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生

《一秒钟》上映一周，收获了“这是20年来，张艺谋最好的一部作品”的评价。虽然也不乏调侃、质疑之音，但这仍是一部能让我们对导演再次肃然起敬的作品。与其说《一秒钟》是张艺谋“写给电影的一封情书”，不如说是他写给岁月的，70岁的他似乎更宽厚了，为那段苍凉岁月、复杂人性增添了几分温暖的底色。

张艺谋新作《一秒钟》的宣传主打“献给电影的情书”。如果说影片中有“情书”意象，指的当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在西北戈壁农场生活的人们，两个月才能看上一部电影。那部电影，他们可能已经欣赏数遍，对于情节和台词早就烂熟于心，可是鉴于精神食粮匮乏，每次放映仍会被他们视为公开的情书，让他们兴高采烈地集体赴约。

与狂欢的人群相比，三位处于游离状态的主人公，不仅都有些失落，也均谈不上热爱电影。“劳改犯”张九声对电影正片是《英雄儿女》还是《南征北战》并不感兴趣，他要看的是正片放映前加映的《新闻简报》，里面有他14岁女儿的画面。“假小子”刘闺女只想偷到一截能做成灯罩的胶片，因为与她相依为命的弟弟烧了借来的胶片灯罩，被吓得不敢出门，她想保护弟弟。放映员范电影看着风风光光，但人前的显贵显能不过是种佯装，除了可以接受群众的小恩小惠，他还反复暗示这份工作非他莫属，是因为他还有个傻儿子要养。

三个人与电影的故事，折射出时代洪流对于个人命运的冲击与改写。开场，张九声在沙漠中艰难跋涉的远景，正是一种象征性的写照。他与刘闺女在荒漠争抢电影胶片的画面，将这层象征意味加重。两人与范电影的命运交叉，则带出了几组令人唏嘘的亲情关系，以及或缺席或在场的父亲形象。

这种被某个年代塑形的亲情及父亲，在张艺谋的作品，尤其是文艺片中经常出现，难能可贵的是，他常能一边冷静陈述，一边克制反思。《一秒钟》更是做到了四两拨千斤，让观众透过简单的故事、简洁的画面，看到情感的温度，更看到寓意的深度。

张艺谋早期的几部代表作，时代背景皆放在民国，宗法制度主宰的社会规则下，亲情显得微不足道，妙龄女子即便受过高等教育，也要被父亲或母亲卖给有钱的老年男性为妻妾。

《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母亲尚会担心“嫁出去的女儿”给别人当小老婆可能要受委屈；《红高粱》《菊豆》里的父亲则完全把女儿当成“泼出去的水”，哪怕他们明知跟自己年纪差不多的女婿有传染疾病或暴力倾向（《红高粱》中九儿要嫁的李大头患麻风病，《菊豆》中的杨金山娶菊豆之前折磨死了两任老婆），他们仍义无反顾地把女儿撵出家门。

当然，张艺谋在这几部影片中的着力点，并非亲情关系，而是揭露宗族秩序、男权话语对于个体尤其是对于女性的戕害，某种程度上带出了他对于创作环境的忧思。同时，九儿、菊豆反抗父权、夫权的结果虽然差异很大，却与《黄土地》中翠巧在完婚后逃离夫家的行为一道，侧写了张艺谋、陈凯歌等中国第五代影人登台亮相时的强硬姿态。不过，当父权在古装题材的影片《英雄》《满城尽带黄金甲》等中被皇权加持，张艺谋则表现出了暧昧的创作立场。

他的几部现代题材影片《一个都不能少》《幸福时光》《千里走单骑》，离异、再婚、城市扩张、外出打工等日趋普遍的社会现象，对城市及乡村的家庭结构都有一定的冲撞，重塑了原生家庭模式下的亲情，出现了临时性、替代性的“父亲”。《幸福时光》中的退休工人宛若父亲，和几个老伙伴一起，帮助盲女孩重建对生活的信心，抚慰了她渴望亲情的内心；《千里走单骑》中的日本老人与云南小孩，在他们分别和自己的儿子与父亲和解之前，从彼此身上获得温情，短暂地做了一回“父子”。

