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成

迪士尼出品的真人电影《花木兰》在豆瓣上被数万名观众打了低分，与该片在烂番茄等外国网站以及在泰国等国家受到的好评形成了鲜明对比。《花木兰》对于中国人来说，除了是一部电影，还涉及传统文化资源在国际传播的课题，这个课题也是近年来中国电影和文化领域的热门。

一方面《花木兰》对中国文化保持了基本的尊重态度，让花木兰这个中国女孩在互联网时代再次走向国际；另一方面，对于中国观众来说，花木兰确实不是心目中的那个女孩，影片整体的情感、感觉浮皮潦草，略显单薄。而上述悖论，也折射出我们对于中国文化在文化融合语境下的悖论心态，批判《花木兰》固然容易，却也失于轻薄。《花木兰》对于好莱坞，对于中国电影从业者来说，都是探讨如何恰到好处地使用传统文化资源的好机会。

《花木兰》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历史细节、文本语境，而是价值观的呈现方式和人物的塑造过于简单。影片塑造了一个忠勇真孝的独立女性花木兰，她冲破了社会中的保守、偏见、陋习，忠于国家，拯救人民于水火，勇担家国重任，同时突破束缚，做真实的自己。对于深爱自己的父亲，则回报以孝。这些价值观在电影中都被通俗晓畅地表达了出来，同时与中国人的家国观念和传统品格一一对接，似乎并没有问题。

但是，《花木兰》没能在戏剧冲突中把人物的“动作”与“反动作”这对矛盾设置好。花木兰的各种品格成就了她的独立女性身份，而独立女性的话题恰恰是近年来中国影视剧中最热门的话题。从《都挺好》探讨原生家庭对都市女性的束缚，到《乘风破浪的姐姐》《三十而已》探讨年龄导致的女性刻板印象，再到《脱口秀大会》中杨笠、思文讲述独立女性话题所获得的高人气，都不难看出独立女性价值在中国影视剧和综艺节目中的呼之欲出，尽管有些节目和作品最后不免流俗，但毕竟做出了尝试。经历了众多影视作品、社会新闻和综艺节目的洗礼，中国观众对于“独立女性”这个概念的理解已然日渐深刻，《花木兰》必须在独立女性的“反动作”上大做文章，方能彰显花木兰的可贵品质。只有用扎实的“反动作”来支撑，才能打动人。

影片把花木兰置于虚构的城邦社会中，花木兰所面对的戏剧“反动作”仅仅是包办婚姻，当花木兰通过立功受赏来克服这一“反动作”时，让人感觉力量有所欠缺——主人公遇到的困难并非不可逾越，最后的成果也就难以激动人心。相较而言，《卧虎藏龙》中的玉娇龙也是逃婚，但观众就能感觉到一股贯穿全片的压抑感，玉娇龙不得不逃，却又无处可逃。这种压抑感通过另一对镜像关系，即李慕白和俞秀莲发乎情止于礼的关系来体现，李慕白纵有天大的能耐都过不了“礼”这一关，李俞的爱情终究没能成正果。所以玉娇龙的结局就一直让观众揪心，而《花木兰》始终未能给人这种紧张感。

此外，以自成一统的“土楼”空间隐喻的城邦社会，也不能给人强烈的压抑感，反倒是给人一种和《功夫》里的猪笼城寨相似的市井感。城邦社会不同于《木兰辞》中的封建社会，兵役带给百姓的苦难，在电影中变成了花木兰大显身手、施展个人才能的平台，影片从兵役开始就脱卸掉了花木兰最大的戏剧“反动作”，进而在她脱去了矫饰性别的铠甲，一身红装时，整个人就“开了挂”，观众对这种“开挂”的人生，自然难以产生走心的体认。

这种讲述策略甚至与现实生活走上相反的道路，毕竟即使在当今的现实社会中，新闻还频频爆出各种就业歧视，强调自己的女性身份，有时难免遇到就业、升职的阻力。在现代社会，做真实的自我是基本的价值观，但人们又往往困于现实，不得不有所妥协、有所放弃。相较而言，花木兰的“开挂”就会给人一种“何不食肉糜”的感觉，如果困难与阻力不能让人共情，那么成功克服困难也就难以让人产生感同身受的愉悦。

回顾美剧《权力的游戏》，阿雅·史塔克亦是在城邦社会和黑白之院学得了一身本领，最后成就了她的独立女性身份，两相对比，阿雅的修行，以及封建旧土对她的羁绊成了她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吸引着观众。而花木兰偷走家中的铠甲和宝剑，万里赴戎机的场景，更像是城邦社会里奔赴前程的雇佣兵，而非遭受封建社会的兵役之苦。因此，《花木兰》在中国水土不服的问题不在于价值观，而在于价值观的呈现方式偏向童话。

拍电影不是写论文，史实固然重要，但审美价值更重要。因此，《花木兰》中的戏剧情境并非一定要按照史实来铺陈，但也要逻辑自洽、自成一体。花木兰从戎时，过了林、竹、雪山、旷野等场景，让人不禁想起近二十年前的《十面埋伏》，那里亦是将白桦林、竹林、花海等场景机械地组合在一起；类似的还有《变形金刚4》，把重庆武隆的自然风光与香港市景毫无过渡地拼接在一起。在文化融合的背景下，中国观众早过了《十面埋伏》的欣赏阶段，简单铺陈排列的“糖水风景”已经难以对其产生吸引力。

当然，中国观众看外国影片时也有类似问题。这也说明，在文化融合语境下，全球的文化交流已经过了“好莱坞套路行天下”的阶段，进入到更深的层面，好莱坞套路吸收各国文化符号，谋求最大文化公约数的做法，已然不再是万灵丹。更高级的电影，应该能建构一个异托邦的世界，如《寻梦环游记》对墨西哥亡灵节的化用，哪怕有不准确的地方，但其完整的体系和逻辑能消化这些，而《花木兰》松散的场景间则缺乏类似的具有整体统摄性的文化体系和观念。

自《功夫熊猫》以来，好莱坞再无改编中国文化资源的现象级案例，而《功夫熊猫》的诞生也快十年了。这十年来，中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文化融合与媒介嬗变也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知觉经验，现代社会观念更加深入人心，这对于中国电影的全球化来说是好事，价值观的隔阂将会越来越小，但问题是电影人准备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