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多年来，陈子善始终保持年轻的心态和痴迷的工作状态，兴致勃勃地把一块块“文学碎片”拾捡起来，再镶嵌到适宜的位置上。

有人说：“陈子善的研究让中国现代文学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他却说：“感谢这个时代，让我有机会认识那么多文坛前辈。”

以《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为新起点，这位资深学者感言：从教书到读书，再到买书，最后到编书和写书，我会继续“内卷”，尽自己能力多编一些、写一些自己觉得还可以的书。

「一门实践的学问」

上书房：如果从上海新诗社编印《新诗集》算起，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其间，有什么值得关注的人和事？

陈子善：百年来，阿英、李何林、瞿光熙、唐弢、贾植芳、赵燕声、丁景唐、魏绍昌、薛绥之、姜德明、樊骏等先行者，以各具特色又卓有成效的研究实践，不断丰富和充实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宝库。从他们那里，后人得到了许多滋养与鼓励，我们不应该忘却。

就研究成果而言，陈梦家编选的《新月诗选》是一个具有代表意义的新文学社团流派作品选。该书选录了闻一多、徐志摩、饶孟侃、孙大雨、朱湘、邵洵美、方令孺、林徽因、卞之琳、沈从文、刘梦苇等人的作品，集中体现了新月诗派的艺术风格。

上世纪30年代中期，最有名的新文学文献学整理成果是《中国新文学大系》，主编是赵家璧，蔡元培撰写总序。

这套丛书共十卷，可谓矗立了十座丰碑。每一卷的编选者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包括鲁迅、胡适、郑振铎、茅盾、郁达夫、朱自清、阿英等，覆盖小说、诗歌、散文、评论、文学论争等，较成系统地反映了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学理论建设从无到有的历史过程。

上书房：今年是鲁迅诞辰140周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对鲁迅文学作品的整理、研究似乎成了主流？

陈子善：那是当然的。1949年前，不少大学没有开设新文学的课程，而以古典文学、古代文献为重。伴随共和国的成立，现代文学才较为普遍地进入大学课堂，而鲁迅是现代文学的伟大代表。

要开这门课，当然要编很多参考资料，鲁迅无疑是重中之重。加之当时发掘出了不少鲁迅的书信、作品，这些在鲁迅生前自己编的作品集里是遗漏的，所以人们整理、研究的积极性就更高了。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文学史研究、文献学研究有了进一步拓展，不仅继续“发现鲁迅”，而且对其他许多作家，如郁达夫、沈从文、张爱玲、穆旦等，都有了可喜的研究成果。

上书房：文献学研究何以区分“古典”与“现代”？

陈子善：不管是古典文学文献学，还是现代文学文献学，都需要理论的归纳和阐发，都以搜集、整理、考证、校勘、阐释为主要功能。

但更重要的是，这是一门实践的学问。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只有在不断实践中才能有所发现、有所拓展、有所突破。

「与历史离得更近」

上书房：您是如何与文献学结缘的？

陈子善：在我个人的成长史上，有两个时间节点比较重要——第一个时间节点是1976年2月，我开始在当时的上海师大中文系教书；第二个时间节点是1976年10月，我参加《鲁迅全集》的注释。这在很大程度上让我对现代文学领域的一些历史经过、历史人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决定了我读书、买书的方向。

当时，我参与注释的部分是鲁迅1934年至1936年的书信。这些书信的内容往往是很具体的，需要一一注明出处或来历，于是我不得不去做比较仔细的查考工作，包括求教各方。

前些日子，我参加了郑逸梅先生诞辰125周年的纪念活动，郑老就是我曾经请教过的前辈。鲁迅有封信中写到买了张恨水和另一位鸳鸯蝴蝶派作家程瞻庐的小说，寄给他的母亲当作消遣读物。按照注释的要求，我要注明程瞻庐是什么人、生卒年月等基本信息。这在今天可能比较容易，但当年是没有什么便捷工具的。我就给郑逸梅先生写信求教，先生马上回信，帮我把相关信息一条条列了出来。所以，《鲁迅全集》里的这条注释，应该说功劳要归于他。

上书房：看上去有些冷僻的领域，何以被您“玩”得如此风生水起？

陈子善：这些年来，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解决一些具体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其他研究者不屑一顾或没有兴趣的，而我偏偏兴趣很大。

