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8月18日），演员谢园因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逝世，享年61岁。

遵照谢园嘱托，家中不设灵堂，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悼会，不召开任何形式的追思会。但怀念的声音在网络上蔓延。

谢园是个能给人带来快乐的人。陈凯歌说：“谢园是一个带给人快乐的人，认识他的人没有不喜欢的。”张艺谋也说谢园“随时会把快乐带给别人。”

谢园更是一个真诚的演员。在《孩子王》的拍摄过程中，为了演好角色他整整两三个月蓬着头脏着脸。

他曾说《孩子王》是最让自己满意的作品，是一部最纯粹的电影。1990年春，他写下了这篇《他叫陈凯歌》，分享了电影拍摄过程中的故事，写下了他眼里的导演陈凯歌。

斯人已逝，文字方才浮现，在这个每天不停阅读内容的时代里，看到这样的文字，有种阅读上的惊喜——怀着对于谢园“才华”迟到的惊喜，作为对谢园的送别吧。

他叫陈凯歌

文：谢园

1988年5月19日，法国南部名城戛纳的一间公寓式客房里，我、电影局外事处小蔡、吴天明正在闲聊。凯歌破门而入，睁大一对散着神儿的眼说：“好，大奖不知下落，小的已经有一个了。”我们互相看看，小蔡贴墙站起来。凯歌不坐，仍立在厅的中央：“法国三名记者在咖啡馆里给了《孩子王》一个金闹钟奖。”他咂咂嘴，随手抓起桌上饮料喝了半口刚要再说什么，小蔡一抬手在空中翻了两下，他平日有些结巴：“那那那是反的，是是、最乏味、最最沉闷的影片奖。”

凯歌僵了，停在一个表情上眼死活盯着我，我缓着点了个头，见他慢慢松下上身却仍定在原处不动，双腿交错在一个最难受的点上，后腰怎么看也象是顶着杆枪......

陈凯歌和谢园

我忽地漾起一股酸水儿，马上想起拍《孩子王》最艰难的时候，他那张跟今天几乎完全一样的脸。

38个工作日、114个镜头和近30万元人民币，由于摄影机片门出了问题而全部报废。楼道里已经有人骂街，带到外景地的大师傅也拒绝做饭，一个剧务醉着两眼指了我喊：“你说，你一天到晚傻呵呵站在镜头前，全是白瞎，白瞎......你自己说，是不是让人给鸡奸了？”更有甚者已在打点行李准备回家。

制片主任带着颤音跟凯歌说：先把部门长稳住！

那在西双版纳，是云彩压得很低的上午，凯歌一头乱发站在山腰上，胡子很倔地朝前撅着：“我只说一件事，当年我们插队到这里，年仅16岁却干着和成人一样的活计，菜里见不着一滴油星；有个上海知青还是女的，半个月下来，中午那顿竟吃下2斤3两多干饭。那时有着某种信念，大家不觉着苦，可后来那东西破灭了，今天我们来是干什么，干成了没有？”

一席话点燃了20多根烟，山洼洼里静得不能再静，巧在远处飘过歌声，是僾伲人又象是樵夫，正拎了斧抻着脖子野唱。

没几天凯歌大病一场，一个星期里仅嚼了些方便面。他直直坐于藤椅里，双手合十插在两腿中间，我走进屋，发现桌上放着一只扒鸡。

“制片是好心，这鸡也是好鸡，德州的，可它张着那么大的嘴，死时必是很痛苦，我不吃，我不能吃！”

“还是吃吧。”我说。

凯歌的眼更加无神，始终虚望着：“关于鸡的事待会儿再理论，现在先说你明天要完成的镜头。”

我赶紧打开剧本，一边翻到早已折好的那一页，一边平着摊在导演面前。也许西窗的太阳白白地打在纸上，才映得凯歌脸亮：“吃、喝、 拉、撒、睡、生、死、人、鬼、操，人生十件事就都拧在这场戏里，孩子王看字典。字典在全片里是文化的象征，它没有救了孩子，反而害了他们。所以孩子王临走时要对王福说，以后什么都不要抄，字典也不抄，脑袋扛在肩膀上，文章靠自己！因而，你在看这本字典时的表情应控制在既有点生气又有点高兴，既有些欣喜又有些悲哀，又想抬头又不想抬头，出现在银幕上的客观效果应是四大皆空、似悲似喜、如梦似幻、四喜发财......噢，没有四喜发财，那成划拳了。”

我忍俊不禁：“要是有几个四喜丸子？”

