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岸风雷》可以说是文革期间阿尔巴尼亚电影中放映时间最长的一部。

它译制于1967年10月，最早公映的时间，大致在当年的11月份。

11月29日是阿尔巴尼亚国庆节，因此，文革期间，阿尔巴尼亚电影多在11月份之后开始向中国观众亮相。

比如，在一份《海岸风雷》宣传单中，标明“保定市各影院从11月29日开始上映”。

很快，1967年11月29日《解放日报》就刊登了《海岸风雷》的评论：“向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致敬！——推荐阿尔巴尼亚影片《海岸风雷》”。

同日，《北京日报》也刊发了评论：“耸入云霄的高山——阿尔巴尼亚故事影片《海岸风雷》观后”，署名：贺山鹰。明显的这是一个笔名。

1967年12月1日《文汇报》发表一兵的文章：“英雄的人民，光辉的形象——喜看阿尔巴尼亚影片《海岸风雷》”和黄红的文章：“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赞阿尔巴尼亚影片《海岸风雷》中的英雄人物。”

当时的中国主流媒体对影片的评价是相当高的。

而中国观众也对这部影片表现了异乎寻常的热情，这种热情已经达到一种匪夷所思的程度，甚至引发了我们今天看来依旧感到痛惜的伤害事件。

在影志的介绍中，我们不得不面对如此残忍的信息。

据《浙江电影纪事》及《嘉善县文化艺术志》记载：1970年3月17日，嘉善县35毫米电影队在东门油厂“五·七”学校（原宾阳门小学）放映阿尔巴尼亚影片《海岸风雷》，因收票时门外群众拥挤，不少人跌倒被踩伤，受伤10余人，重伤6人，城东6队16岁女孩经抢救无效死亡。

顺便提一句，这这本嘉善县的县级志书中，还记载了另一件电影放映灾难：1973年3月7日，县35毫米队在干窑中学操场放映《奇袭白虎团》影片，观众5181人，散场时因围墙边门倒塌，干窑水产大队一女青年腿部被压受轻伤。

历史是供人们遗忘的，而这本志书的忠实程度，让曾经发生过的灾难留下了难忘的影迹。笔者想，当时发生的电影放映踩踏灾难远不止此个个案，但大多数志书里都虚与委蛇，不作记载，而这本县志书却诚实得让人在今天不由得对它奉上敬意与佩服。

笔者小区里前几天也放映露天电影，笔者滞留了一下，从银幕上的片段来看，应该是一部新拍的《马本斋》题材影片，但观众寥寥。笔者也觉得寡然无趣，抽身离开。

今天已经难以想象，当年《海岸风雷》在中国的轰动程度。

电影里的一些台词，被观众当成了口头禅，一如今天的网络流行语对现实生活中的无孔不入的侵占一样。

当时观众耳熟能详且能活学活用的电影里的台词与场景有：

——“塞力姆，你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不在电影的特殊情境里，今天我们很难体味到这句话中蕴含的怜悯、鄙视、讥讽味道。当时影片里的塞力姆在酒吧里喝酒，但已经身无分文，无奈之下，不得不屈身去拾起地上的一张纸币，而特务从旁边突然出现，直戮塞力姆的心窝，如此拮据而贫困的生活，是日后塞力姆投敌的主要原因，另一个原因，就是本文标题的答案，下面详述）。

很多当年的观众，还记得一首衍生于电影这个情节的童谣：“老大塞力姆，捡钱喝啤酒，意大利的大皮鞋，踩在他的手。”

——“夜猫子可回窝了。”（讽刺日夜不归的人）。

——“老大塞力姆”（电影里四个儿子的渔民之家的老大塞力姆，是一个叛徒，导致中国观众平行移动，把家中的长子都冠上了衣冠禽兽这一层意思，那时候，一说起家中的老大，都要加上一个塞力姆的后缀，使得中国的老大在当时都有一点灰头土脸的感觉。）

——“我一看见这咸鱼就腻透了，打渔这个倒霉的行当，连根上吊绳都买不起。”（这种题材的电影里，往往正方主人公的义正辞严难以得到观众的响应，反而是负面角色的牢骚满腹的话语能一呼百应，也是文革时期的特有文化传播现象。）

