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讯正在热映的《长津湖》由陈凯歌、徐克和林超贤三位导演合拍，这并不是一部拼盘式或分段式电影，而是一气呵成的三个小时战争题材大片。三位导演在业界从资历到风格都不同，各有擅长的领域和题材。但相信观众们看完《长津湖》，应该很少人能分辨出哪部分戏是哪位导演执导拍摄。三位风格强烈的名导，如何合作把一部电影拍得浑然一体？《长津湖》的出品人和总制片人于冬、总监制黄建新以及三位导演接受采访时揭秘他们的合作过程。

合作底气：有兰晓龙5年创作的13万字剧本打底

据黄建新介绍，《长津湖》是描写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的东线战场，“以往我们大家所看的《上甘岭》等，我们所知道的这几部戏都是讲西线战场。而东线战场是最艰苦的一场战役，也是扭转局势极为重要的一场战役，以往一直没有涉及。这次拍《长津湖》的东线战场，应该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全面描写东线战场的过程。”

曾出品过《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中国机长》等电影的博纳影业，自然成了拍摄《长津湖》的最佳选择。于冬透露，当接到要拍摄长津湖战役电影的任务时，“我的想法就是八个字：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于冬想要透过这部电影告诉观众很多东西，譬如刚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什么要打这个仗？做这个决策的过程有多艰难？为何志愿军冒着零下四十摄氏度的严寒天气，能在装备、补给远不如美军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的情况下，将他们打败？这绝对是一部史诗电影。

问题是怎么拍？于冬说：“我遇到了兰晓龙，这位创作过《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的著名编剧花了整整5年创作了13万字的剧本，塑造了千里、万里两兄弟以及七连的形象，连队中包括连长、指导员、排长、战士等，每一个人物都无比鲜活。他不仅勾勒宏观历史，要塑造艺术形象。在这基础上，再放进宏观大背景和历史人物；还有抗美援朝第一个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冰雕连等，最终创作出虚构的艺术形象和历史人物的结合。这些人物形象是感人的，是能够让电影立起来的。”

电影票房超过20亿元，黄建新、林超贤、陈凯歌、徐克和于冬齐登庆祝海报。片方供图

合作过程：三大导演各展所长，“化学作用”非常强

这一体量的大片要在很有限的时间内拍完，于冬说几乎和所有国内一线大导演谈过这一项目，他发现任何一个导演单独拍，难度都非常大，最终找了陈凯歌、徐克和林超贤三位大导演联手。

“这绝对不是一个拼盘电影，三个导演拍的不是三个故事，而是碰撞出统一的故事。三位导演各有所长。陈凯歌导演有非常宏观的历史维度，知识储备是最强的；徐克导演擅长现代电影的技术、特效和对整个商业片的把握；林超贤导演是近年拍战争片和动作戏最好的导演。我请陈凯歌导演来把握整体电影的基调跟主题；徐克导演注重他擅长的商业电影的表达、对美学的追求；林超贤导演注重拍动作戏跟战争戏，以及对细节的把握——这三个人往这一放，‘化学作用’非常强。”

因此，在《长津湖》中，展现祖国大好河山以及领导人决策过程的戏份是陈凯歌导演拍的。大部分美军的戏份以及展现七连士兵们在战场面对生离死别的情感戏更多由徐克负责。而诸如在美军两架战斗机疯狂扫射在干涸的河床中扮尸体的七连士兵那类“硬仗”场面，则是林超贤的手笔。

合作感受：黄建新及三位导演都说“太难了”

三位导演风格和手法都不一样，凑在一起拍摄究竟怎么协调？本身也是大导演的黄建新起了很大作用。陈凯歌说：“我们四位负责艺术工作的导演达成一个共识，就是我们需要强有力地将观众带进这部战争片。”这也成了黄建新和三位导演具体执行的基础。

黄建新说：“我们把剧本、结构分完以后，在结构里做一些细节联想，在文学阶段就把这些事情完成，然后大家拍完互相去参照，自己拍的部分怎么衔接。因为同时开拍，可能最头跟最尾的戏都开拍了，这个中间我们其实十几个协调组，针对服化道、演员、拍摄计划、所有的景和天气等等的协调，大家每天协调沟通，有问题提出来立刻解决、开会，最终完成结构衔接。导演们主要的精力还是在人物的创作上，其他的细节都通过协调来完成衔接，实在有了大的问题，跟戏剧有冲突了，我才会请导演们商量，确认最终方案。”

导演们沟通合作不难，最难的是具体拍摄过程。徐克说：“寒冷是最麻烦的一件事。普通人连讲话都很难顺利地讲，演员们要讲对白又要打仗。地又很滑，他们还要爬上山坡去等等。有些场面要在大风雪里开战，大风雪除了要靠自然风、自然雪之外，大部分都要靠我们自己制造风雪。这其中风就是大问题，因为范围很大，每次我们转变一个位置，要花很多人力跟时间去布置刮风工具的安排，我们光是吹风组就有三队人，每队人都负责自己特殊的吹风方法。”

林超贤也表示天气很讨厌，但他认为《长津湖》对他最大的考验是战争戏，“现代战争是讲立体战术，但当时来说志愿军是没有立体战术的，是比较二维的，这和我之前拍过的战争题材电影区别很大。我拍干涸河床那场戏，美军战斗机在周围搜捕，志愿军已经来不及穿越河床，只能立刻原地躲藏，希望美军误认为都是尸体。我一直在想要怎样表达这场戏，最后我就有了一个很大胆的设想——一镜到底。不过拍后才知道，原来拍摄难度很高，因为现场镜头的运作是一个比较大范围的调度，拍河床有近有远，还有飞机等等，什么时候摄像机要升上去拍飞机的穿越，什么时候再降下来拍特写，可能是一只眼睛的特写，都需要设计。我很幸运遇到鲍德熹（曾凭《卧虎藏龙》拿下奥斯卡最佳摄影奖），他帮我做这场戏的设计。我们试了很多不同的器材，包括用到‘飞猫’（索道摄像系统）。它通常都是用来拍美式足球比赛或足球比赛等。 ‘飞猫’是很好，但它拍细节镜头不行。结果我们分了大概十个镜头，去满足不同大小的镜头表演，最后再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