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先父汤晓丹导演110周年诞辰。

8年了，国内外有些老影迷记得他，问如何纪念。我建议说先父一贯行事低调，只要翻翻老光盘、看看老片子，就是对他最好的怀念了。言毕附七绝一首，代为片名索引：“沙漠渡江南北征，盛衰无阻拓新程。阳春又过百十寿，红日高悬不夜城。”

至于我自己，则打开电脑，沉浸在码字的情思中……

当谢父亲面子大焉

我们两兄弟，小时候就习惯了父亲缺席不在家的生活。他长年累月拍电影，远近奔波，多在艰苦内地，行内叫“出外景”。回沪后也不轻松，要加班加点完成后续制作。能干的母亲十分关注孩子的成长，可她做完剪辑工作下班后，还要向苏联专家学习俄文，不得不送我们去托儿所全托。以后，我们相继过渡到校园天地里去了。

每天放学铃响，我待在世界小学出墙报、练乒乓，周末上午“生活小组”集体做作业，下午少年宫学画。而沐海弟则在东湖路小学、游泳池和练琴房之间三头跑。家中熄火，饿了嘛，就各自去兴业里居民食堂凭票吃包饭。这种生活方式早早唤醒了我们的独立自强精神，也造成对父亲早年印象的零散稀疏。

至今印刻在我心里的图景有这么几幅：

1956年秋冬，父亲拍完《沙漠里的战斗》从新疆归来，全家去虹桥机场迎接。眼前的人风尘仆仆、衣裤皱巴巴不说，皮肤黧黑，嘴唇干裂，还平添了一撮胡子……这是我爹吗？他离家时可不是这样子的啊！

窗外襄阳公园春光明媚，父亲倚窗而立，摊开油画架调色，写生穿红衫的母亲。好立体呀，幼小的我心中赞叹，顿时就迷上了这门艺术。

盛夏大暑，在人挤人“插蜡烛”的常熟游泳池里，父亲耐心地教弱小的我练蛙泳。泳姿欠标准，不免被后来居上至徐汇区游泳队的沐海打趣，然而挺管用，多年后我在海外靠此技下太平洋、大西洋，游刃有余。

大约每月一趟，父亲率全家光临市文化俱乐部法式餐厅，鸡鸭鱼肉伺候。少年的我只觉得居民食堂跟不上身体发育的需求，故每趟到此用餐都填得要松裤带，全然不注意左邻右桌的明星们……

此外，还有件和电影沾边的事值得一提。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上影托儿所时代，各剧组都到本系统托儿所挑选临时小演员，图的是手续简便，家长肯放人。这次来了位导演，听阿姨报上父名，便一把拉我出群，横看竖看，带去大木桥路摄影棚。棚中央搭着庞大的麦秸垛，垛前泥坪上摆着石墩，石墩上坐着一位头缠白巾的“老农”。我被领到他跟前，听导演一字一腔教我说：“伯伯，讲个故事吧！”几次排练，看我还够机灵，导演便叫试机。霎时顶灯通明，长镜逼前，一排高大人影围拢观瞻，我再也发不出声。如此数回，毫无起色。导演不甘心：“留他几天，习惯习惯。”接下来两天，我在棚中道具堆里爬上爬下，倒海翻江，终于把那堆庞大麦秸垛给轰然蹬塌了。导演见状，速速再试一次，见我仍是哑炮一尊，就送我抱着新玩具走了。这段经历幼绝星途，却超前赐我自知之明。而那个小捣蛋，无人责怪还礼送有加，当谢父亲面子大焉。

就读位育中学后，凡遇父亲新片上映，我和沐海总是直奔“国泰”或“东湖”影院。先睹为快之际，也想早点告诉他前后左右观众的评语。父亲重视观众和影迷的反应，力图日后改进。父亲也这般待我们。20世纪70年代，我有画展览，父亲不顾被揪挨批之风险，大口罩蒙面去参观，并负责地向我转达其“本意”和“民意”。沐海自改革开放初即经常回国开音乐会，父亲常至现场，若不能到现场就看电视转播。不仅欣赏，他还研究所演的曲目，尤其是洋歌剧，要搞清故事情节、作曲家生平、歌星特色，等等。这是为有资格与指挥家小儿子“平”论一番作准备。某次闻知沐海指挥经典歌剧要翻新版本，他甚至勾画了一批布景草图示儿，陈述独到“艺见”。