现在技术很方便，很多年轻的朋友在网上找资料，有时就会跟我说：“陈老师，我又找到一篇某某作家的集外文！”当年我们没有这样的条件，只能一本本杂志、一个月一个月报纸的合订本去翻。

不过，任何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现在年轻人在数据库里找，看的是电脑屏幕；我们当年翻阅的过程，闻着报纸、杂志那种接近古纸的味道，好像跟历史离得更近。

记得中华书局从上海搬到北京的时候，资料室里的书报杂志都交给了上海辞书出版社。当时，要进那个资料室查阅，先得征询出版社领导同意，再跟一位具体管理的工作人员对接。费了些心思，打了一番交道，才破例答应让我进资料室去直接查找资料。于是，我就在里面爬上爬下，浑身上下弄的都是灰，但心里是高兴的。那段日子里，每翻开一份报纸，在副刊上看到一篇我不知道的或者此前没有文献研究记载的作家作品，那种喜悦的心情至今都难忘。

之后，就像滚雪球一样，我“发现”的作家从郁达夫，逐渐扩展至周作人、梁实秋、台静农等。当然，这里有一个前提：这些作家绝不是可大可小、可有可无的，而是都在文学史上留下深深印记的，我们不能忽略、不能回避、不能故意冷落。

「补文献学之缺」

上书房：这部新书为何定为“十讲”？

陈子善：作品版本、集外文、手稿、笔名、书信、日记、文学刊物和文学广告、文学社团、作家文学活动等十个方面的探讨，是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当然也带有我的个性色彩。限于篇幅，校勘、回忆录和档案研究等都未讲，“十讲”毕竟不是“全讲”。

最后一讲说的是“新文学文献中的音乐和美术”，看上去是我的个人兴趣使然，其实并非“一家之言”。自古以来，音乐、美术与文学就有很密切的关联，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近代以来，文学艺术更是成为一家。不少作家关注古典音乐，写了很多诗文；还有很多作家同时是书法家、画家。

去年是贝多芬诞辰250周年。潜心聆赏贝多芬作品之余，我不禁想到他与中国新文学这个有趣的话题。早在1907年，鲁迅就在《科学史教篇》一文中提到“乐人如培德诃芬（Beethoven）”；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时，还专门写了一首咏赞贝多芬肖像的新诗。这幅肖像画可能是后来傅雷所译《贝多芬传》中刊出的那幅。

郭沫若称赞贝多芬是“大宇宙意志底具体表著”。这种精神跟他“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对“力的音乐，力的诗歌”追求相切合。郭沫若年轻的时候喜欢古典音乐，经常去听音乐会，还说到过瓦格纳。应该说，这对他的思想、他的创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除了“新文学文献中的音乐和美术”，收入本书的《〈呐喊〉版本新探》《周作人集外文（1904—1945）的重编》《巴金〈怀念萧珊〉初稿初探》《〈野草〉出版广告小考》等篇，都是首次编集；收入本书的其他篇章也都重加修订，有不少还根据新出现的史料作了较大补充或改写。

当然，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文献编纂成果研究、网络资源整合和研究等都值得关注，有待今后继续努力。

上书房：您的选书有什么具体标准？

陈子善：我们那一代人，都经历过从没有书读到后来书太多而没有时间去读的过程。现在年轻人的问题是，好书太多了，来不及读。在这样的情况下，怎样挑选适合自己的书很关键，对于做研究来说就更重要了。

现在买书很便利，网上有新书，也有旧书，只要你有工夫去淘。我不会上网，所以比较吃亏，丧失了不少买好书的机会。但我的心态还是平和的，毕竟不可能所有的好书都让同一个人得到，而更应该提倡大家共享。

我的经验是，要有自己的眼光、有大的视野，去选择适合自己的书。名家、大家的著作或者说经典著作当然要读，甚至需要反复重温。但在某些方面很有特色的作家，虽然不那么有名，其实也应该得到关注。

从1990年到2010年左右，我先后编过一些以前被忽视或冷落的作家作品集，就是想让更多的读者包括大学生、研究生在内知道这些人。第一步先知道了，第二步才是去评价，哪怕评价是“不过如此”，但至少不是照搬他人而是有自己见解的。

