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先尧，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上海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上海电影家协会会员，上海电视台编辑、记者。1975年开始，参与科教片《天体的来龙去脉》、电视专题片《银幕上的教授》、《走出精神障碍的困惑》、《警惕加拿大一枝黄花的危害》等的拍摄，作品多次在国内外获奖。

上科厂开创初期的室内搭景拍摄。

　　1975年进上科厂，20多岁的项先尧做的第一份工作是制片。随着上世纪90年代后期“影视合流”，项先尧也和其他老科影人一样到了电视台。现在，他是老科影坚守拍片的最后一人。项先尧在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先后拍摄了上科厂建厂50周年的专题片《银幕上的教授》、《走出精神障碍的困惑》、《留下绿水蓝天》、《警惕加拿大一枝黄花的危害》和《蓝藻暴发——大自然的警示》等科普电视节目，还执导了大型科学纪录片《中国珍稀物种》，目前已先后拍摄了《中国大鲵》、《扬子鳄》、《震旦鸦雀》、《岩羊》、《文昌鱼》5集。

　　曾有轰炸机协助拍片

　　东方早报：能不能说说当年拍片的情况？

　　项先尧： 1975年我进厂的时候，“文革”还没结束，很多人还在“五七干校”里没有回来。倒回到50年代，科教片是为了介绍科研成就、宣传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是为了配合五年计划、工农兵生产。1975年虽然还是和意识形态紧密结合，但是也出了一些好片子，比如《天体的来龙去脉》。当时全国包括上海、长春在内的4个电影厂分别拍了4部有关天文的科普电影，这4部影片就是为了证明辩证法，证明地球是自然形成的，世界上是没有鬼神的。当时审查这些片子的是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天体的来龙去脉》总共60分钟，从开始筹备到拍摄完成前后花了3年，跑了很多地方，当时还搭设了一个很大的摄影棚，现在看也算是大投资的大片了。在当时，拍这样的片子，国家是不惜工本，是没有预算的。我们当时拍片子，没法航拍，部队甚至出动轰炸机协助我们拍摄。

　　东方早报：中国科普电影基本上是沿袭苏联的模式，称作科教片，其他国家有这样的电影吗，当时是怎么划分的？

　　项先尧：是的，中国科教片的理论是照搬苏联的，当时成立上科厂的时候，所有科教片的教材，都是从苏联那里翻译过来的。当时在苏联有一位很有名气的科普作家伊林，他写了很多科普作品，最出名的就是苏联的《十万个为什么》、《五年计划的故事》、《改造行星》等作品，他把苏联“五年计划”中要搞的科技项目写得很生动，对新中国第一代科教电影影响很大。

　　东方早报：《不平静的夜晚》讲述的是猫头鹰如何在夜晚抓老鼠，剧组当时在摄影棚里养了很多猫头鹰，训练它们能够习惯灯光的照射。现在像BBC、国家地理频道都会有这样的做法，你对于在棚内拍摄有什么样的看法？

　　项先尧：纪录片其实可以这样拍。你说的这种训练是我们当时用得很熟练的方法，现在国外的这类影片拍摄有80％还是沿用这套方法。像《鸟的迁徙》中，大部分鸟都是驯养过的，像上科厂以前拍的《鹭》，也是从孵蛋开始，等小鸟出来的时候，它第一眼看到的是导演，认为导演就是它的爸爸，于是就跟着他，拍外景就站在导演肩膀上。以前我们拍片子很不容易，机器设备不先进，有时候想要一个好镜头只能靠死等、靠耐心。现在摄影机逐渐改进，延时摄影、8秒预录甚至高速预录让捕捉画面显得轻而易举。

　　为什么说上科厂打散了很可惜，因为现在想要成立这样一支队伍非常不容易，拍科普电影必须要长时间在这样的熏陶下积累经验，才有可能拍出好的东西。经验可以解决新片子中70％的东西，因为动物和动物之间是有相似性的，剩下的30％就是难点，有经验的人只需要解决那30％的难点。

拍摄《赤眼蜂》时的镜头设计笔记。

上科厂50年代片头。

　　科教片的观众流失了

　　东方早报：现在上科厂的牌子还在，但是却拍不出有影响力的片子，有哪些其他原因？

　　项先尧：首先是三支队伍没有了。管理者、创作人员、技术队伍都被打散了，牌子虽然还在，但是魂儿不在了。

　　其次，到1980年代后期，中影公司发行效益也不好，国家开始砍掉院团单位，包括非重点科研机构也砍掉很多，我们也是一样，不是一下子砍掉，就是从给你100多本胶片预算慢慢到一本不给。以前的上科厂什么职能部门都有，就是唯独没有销售部门，当时都是国家拨款、国家收购，一直是这样运转，当有一天断掉之后，就算你拍了很好的科教片，你也不知道该卖给谁。

　　还有，农村本来是科教片的需求地，从前农村需要农业耕作、防治病虫害方面的科教电影，当时做成16毫米的电影，在农村村头、路口露天放映，但是到了80年代后期，农村里青壮劳力都外出打工去了，留下来的都是老人和孩子，他们更多的是把田都租出去了，有些承包田地的种田大户，他可以直接去聘用专家，再加上电视的普及，科教片就此流失了观众。

　　东方早报：现在了解科学的渠道多了，但是信息来源庞杂，如果能有一部深刻专注的研究类片子，又能把道理浅显地告诉大众，这是不是好的科教片高明之处？

　　项先尧：你说到点子上了。老百姓现在关心很多问题，PM2.5、转基因食品……很多人看报，其实也看不懂。比如禽流感一发生，新闻会及时报道，有些深度的节目也找专家采访，《科技2013》、《科技密码》这些节目都会做，但是几乎没有一个栏目能够做到非常全面和深刻。我们原来搞科普的这些人，有这样的话：专家是高压电，老百姓是民用电，我们是变压器。科教片研究的就是怎么能把高压电顺畅地转换为民用电，把专家高深的理论通过形象生动的话讲给老百姓听，让老百姓也能够明白。

　　东方早报：央视10频道一直在坚持做科学类的栏目，为什么上海没有坚持下去？

　　项先尧：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建制还在，这批人也还在，只不过多了一批给中央电视台打工的人。上海没有坚持下的原因有两点，一是老的这批人散了，其次，电视台的机制也存在问题，现在电视台只看收视率，这些科普类栏目做出来收视率就是很惨，这其实和拍片子的人有很大关系。我拍《蓝藻暴发——大自然的警示》只拍了一个星期，所有花销总共一万多块钱，收视率也还不错，这里其实有一个经验问题和手法问题，很多人其实根本不知道怎么拍科普片。

　　我现在用的手法其实都是当时老科影人的手法。上科厂搞片子，是先有画面，再有解说词。镜头是最重要的，在没有解说词的情况下，看片人依然能够把这个片子看明白。上科厂拍片子要看外景，要写本子，要写分镜头，比如说20分钟的片子，长镜头用得多的话180个镜头，短镜头用得多的话200多个镜头，每一个镜头用什么设备、在哪里拍都要写得清清楚楚，这是老科影厂正规的做法。

　　东方早报：因为上科厂曾经的辉煌，所以很多人都会谈到科教电影的复兴，你怎么看？

　　项先尧：我一直在呼吁，希望有一个频道能够开出这样一个栏目。科教电影是国家的智力投资，是一件长远而最有意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