代表父亲接受“终身成就奖”

时空之轮飞转，落到2011年12月19日那天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大礼堂台上。我代表父亲接受中国艺术研究院颁发给他的首届中华艺文奖终身成就奖，作如下发言：“我父亲汤晓丹101岁了。代表他来领奖，对我和汤氏家族都是莫大的荣誉。临行前我去医院看望了父亲，讨论受奖之事，并为他画了幅速写肖像。虽然体弱，他能读能听，还在画上签了名。现在，打开速写本，让肖像代替父亲见证他想说的话吧。他说：中华艺文奖是改革开放政策的丰硕成果。我很清楚自己取得的一切离不开电影战线上和我并肩工作的同代人的奉献。很多人已逝去，没能参与这个奖，我有幸参与了。我为大家领奖……”

仪式毕，我乘高铁回上海，急驰华东医院，把奖杯、奖状、奖品和受奖人名册等摊放在病床上。父亲慢慢摸望着每件物品，露出坦然的微笑。

此后，他的健康每况愈下，虽经多方抢救，仍于一个月后长眠，享年102岁。我思绪万千不能寐，心中反复默诵着以前赠他的一首五律：“百年声望隆，导演自成宗。坎坷轻荣辱，平和淡富穷。金鸡倾尾力，银幕录头功。已撰三朝史，余晖映沪淞。”

1987年，父亲退休后，多次长住华东医院。但高龄和疾病压不住灵感，他移师绘画书法，有时在大宣纸上涂风抹景玩毛笔字，有时手握彩铅在小白簿上捕捉客容。他会即兴画套土月历自挂自娱，也会专心抄写英文名篇练习洋书法。他录下了百多盒影视节目，用的是早期的砖头型大盒带，在其空白标签上描题配图。这批磁带盒排列在书架上，五彩缤纷，别有情趣。他给破损的书包上新皮重画封面，还认真设计他和母亲在青浦福寿园的合葬墓地……

持久而广泛的“自学运动”

1910年，父亲出生于福建省华安县仙都镇云山村。那里风景美，但交通不便。村民需徒步行至附近九龙江畔，乘小船蜿蜒划出山区，再转赴各地。

母亲曾带我陪同某影视团队去那里追拍有关父亲生平的纪录片。在遮天的古榕树荫里，我们一行人踏石阶鱼贯而下，到达九龙江边。渡口木码头立有石碑，上面刻着：“新圩古渡/原省委书记项南从这里走向革命/电影艺术家汤晓丹从这里走向艺术天堂”。目睹碑文我陷入沉思，想象着当年父亲离别家乡的场景。

1929年的夏季，19岁的父亲，在村头泪别慈母，孤身来到这个古渡。他幼年随父母侨居印尼，10岁回国。曾在厦门集美学校读书，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开除学籍，回到村中帮木匠画家具度日。

那一日，船夫荡开双桨，一叶孤舟便渐行渐远……不管未来是祸是福，父亲“走向艺术天堂”的航程开始了。

到厦门再换海船抵达上海后，父亲立即投身左翼文艺圈，初凭投稿进步漫画谋生，继以制作通俗广告为业。1932年，他在天一影片公司画布景时，在名角急等开拍、老板兼导演邵醉翁突然病倒时，临危受命接手导演、剪辑和布景三职，完成了生平第一部影片《白金龙》，从此戴上专职导演的桂冠。

其实，父亲离家时全无拍摄电影的经验技能。他唯一的从艺史是童年曾跟随印尼乡镇木偶班巡演打杂，他出走的原始目标是美术而非电影。但为了生存，他奋力拼搏、成功转型，而这一切仅仅花了3年时间。

