和令人留恋的舞蹈世界。这种演奏所表达的情感，是郎朗那种技艺粗糙而装腔作势的钢琴家所不可企及的。难怪目光敏锐的纽约乐评家哈里斯·郭德史密斯(Harris Goldsmith)也对李云迪赞不绝口，称他的演奏表现出“贵族式的高雅”和“精湛的艺术造诣”，堪称“多年来甚至几十年来浮现的最伟大钢琴天才”。李云迪上个月在卡内基音乐厅原本打算演奏莫札特(Mozart)和贝多芬(Beethoven)的作品，以展示他对音乐本身和作曲家个性的内在诠释。然而，他却演奏了由李斯特改编自舒曼Widmung这一首歌的浮华乐曲以及中国民谣--后者可谓郎朗的“老几样”。李云迪演出的最长曲目--莫杰斯特·穆索尔斯基(Mussorgsky)的巨作钢琴套曲《图画展览会》(Pictures at an Exhibition) --也被人们过分强调和夸大了，似乎如果没有外力将穆索尔斯基的陈腐乐曲强加在他身上的话，李云迪会更喜欢演奏舒曼或者海顿(Haydn)那些他所熟悉的作品。

李云迪靠沉淀

　　不管他的前东家是否对此次演出节目的改变负有责任，Deutsche Grammophon显然在李云迪的市场行销方面遇到了麻烦。几年前，我在其纽约经纪人办公室采访过李云迪。那时候，他举止笨拙，身形瘦削，乱蓬蓬的头发上压着一顶棒球帽，他看上去就是原来的他——一个土里土气的中国青年。后来，我惊讶地发现，Deutsche Grammophon很快把李云迪包装得面目全非。在他精湛演奏的萧邦和李斯特乐曲的唱片上，李云迪化着浓妆，摆着自我陶醉的姿势，还有一个强加给他的不男不女的造型。这种市场行销的错误恐怕会毁掉整个新一代亚洲和亚裔钢琴家。

　　这些新生代钢琴家包括出生在中国旅居纽约的Di Wu。Wu是一位敏捷的年轻女性，她那热情、有力、真挚的演奏应该很快会为她带来唱片合约，希望她将来签约的唱片公司不会试图把她包装成一个惹人爱怜、浓妆艳抹的玩偶。1987年出生于北京的王羽佳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钢琴家，她刚刚与Deutsche Grammophon签约，虽然她的加盟还未正式宣布。Universal Music Classical的公关总监芮贝卡·大卫斯(Rebecca Davis)表示，王羽佳的首张唱片将于5月份发行。即便是对于年纪更小的天才， 例如神童钢琴演奏家、作曲家陶康雷和龚鹏鹏，唱片公司也应该推出更加成熟的市场策略，以免重蹈李云迪的覆辙。陶康雷出生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厄本那，而龚鹏鹏来自中国。这两位少年钢琴家目前均在朱丽娅音乐学院(Juilliard)预科班就读，他们的演奏要比多数成人钢琴家更加娴熟。

　　现在的问题是，难道古典音乐市场已经萎缩到只容一个郎朗或者一个李云迪生存的地步了吗?精湛的艺术能否和当前备受追捧的浮华、空洞表演共存?在好莱坞明星钢琴家何塞·伊图尔维(Jos口 Iturbi)(1895-1980)风靡的年代，观众仍然对鲁道夫·塞尔金(Rudolf Serkin)和莫伊塞维契 (Benno Moiseiwitsch)这些大师们严肃、 实无华的表演趋之若鹜，而且永远都不会把他们和流行音乐的演奏者混为一谈。

　　Deutsche Grammophon解约李云迪只是众多类似个案之一，它们传递出的讯息就是有音乐造诣不等于能签到唱片合约。大约10年前，Sony Classical与艺术造诣堪称炉火纯青的台湾小提琴家林昭亮(Cho-Liang Lin 1960- )解约。据林昭亮本人表示，解约的原因是他不愿意或者不能录制让大提琴家马友友(Yo-Yo Ma)在流行音乐排行榜上居高不下的那种“跨界”的准流行音乐。也是在那个时候，我记得曾问过钢琴家梅里·佩拉希亚(Murray Perahia)，他是否很快会随小甜甜(Britney Spears)一起出现在舒伯特(Schubert)声乐套曲《冬之旅》(Die Winterreise)的唱片封面上。佩拉希亚大笑着回答说，“如果我真那么做的话，我的孩子们肯定会喜欢得不得了。”对于全世界的钢琴爱好者来说，幸运的是，他们还有很多如日中天的钢琴大师，如梅里·佩拉希亚、理查·古德(Richard Goode)、安德拉斯·希夫(Andras Schiff)和彼得·塞尔金(Peter Serkin)等，他们尚未被唱片公司马戏团式的叫卖所腐化。我们只能希望，他们以及年轻的钢琴天才们能够得到更好的呵护，而不是象李云迪这样被选用、然后又很快被抛弃。