——电影里的漂亮姑娘烫熨斗几下之后出现警察的敲门声？六下。当年的观众清晰地记得当时影院里，观众一起喊着：一、二、三、四、五、六，当第六下声音响起的时候，敲门声如期出现。可见当时的观众对这个电影已经烂熟于胸了。

——影片里的女游击队员穿着连衣裙，辫子梳得松松的，也给中国观众带来一种特殊美感，英勇不屈的画面里充斥着一种暧昧的蛊惑性的情调。

影片里渔民一家，共有四个儿子，即使今天，我们看这个电影，也难以分清这四个儿子的面容与个性。笔者也是看了两遍之后，才分清这一家人，竟然有四个才俊气朗、腰阔体健的儿子。

但当时的中国观众竟然能够把四个儿子的名字叫得滚瓜烂熟，这要看过多少遍电影才能产生这种背诵英语单词式的顽强记忆啊。

在张文华著的《生命采蜜》一书中记载道：“我竟在今天可以背出片中截然不同的四兄弟的名字，分别是酗酒堕落的塞力姆、成熟的革命者迪尼、青春而坚强的贝特里、善良纯洁的维希普。”

我们在收藏网站上找到一份《湖北日报》1969年10月28日的广告栏里，可以看到当时还在放映《海岸风雷》，此时离电影进入中国已经将近两年了，这份广告里寥寥可数的几部电影，估计还唯有《海岸风雷》能够吸引观众进去一瞧。

《海岸风雷》里有什么标新立异的场面？

果然有。有敏感的观众注意到了。这就是电影开始时酒吧里水手与一个靓丽女郎在那里调情逗乐。

高峰著的《对电视解说词的解说》一书中对此份记忆作了细述：当时我对里面的两个细节印象最深，对我来讲是两个第一次。一是在一个小酒吧里，有一个水兵和一个女人没完没了地亲嘴，看得我大气不敢出，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男女接吻；二是片中的大儿子喝完酒回到家后对他父亲说：“打渔这个行当，连根上吊绳都买不起。”父亲说：“怎么，您瞧不起你爸爸这个行当？”那是第一次看到渔民，可惜是外国渔民。

在这一组镜头里，老大塞力姆在酒吧里喝着闷酒，郁郁寡欢地看着对面的那个纠缠在一起的水手与时尚女郎调笑的场面，这一男一女时而贴靠在一起，时而又欲拒还迎地分离开。

那个水手不时地挑起一块美食，放入美女嘴中，那美女还忙里偷闲地抽着烟，放肆无忌地将脸靠近水手，两个人有没有亲嘴，不知道，但两个人过从甚密是一览无余的。

塞力姆看不下去，醉醺醺地走到两个人身边，他似乎认识这个时尚女郎，叫她的名字：“玛赛拉”，然后开始猛揍那个水手。

可惜塞力姆不是那个水手的对手，三下五除二，便被那个水手打趴在地下。

这时那个特务勃鲁诺见缝插针，上来拉架，把塞力姆安抚好了。

这样，影片里的特务拉拢塞力姆的两场戏，都发生在酒吧里。第一场戏，是塞力姆对当他熟悉的时尚女郎的卖笑生涯怒不可遏，另一场是塞力姆在酒吧里穷困潦倒，准备捡拾地上的纸币，这两个场景里，都是特务勃鲁诺适时而出，对塞力姆恩威并举，成功地把塞力姆拉过去了，从而成为电影里的最可恶的叛徒。

这个电影出现在阿尔巴尼亚预示着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动机？

《海岸风雷》改编自话剧《渔人之家》，大致在1957年写成，后来公演之后，产生强烈的轰动，中国也翻译了该话剧，并且在中国排演公映，也引起不错的反响。

《海岸风雷》与原剧相比，有较大的改动。原来的话剧，虽然有三幕，但三幕内容，都是在渔民的家里，话剧里的主要矛盾冲突，有一点像《雷雨》，主要是通过家里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而展现出来的，根本没有《海岸风雷》电影里的游击队打击侵略者的场景。

话剧里，渔民一家人里，有电影里的四个儿子，还有一个女儿，非常听话，比较可爱，相当于《雷雨》里的四凤，四儿子在话剧里是一个残疾人，情绪低落，但心地善良，默默地支持家里的革命者。老大还有一个未婚先孕的女友，被老大抛弃。这些情节，在电影里都没有了。相对而言，电影把家里的戏份作了大幅度的压缩，然后加进了话剧里根本没有的游击队的戏份。