1934年，父亲在沪执导两年拍片3部后，被邵醉翁之弟、邵氏兄弟公司创始人之一的邵仁枚邀去香港合作拍片，直到1942年，父亲拒绝为日军拍摄美化他们侵略行径的电影《香港攻略》，在友人的帮助下逃离香港。在香港的8年，他拍摄了《金屋十二钗》《上海火线后》《小广东》《民族的吼声》等14部影片，迎来了事业上的第一个高峰，被香港媒体誉为“金牌导演”。

有人说此乃运气，有人说天赋使然，我却认为这主要是父亲勤奋自学的结果。事业越红火，对导演学识的要求也越高。他深感补课的重要性，便展开了一场持久而广泛的“自学运动”。为增强编写能力，他亲自动手把小说改成剧本，导演了生平第二部影片《飞絮》。他练弹钢琴，方法是替室友——一位音专学生租了一架钢琴，让其省下琴房排队时间来给自己授课。课程包括乐理，以致20多年后他拍《不夜城》时，尚能读懂上影乐团王云阶作曲的五线总谱。另一位室友是剧社专职化妆师，他“近水楼台”向其请教舞台化妆术。他还勤晒太阳、勤做操，学习游泳，走哪游哪，体格良好随时能出外景。他自修外语，社交时碰上英文“说客”就练对话。他的衣袋里总藏着袖珍字典，随时随地掏出来读，连逃难途中这一习惯都未改变。去世后，父亲留下一百多部字典。

终于一脚跨进电影这扇大门

流亡重庆时，父亲邂逅做秘书的母亲，教她英文打字，由此牵缘。拍完抗日影片《警魂歌》，抗战胜利了，父亲回到阔别12年的上海，又拍了《天堂春梦》等3部影片。他和母亲先在泰安路上的电影厂宿舍寄住，上海解放后才在淮海中路上高塔公寓安家。

这时期父亲开始认真建立私人藏书库。他海量收集各国有关电影的理论书籍和技术杂志，就着字典啃读，做到了足不出户而知世界电影动态。他的藏书还包括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建筑、历史、地理等方方面面，形成一个专业资料库。努力通读下来，基础扎实了，学养深厚了，各种题材自然都不畏惧拍摄了。作品层出，被业内划为全能型导演也就顺理成章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未当过一天兵的父亲，却以拍摄军事题材影片见长，执导了《南昌起义》《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红日》《水手长的故事》《怒海轻骑》《胜利重逢》等众多军事题材片，这都得益于他的刻苦自学、潜心钻研。

回望父亲转型做导演的那3年，我发现有一点相当重要，即他当时结交了一群志同道合、互帮互学的好友，苏怡、沈西苓、许幸之、司徒慧敏、柯灵、朱光、陈曼云、曾雨音、赖羽朋……对他电影事业的启航影响甚大。特别是其中两位：一位是左翼老牌编导苏怡，当时他在艺术剧社、大道剧社担任要职。父亲频繁去看话剧排练，从这位比他年长10岁的老大哥那里学取掌控舞台剧的经验。另一位是父亲参加左翼艺术家聚会被捕，在拘押时结识的狱友。他俩都对电影有狂热的兴趣，出狱后就结伴过瘾，方法是买票进虹口大戏院，怀揣干粮泡一整天。他们反复观摩上演的每部片子，背诵全套台词，拆解分析摄影、用光、剪辑、音响、表演、美工和特技的处理，直至烂熟于心。这位狱友不是别人，正是留日归国、后因导演电影《十字街头》而闻名的沈西苓。可想而知，两位才子如此彻底的交流，会擦出多么灵性的火花！

父亲在潜移默化中掌握了各种创作手法，培养了独立的艺术见解，更明确了追求的方向。电影是门综合艺术，作为其灵魂的导演需要强大的综合力来掌控全局。当美术基础、音乐修养、编剧能力、舞台实践、摄片程序、化妆技巧乃至健康体魄都到位时，这种综合力就形成了。此时若收到剧本，父亲应该胸有成竹，挑得起这副重担。问题是，他本人觉悟到了吗？答案是，未见得。他不愿放弃苦心经营的小广告社，没有主动打入电影圈的迹象，如果天下太平，也许他会终老一介画匠。

