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41期，原文标题《福禄寿：我们不需要为痛苦提供证据》，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记者/宋诗婷

三胞胎姐妹组成的乐队“福禄寿”（高源 摄）

三联生活周刊：组乐队之前，你们都是在音乐厅里演出，我挺好奇，你们作为“福禄寿”乐队的第一次演出经历是怎样的？

福禄寿：记得特别清楚，第一场是去年8月份，在北京糖果的星光现场，一个有好几个乐队参加的拼盘，也是我们第一次在Livehouse演出。以往在音乐厅里，底下的人都特安静。那天一进场，我们就被吓坏了，观众离你特别近，能看清每个人长什么样，特有压迫感。我们根本不敢往下看，一点互动都没有。演完就觉得气氛有点沉，整个场子被我们搞冷了。那次就意识到，现场和为听觉服务的音乐作品不一样，唱什么很重要，怎么表演也非常重要。说白了就是，那会儿不知道怎么玩乐队。

三联生活周刊：的确，在那之前你们不玩乐队，组过一个叫“冰雪飞”的女子组合，现在还偶尔被媒体、网友拿出来调侃，你们应该不太愿意回忆这段经历吧？

福禄寿：之前我们参加过一个比赛，像参加比赛、出去演出这种，在我们学校太平常了。当时，我们一起参加了一个类似校园歌手的选拔赛，有个评委老师觉得我们不错，介绍了一些节目让我们上。参加节目就需要包装，需要个组合名，我们不知道叫什么好，就从每个人的名字里取了一个字，就有了“冰雪飞”。我们以“冰雪飞”的名义演出过四五场，穿着让自己特别别扭的衣服，唱别人的歌。那时你就知道，包装你的人对你的音乐没兴趣，只是对“三胞胎”这个噱头感兴趣。这就没什么意思了，索性就结束了。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会走这段弯路，是当时没想清楚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吗？

福禄寿：也不能算是弯路吧，是一次不太成功的尝试。上大学时确实没太想过未来要怎样，那时候太忙了，作业多，学业压力很大。直到考研之后，我们才开始有了点主动性。当时，捏捏（老二）考上了，我们两个学作曲的都没考上，一下子闲了下来，这才真的开始面对“我到底要走哪条路”这个问题。我们在学校里学了很多音乐技能，你是要用这些技能去完成一个作业、一份工作，还是把这些技术和技巧用在自我表达上？这是我们当时挺纠结的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在迷茫、不确定能做什么的那段时间你们是怎样度过的？

福禄寿：我们没着急做决定，先学了点儿编曲。学习编曲对我们后来做的事很重要，它一下子帮我们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所有的音色都能在电脑上即时呈现，你不会弹吉他，但电脑可以帮你完成，它还能创造很多现实生活中没有的合成器效果，这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想象空间。

那段时间，我们三个住在一起，每天不停地聊天，还一起看了很多书和电影。科幻电影看得多，像《星际穿越》《太空漫游2001》《第三类接触》这些，都是和“时间”有关的。我们对“时间”相关的问题特别感兴趣。也是在那段时间，我们开始大量接触电子音乐，从偏流行的开始听，慢慢深入。接触电子乐后就发现，它的音色维度更多，更有画面感。我们一直想创造一些新的声音，电子乐好像是可以用来做这件事的。

三联生活周刊：是在这样的状态里有了“福禄寿”的第一首歌《我用什么把你留住》吗？

福禄寿：第一首歌是在毫无预兆和规划的情况下想到的。当时，我们三个住在一起，有三四个特别好的朋友，他们成天来，聚在一块特别热闹。后来，他们都有了各自的工作或者出国的规划，一下子全不来了。我们三个聚在一起的时间也变少了。那阵子突然觉得，生活没有了，时间会带走很多人和事。一开始，我们挺想做个展览，比如，在一个房间里摆上一个火车车厢，四周都是窗户，外面一直快速过所有的风景、人和感触，也有声音。但后来想想，展览太贵了，还是做音乐吧。《我用什么把你留住》就是在表达这样一种感受吧，用它来纪念我们想留住的风景、人、事和时间。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写《我用什么把你留住》，还有后来写《玉珍》《兰若度母》这样的歌时，你们想过自己的听众是谁吗？作品序列里有没有一个核心的主题？

福禄寿：当时歌做完，我们给妈妈听了，她说，为什么你们的歌这么苦呢？为什么有点沉重？可能很多人听我们的歌都有这种感觉，也会觉得奇怪：你们没经历过什么，为什么这么愁苦？其实，我们就是把自己思考的东西，想探究时间、探究人的意义的东西写了出来。谁说精神上的、头脑中的经历不是一种经历呢？我们的歌也是写给那些年轻人的，他们可能也没经历过什么太大的坎坷，但就是要考试了、失恋了，或者处在某种困境中。我们希望自己的歌不是那种一个人非常苦恼地蹲在路边，我们能把他拉起来那种，而是希望那歌能和他一起坐下来，陪伴他。

三联生活周刊：你们在《乐队的夏天》上的很多歌都挺有争议的，很多人觉得你们的音乐过于复杂，太满了，有点过犹不及的意思。你们自己怎么看这种评价？

福禄寿：这确实和我们的专业有关，你想，上学时我们研究、分析的都是古典乐、交响乐，一首大概都是20分钟到40分钟的长度。我们习惯了这样的处理方式，现在要把那些内容塞进一首五分钟的歌里，听起来一定是复杂的。这和我们掌握的技巧有关，但也是一种选择吧，也有很多学院派做出来的东西非常简单、直接。我们喜欢复杂，这是我们认知生活和生命的态度。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很多年轻创作者和你们一样，都在和自己较劲，好像不太关心外部世界，也不那么愤怒了。就像《乐队的夏天》上有个乐评人评价别的年轻乐队“不够underground”。你们怎么看这种说你们“不那么摇滚”的观点？

福禄寿：做出这样评价的人可能是年纪大了。我们“90后”这拨人，就是没受过太多苦，相较于反抗世界，更关心自己内心的感受。我们没那么愤怒，要是为了显得摇滚，硬去反抗，去愤怒，大家也会觉得挺奇怪的，因为不知道这情绪从何而来。

虽然没有物质上的苦，但精神上的苦闷状态每个人都有。我们用更含蓄的方式来表达对时间的愤怒不可以吗？为什么要为痛苦设定一个界限，还要提供证据呢？看，必须要没有钱吃饭才是苦，才能反抗和愤怒。我们这代人不是这样的，没有什么事让我们真的愤怒，也没什么事让人特别高兴，多数时候都处于这样一个暧昧不清的状态里，而感受最深刻的可能还是孤独吧。

我们的歌想陪伴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