在电影里，有几场游击队的战斗戏，如二儿子参加的抢夺印刷厂印刷机的一场战斗，在话剧里是没有的，电影里另一场到教堂里报信的激烈冲突，在话剧里是存在的，出现在第二幕，但细节比电影简单。话剧里，三儿子挺身而出，冒充受伤的战友，竟然声称与自己的妹妹是恋人关系。在电影里，妹妹这一角色没有了，因而也就没有这一尴尬的情节了。而电影里最后一场营救被俘人员的戏，在话剧里也是没有的。

这样，《海岸风雷》保留了话剧里的人物，压缩了家庭里的戏份，然后把主要冲突，放到了游击队战斗的场景上来，使得电影几乎发生了脱胎换骨的改变。

这就是相当于把《雷雨》转换成鲁大海发动工人罢工为主线一样，内容已经面目全非了。

在话剧里老大不仅卖“兄”求荣，而且还荒淫无耻，他与一个当地姑娘暗结珠胎，但却抛弃了这个女孩，并散布谣言，说这个姑娘到处乱搞，后来还是渔民父亲在得悉真相之后，收留了这个姑娘，生下了小孩。不过在话剧结尾部分，这个无辜的姑娘与小孩都被穷凶极恶的敌人给杀害了。这样，话剧里的老大没有留下一点血脉。

在电影版《海岸风雷》里，老大塞力姆身边并没有一个女性，而在话剧里与他有染的那个女孩，在电影版里成了那个梳着蓬松大辫子的漂亮女孩施帕莉莎，这个女孩在话剧版与电影版里都有一个生病在床的母亲。

在电影里，这个女孩承担了非常重要的戏份，后来她被法西斯分子抓捕，情节发展走上了《宁死不屈》里的女性角色坚贞无畏的路线。

这样，电影《海岸风雷》里老大塞力姆在酒吧里遇到一个他熟悉的女孩与水手寻欢作乐的场面，便暗示着塞力姆的叛变之因里，还有着“性苦闷”的因素。

后来，他最终投入敌人的怀抱，是因为特务用金钱收买了他。这样，两场酒吧里的戏份，说明塞力姆从家中的长子成为出卖家里兄弟的叛徒，就是出于“色”与“钱”的缘故。

其实塞力姆作为电影冲突的情节动因，正体现了所有戏剧的原始动力的共性缘起。

“莎士比亚戏剧”洋洋洒洒数十部，它的核心情节动力与刺激原点，其实归纳起来，都是“权、钱、色”三个维度。这三个维度几乎可以囊括人生的向上爬的动力之源。

《海岸风雷》中的塞力姆从家里的老大，走向敌人的阵营，在电影里沿袭了经典戏剧的核心成色，被界定成“色与钱”两个动因。

“钱”是话剧里原有的设定，而“色”是电影里另外增加的，这也是电影在开头出现老大塞力姆场景的时候，加进一段酒吧里香艳场面的原因。

《海岸风雷》这样的影片出现在五、六十年代的国际背景是什么？话剧出现在五十年代末期，正是阿尔巴尼亚与苏联交恶的转折期。这个话剧的出现，正是适应当时的风云变幻而创作出来的。

其实我们可以对照一下当时阿尔巴尼亚所处的国际地位，可以明确地感知到，电影里对老大的讽喻，恰恰有着针对苏联所谓修正主义的指向性批评用意。

苏联当时算得上老大，但是，这个国家，在阿尔巴尼亚看来，却走了修正主义道路，是因为出于对利益的盘算，最终出卖了兄弟，投入了敌人的诱惑之中。

这样看来，《海岸风雷》虽然看起来是一场家庭剧，但是对时代的现实批判意义却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影片引入中国的时候，正是中国反修防修旗帜高标的特有时段，影片能够在中国放映长达九年之久，几乎先是在第一轮大城市公映，后来逐渐向外扩散，直到打谷场、厂矿间、知青点都能够看到《海岸风雷》的亮相，正是因为电影里对国际形势的隐喻，极其贴近，且吻合度、咬合力惊人。看着这部家庭剧，传导的却是国际风云际会。

《海岸风雷》看起来局促于海边一隅，但却可以视着“国际风云”在海边的“花表一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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