但人生充满了变数，1932年1月28日，日军大举入侵上海，摧毁了父亲在杨树浦老靶子路（今武进路）的住所和广告业务。他避难投奔苏、沈二人，心存感激，到天一帮忙，独立创作了影片《小女伶》的布景，并被正式录用为布景师。这可是天赐良机啊！偶然耶？必然耶？离乡背井，闯荡江湖，三载忐忑，原名汤泽民的父亲终于一脚跨进了电影这扇“走向艺术天堂”的大门，新名汤晓丹。

不断在实践中摸索前进

阳光破雾，江鸥掠过，长鸣一声，将我从沉思中唤醒。影视组拍摄完了古渡口，要移镜换地了。

接着，我们随访了父亲出生的那幢“祖屋”。他走后，胞弟禧承也离家，经香港辗转到苏北参加了新四军，出关东北。父母先后病故，“祖屋”长年无人居住。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生活富足了，当地政府和百姓出资翻新扩建了“汤晓丹故居”。我把部分父亲用过的家具、书籍等物品，以及所画父母肖像、家乡速写都交由故居陈列。沐海也数次率团去那里开音乐会。最近收到的照片显示故居已成当地各族人民开展多项文艺活动的热门场所。

父亲辞世后，他的电影工作日记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套三本日记逐日记载了新中国成立60年里父亲所拍影片的经历，书名由他亲定为“沉默是金”，隐藏了下半句“是金子总会发光”。父亲之意：话要讲，关键在什么时候讲。导演这职业，除了对讲话要求高，对牺牲精神要求也不低。父亲有三次大难不死的经历。首次是1932年日军夜袭淞沪，他凌晨迂回到北四川路桥头。面对日军的枪炮封锁，中弹者纷纷落水。他不愿退回日占区，心一横，向前猛冲穿抵对岸，再转移至法租界天一公司宿舍。当时若临阵胆怯或不幸落水，也就没有随后的电影故事了。第二次发生于1956年率摄制组大队人马去新疆拍片现场。父亲在海拔5445米高的博格达山顶马失前蹄，几落断崖，脱险后“三军欢呼，勿失主帅”。末次是1986年为拍《荒雪》，在黑龙江雪地翻车，摄制组多人折骨伤筋，76岁的他仅擦破点皮。父亲拍军事片外景多，事故危险也多。遇洪水台风袭击，遭火车门砸头破血流，被铁屑嵌眼手术取出，森林里恶虫钻肤，还有雨中山路滑倒之类，都是家常便饭了。1977年四赴黑龙江达斡尔族边区拍摄《傲蕾一兰》，行程共47000公里。他有牺牲准备，出发前夕说：“我这个人即使要死，也不会死在家里。”颇有古人“马革裹尸还”之悲壮。人们称他“银幕将军”，并非虚名。

父亲也有遗憾，那就是他计划中的3部片子未能实现拍摄的愿望。好在他这辈子完成了另外43部电影作品（加上短片、纪录片、翻译片、顾问片及话剧，达50多部），获得4次（原）文化部优秀影片奖，中国电影终身成就奖、中华艺文奖终身成就奖，因拍《廖仲恺》而获第四届金鸡奖最佳导演奖。他还在实践中带出了于本正、鲍芝芳、包起成等下一代优秀导演。他的成就和精神遗产，与他的同辈一起，已由历史论定。

父亲在他的自传《路边拾零》中写下了这么一段话：“我这个人的一生，如果说有什么可取之处的话，那么首先就是我甘当人家的学生，不耻下问。其次就是老老实实地自学。我认为自学可以成大材，古今中外不乏先例。我从踏进电影公司大门开始，几十年来，一直在不断学习，不断在实践中摸索前进。”语言朴素，但每次重读都给我新的动力。（汤沐黎）

编辑：姚怡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