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大獾

近年来，讲述藏区、藏民故事的电影渐渐多起来,一些藏族导演，生长在藏区，又接受了系统的电影训练，拍出了值得关注的作品。但也会有遗憾，在多数电影里，西藏似乎主要是作为外在的景观，或遥远的乌托邦存在，而与观众的日常生活区隔开来。这样的电影未必不好看、不真诚，但未免空间有限。

《气球》却不是这样。我们跟随电影进入藏民的世界，感受其道德或精神的冲突，信仰与习俗的力量也许让他们更纯净，更坚定，或者更左右为难。但是他们的心，和我们贴在一起。

电影开场，观众透过孩子用安全套吹起来的气球进入影像世界。画外音传来孩子的声音，介绍眼前的爷爷、父亲。但是，不仅孩子的视角只是一个引子，电影也没有将安全套，或是其代表的科学的、异质的新世界，作为一种贯穿始终的中介，安插到观众与藏民的生活之间。电影唯一贯穿始终的，是不稳定的气质：从镜头的不稳定，深入到人心的不稳定，揭示出似乎稳定的日常，其实处于微妙的平衡之中。

孩子将父母的安全套当作气球玩耍，导致父母避孕失败，意外降临的生命，被看作去世祖父的转世。由孩子眼中的“气球”，牵扯出一系列的烦恼。但，这些烦恼不是被气球组织起来的，而是被其牵引着，错落呈现出藏民生活本身的光晕。气球晃动，烛光晃动，篝火晃动，摩托车晃动……在一层又一层的晃动中，电影写成了一首生命的长诗。

在诗中，也有种种议题。比如看待信仰与科学，比如汉藏的语言教育，比如计划生育，比如藏族妇女的觉醒等等。但这些议题都不是空泛的、理论的，而是及物的、与身体紧密相连的。就像爷爷说奶奶转世到孙子江洋身上，就落实到身上同样位置的一块黑痣。电影里有一处有意思的幻想：弟弟把这颗痣从哥哥身上轻轻拿下来，变成一个黑点，带着它在沙滩上奔跑。从某种角度看，这不过是一个黑点；但从另外的角度看，生命在这里流转。

为什么要用一块红布把种羊的睾丸裹住，以为这样就能带来好运？也许没有道理，但是你能感受到它的温度。这里有土地的力量，有一种神秘莫测的生命力。像是大夫问卓嘎，你给丈夫吃了什么呢？卓嘎说什么也没有吃，最多就是羊肉吧，可是丈夫就是像种羊一样。不能解释，却又实实在在。

这样的题材，这样的世界，最好的呈现方式，就是借助影像。因为信仰的力量，就落实在一个个具体的人、一张张生动的面孔上。很多年前，我读到诗人马骅的《雪山短歌》，其中一首《乡村教师》写道：

上个月那块鱼鳞云从雪山的背面

回来了，带来桃花需要的粉红，青稞需要的绿，

却没带来我需要的爱情，只有吵闹的学生跟着。

12张黑红的脸，熟悉得就像今后的日子：

有点鲜艳，有点脏。

这也许是一个外来者笔下能够写出的最好的文字。可是12张脸各自有什么不同？文字的力量就有所不及。甚至不只是外来者，导演自己用同样故事写成的小说，也远不如电影好看。电影里卓嘎对妹妹说：“没想到皈依是烦恼，生活也是烦恼。”借助姐妹俩所在之处明暗之间的对照，言语才得以深入人心。借影像表现烦恼，更可以随意幻化出无量形态。电影里有一处，先是呈现胚胎即将孕育生命的图像，镜头倒转，原来却是捕捉到正为是否生下胎儿纠结的卓嘎，将要伸手到脸盆里的瞬间。生命与人心的缠绕无处不在，真是神来之笔。

电影结尾，卓嘎决定做人工流产，放弃这个孩子，丈夫和长子闯入手术室，试图阻拦。我们看到她脸上的泪水，随即就是妹妹带她进山，要去庙里住一段时间。我们不知道这个孩子到底怎么样了。这个开放的结尾，让人想到伊朗电影《一次别离》，那里我们也不知道父母离婚以后，孩子到底选择和谁在一起。

事实上，整部《气球》都可见法哈蒂这部名作的影子：一个突如其来的意外，映射出一个信仰与现实交织的两难世界。我们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两部电影在气质上的差别。相比之下，《气球》更松弛，更迷幻，更近于诗。如果说在《一次别离》中，信仰是一个底线；那么在这里，信仰也许是一种逃避，却也因此成为一种期待。

导演万玛才旦说，对于电影的结尾，内地很多观众都觉得孩子已经被打掉了，然后卓嘎和妹妹一起上山，甚至出家了；在藏地，观众则倾向于认为卓嘎把孩子留住了。这个谜题，也像是电影结尾处的红气球，越飞越远，却又罩在每个人的脸上。气球既是希望，也带来烦恼，就像我们的生活，不会轻易解脱。

《气球》构建了一个有别于日常的审美空间，这个世界与我们既不很近，又不太远。相比将西藏看作远方的他者，这样的处理也许更沉重，却也更丰富，既感受到神圣的力量，也充满人间的温度。（北大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