张艺谋关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创作最值得玩味。他一方面在《我的父亲母亲》《山楂树之恋》里，将该年代当作既淡又远的背景，讲述与时代语境似乎并不相符，具有理想色彩的爱情和亲情；另一方面又通过《活着》《归来》，把特定年代与其他时期并置，将小人物在特殊历史情境下经受的苦难与心酸，放置在命运的长河中。其中关于爱情的篇章依旧属于平淡中见伟大，不过父亲与子女的关系，却存在伤痛，只能由时间治愈。《活着》里，福贵的被迫缺席导致女儿成为哑巴，他的在场又让儿子失去生命；《归来》里，陆焉识被定性为“劳改犯”后，女儿为了前程与他划清了界限，又主动向有关人员报告了他的行踪。

《一秒钟》除了有张艺谋说的“一点《活着》的意思”，还有一些《归来》的味道。张九声作为“坏分子”，无疑像陆焉识一样，影响了女儿的未来。女儿在粮店工作时抢着干活，是以实际行动撇清与他的关系——《新闻简报》将她与几个成年男性一起搬面粉的画面记录了下来，无形中让她像《活着》里福贵那张“革命的证明”材料般，有了自证清白、自我保护的安全网。

她在争先进时是否被卡车撞死，影片虽然没有明确交代，但借助张九声与范电影、刘闺女的对话，观众已猜出八九分。这让张九声执意要看一眼、再看一眼、再看十眼甚至百眼女儿的动机，非常可信也特别感人。但即使女儿没死，张九声的行为也能被理解，他被送去劳改时女儿只有8岁，两人已经一别6年——他第一遍看《新闻简报》都没能认出女儿的原因，正在于此。

无论何种解释，张九声借由《新闻简报》诉诸相思的方式，都具备荒凉或者说荒诞之意。因为其中的女儿，正在向世人展示她对父亲坚定说“不”的决心。这种对比带来的凄惨感，在张九声与刘闺女被保安队一伙人背靠背绑在一起，观看电影《英雄儿女》时也有明显体现。幕布里的王成喊完“向我开炮”，成为英雄被人铭记，他的妹妹王芳最后也成为英雄，并在战场与生父团聚。但张九声的女儿、刘闺女的父亲是生是死则无人在意，两人只能任由眼泪流淌。

整个保安队和他们一样，也看得泪流满面，道出了张艺谋在采访中所言的，影片中没有好人、坏人，只有时代背景下的人。正因如此，范电影为了保住饭碗向保安队举报张九声，也就称不上是人性丑恶。相反，范电影把带有张九声女儿形象的两帧胶片偷偷剪下送给他，又按他的请求，把自己视若珍宝的漂亮胶片灯罩送给刘闺女，就显得格外动人。这两个举动令张九声既与刘闺女建立了类似父女的亲情关系，也让他对亲生女儿的爱，有了具体的承载。

遗憾的是，那两帧胶片最终被保安队员丢进沙漠，被风沙吞噬。站在远处看到张九声与保安队员发生冲突的刘闺女，在他们走后跑了过来，捡到了原本包着两帧胶片的一片报纸。她虽然心生疑惑，仍然把报纸珍藏了起来，在张九声平反之后，亲手交给了他。

对于“两年后”的结尾，不少评论认为属于狗尾续貂，削弱了时代的残酷性。但这恰恰反映出张艺谋作为艺术家的善意。或许已经失去亲生女儿的张九声，在接到刘闺女递来报纸的那刻，得到了另一个女儿。

艺术电影应该承担引领观众发现真相、思考生命的社会功能，但也应该让人看到希望。《一秒钟》是张艺谋创作上的一次纯粹的回归，已然70岁，早已不需要再用头衔和荣誉为自己加冕的他，饱含着对电影的赤诚，对历史的忠诚以及对观众的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