上书房：可否举些例子？

陈子善：前面提到的邵洵美，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作家。现代作家里，很多人都喜欢写宏大题材，有些具体的问题是不怎么写的，如赌博现象。邵洵美就写了一系列关于赌博的小说，不但有趣，而且看法特别，为文学题材的多样性作出了探索和贡献。

我喜欢把相同题材的小说、散文编成一个系列，如我编过现当代作家写猫的《猫啊，猫》。这些文学史上不怎么讨论的内容，人家没看到，你看到了，并且发现了意想不到的长处，正是读书有趣的地方。

上书房：身处上海，是不是对上海文学的发展更感兴趣？

陈子善：这是自然的。除了鲁迅和张爱玲，还有一个上海作家，笔名叫东方蝃蝀，原名李君维，写都市青年男女的生活写得特别好。我给他编了两本作品集，包括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如果要单独写上海现代文学史，东方蝃蝀是不可能不写进去的。

我乐于做这样的事情——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拾遗补缺，拾文学史之遗，补文献学之缺。

「不变的是真实」

上书房：新书中还专门考证了梁实秋的笔名。冰心曾经感言：我的朋友之中，男人中只有实秋最像朵花。在您看来，梁实秋是一个怎样的人？

陈子善：梁实秋这个人是有些争议的，鲁迅跟他打过笔仗。但他是个多面手，在文学史上起了很大作用。他比较早地对新文学提出了反思，认为浪漫主义太滥情了。这个观点能不能成立可以探讨，但至少提出了一个新思路。

很多人以为，梁实秋是鲁迅的死对头，实际上是不准确的。最早推崇鲁迅杂文的是梁实秋，我在“十讲”中考证梁实秋评论鲁迅《华盖集续编》的文章，自以为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发现。

梁实秋也写杂文，但散文写得更好，《雅舍小品》描写的都是寻常事物，却充满生活智慧，富有人生哲理。他似乎什么都可以写，一个书架、一杯咖啡可以写，狗啊猫啊也可以写，透着幽默、风趣。

很多作家只能写某一类的东西，梁实秋对生活的体会很深，以至于衣食住行都能写，这个是他的功夫。毕竟，人是要过日子的。

梁实秋台北故居院内树龄超过80年的面包树。新华社发

梁实秋还是很有眼光的评论家，最早推崇余光中的就是他；他还编词典，如《远东英汉大词典》。

更了不起的，梁实秋还把《莎士比亚》全部翻译了。朱生豪英年早逝，一些历史剧来不及翻译。梁实秋历时几十年把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十四行诗都翻译出来了，可谓中国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上书房：新书对钱玄同也有介绍，据说鲁迅踏上新文学之路与他有很大关系？

陈子善：在鲁迅成为新文学大师的道路上，当时身为《新青年》编辑的钱玄同是有功劳的。如果没有他不断地约稿、催稿，在教育部工作的鲁迅未必会写《狂人日记》。

1918年2月至4月，短短三个月之内，钱玄同造访周氏兄弟有十次之多，且均在晚间，并谈至深夜12时以后，足见谈得多么投契和深入。因为夜深巷静、犬吠不止，以至于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写到钱玄同“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尽管如此，“怕狗”的钱玄同仍然不断造访。可以想见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一定要说服鲁迅为《新青年》撰文。也正因为不断地约稿、催稿，才打断了鲁迅彼时埋头抄写古碑的兴致，“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

《狂人日记》因钱玄同而诞生，由钱玄同经手而发表。从此以后，鲁迅“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

对于这段经历，钱玄同是这样回忆的：我的理智告诉我，旧文化之不合理者应该打倒，文章应该用白话做，所以我是十分赞同仲甫所办的《新青年》杂志，愿意给它当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

长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对孙伏园催生了《阿Q正传》津津乐道。其实，钱玄同之于《狂人日记》的深远意义也不容低估，应当在现代文学史上大书一笔。

上书房：从鲁迅、郁达夫等现代作家身上，可以看到怎样的文学创作特质？

陈子善：讲到底，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思想再高大，也需要借助于文字来打动人。有时候，就算只写自己的小故事，但语言表达很好，这个作品就可以成立，甚至是有机会流传下来的。语言的背后，不变的是良心、良知和真实。

《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陈子善 著复旦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