朗朗弹钢琴

李云迪弹钢琴

　　“朗迪”本无事 好事者挑之

　　李云迪成名在先，且是拿下了肖邦大赛15年来惟一的一个金奖，无论是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在崇尚金榜题名的中国，这块金牌的含金量都是毋庸置疑的。相反正是因为14岁夺得“小柴”金奖之后就绝迹“赛场”，却能在日后风光无限一览众山小的郎朗，在技与艺的“含金量”问题上，始终纠结着国人的心难以排遣。

　　“朗迪之争”最初应该是李云迪占得“上风”，还记得2001年指挥大师萨瓦利什率领费城管弦乐团参加“相约北京”时，中演公司提出用李云迪替换乐团带来的“无名小辈”郎朗，而萨瓦利什的回答是“我们不了解李云迪，但非常了解郎朗，他非常优秀!”而郎朗真正大张旗鼓地回国则是在2004年的北京国际音乐节上，借着指挥大师洛林·马泽尔率领的纽约爱乐乐团的强大声势，郎朗终于成为了中国人的万众瞩目和媒体的聚焦点。从那以后，郎朗几乎成为全球乐坛上的风云人物，与他合作的基本上都是声震世界乐坛的大指挥家、乐团总监，他与各大世界名团合作的音乐会无疑都是安排在乐团音乐季中最重要的场次，比如乐季的开闭幕式演出或者大的纪念演出、音乐盛典一类的。如此的安排，都会自然而然地被抬高身价，这与郎朗的经纪人团队的资源、能量以及肯在他身上下工夫都是密不可分的。李云迪与郎朗原本都属于世界超一流的经纪公司哥伦比亚旗下的艺术家，但2007年李云迪宣布自立门户其实是他事业的一个拐点，自那以后的多年，没有世界一流的经纪公司鼎力，在今天的“明星时代”，优质的露脸机会大减，与郎朗在名气上拉大差距是不可避免的。近两年，李云迪借全球“肖邦200年”和他获肖邦大奖10周年的时机重新回到公众的视野中，这其中也与他签约了一家眼光、经验与操作能力都不错的经纪公司和闻名世界的EMI唱片公司密不可分。

　　仅仅以郎朗善于走“上层路线”所以“更风光”的说法，我觉得是站不住脚的。但无论是谁，他起步的圈子都格外重要，郎朗起步于德高望重的艾森巴赫和他执掌的费城管弦乐团，随后，在祖宾·梅塔、洛林·马泽尔、西蒙·拉特、捷杰耶夫、巴伦博伊姆这些手握世界音乐“重镇”的指挥大师之间被“传递”着。在这个圈子里，第一要靠自己的实力，第二要有人缘，如果你实力足够并且不断上升，你的人缘就会一直持续下去。但如果实力不济，人缘、面子都是不会支撑长久的。我曾经与一位有着海外演奏经历又转而从事古典音乐项目策划的人聊及郎朗，他又讲了另一个方面，所有的乐团和大指挥家都会在最重要的演出中，首选一个“最可靠的”人。这其中不仅是技艺、人气超一流，还必须是自己熟悉、脾气相投、合作顺手、你要什么他就能给什么、不出错、不会给自己制造麻烦的人。郎朗就属于这种人，所以，他能够有今天的风光并不意外，是综合实力的结果。

　　说到郎朗与李云迪的琴艺孰优孰劣，仅仅凭借一篇英国媒体的评论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在欧美，乐评人的个性鲜明，一场演出后十家媒体的乐评看上去常常像是在说十场不同的演出，而且语不惊人死不休。读者所受到的影响完全要看他读的是哪一家媒体、哪位乐评人的评论。最后我想说的是，郎朗和李云迪总是会被好事者拉在一起作比较，对于音乐爱好者来讲，欣赏和喜欢谁都没有错，但绝对犯不上因为爱一方而痛恨另一方。中国在世界乐坛上像郎朗、李云迪这样的优秀钢琴家应该越多越好，他们为中国带来的世界影响力绝不是那种八卦揣测可以达到的。

　　李云迪和朗朗该如何进行比较?其实艺术是不应该拿来比较的，双方都有着各自独特的风格不是吗?那么，我们为何要这么苦苦相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