凯歌强板住脸：“别逗，我今儿个病了，别逗，孩子王要说的事情很多没工夫逗！昨天，昨天有个细节你注意了没有？”

我茫然着两眼。

“演王福的这个杨学文15岁了，一头好发， 家里姥姥看看不顺眼，按到那儿就给剪了，傻傻的，象个马桶盖儿，同学看着乱起哄，我们的戏也没法拍了，这就是中国多少年来的‘杀子文化’，孩子算什么！我是你姥姥，是你母亲的妈，我说了你敢不听，所以，一开始你到学校手里提着刀，意念在于，那哪里是去教书，分明是杀人，自然到后来你悟透了许多，还有我问你，影片《孩子王》为什么要讲求儒家的认真与道家的豁达。”

我竭力回忆着：“小时记得二老祖家有幅对联：‘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杆’横批却是‘心平气和’。我想老人家的意思是说，愿望永远和现实隔着相当的距离，在可欲而不可及的亊物面前要相对努力又要相对平和。”

凯歌不说话。

“还有一次我学了古文于回家时卖弄，我吿诉祖爷，学了孟子的弈秋教学生下棋，学生甲学棋很认真，学生乙边学祺边在脑海里想‘天上有鸿销将至’，所以老师说甲是好的......祖爷跟着问：‘你以为怎样？’我自然说老师是对的。祖爷不象是在反驳我：‘弈秋教二人下棋，甲学得认真活得很实在，乙边下边于脑里想天上有鸿鹄将至，也活得很实在，这两个人又有哪一个是当指责的呢？’我当初不觉什么，后一想有着极深的道理。”

凯歌终于开了口：“铃木大拙说得好，‘大器者，直要不受人惑，随处做主，立处皆真’。《孩子王》在大的立意上就是要说一吃二喝三不争人先，把上山下乡的背景远远推向深处，绝不可以就事论事，须着凝练不具象的手笔勾画出宏大的人生断面，是一部完成了对个体人生存在价值本身的超越而对广大现象世界有着丰富兴趣的影片，正象孩子王台词里所阐明的：学了很多字却不知生活是什么，今天来学这个 ‘活’字，什么是生活呢？就是活着，活着就得吃就得喝，所以左边是三点水，右边是个舌头。”

久立于墙角，听了半天的剧务战战兢兢地说：“我不懂却很激动，想了半个钟头觉得现在的中国人正需要这种精神，一味在物质上互相较量，忘了活着的真正意义，那日子不是给自己过的，往往为着街坊四邻，你多个冰箱我少个彩电，中国人真的庸俗了吗？实质上，孩子王要告诉人们的是一种最朴素、最实用的生活方法......”

凯歌笑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正在这时，出外选景的美工、副导演回来。凯歌喜形于色并把我指向大伙：“谢园一向好给人编段子，他就不敢编我。”话音未落十几口子站出来揭：“谁说的谁说的，他当你面不学，背后可把你糟蹋惨了！”

凯歌惊着两眼：“是吗，已经把我归置啦？”

一屋子人点头，有的还乐不可支，趴在导演耳边的那位喘着短气，间或听到的完全是关于我的“罪行”。突然凯歌烫着一样站起：“什么， 是真的吗？”

我象围棋里的黑点被大片白子吃住，只好从实招来：“凯歌大家熟悉，《黄土地》的导演，与田壮壮、吴子牛同为电影学院七八级，是......”

陈凯歌拍摄黄土地时期的剧照

“少废话，说，怎么糟蹋人家的！”

“......是，北京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陈怀皑之子，其父乃福建口音，还经常好说个北京土语，什么‘塔儿哄’、‘拿糖’、‘二位爷是磁器口’的等等，走起路来水蛇腰，身高不足五尺，可生得凯歌却一米八二，宽肩阔背，胸厚臂长；只是从比例上说，腰部过于绵延，托起的上身很高不论，加之平日好穿肥大衣衫，便更显得腿短！走起来不仅局促且在山路上，土经常朝里翻，因为凯歌是里八字，右腿还有些罗圈。往脸上看，天庭虽不饱满，腮颊却极方圆，眉似卧茧，眼如秋水，于平静中常能见出高傲；但鼻子差，呈一棍之梁状，又窄又瘦，想象中是挑不起这张脸的，所以，尽管胡子很倔地朝前撅，尽管腮颊异常方圆，可缺了那鼻峰，非但难成托五形之相，且那胡须也让人觉着除多着几分装饰外，剩下的似乎仅是虚张声势了……”

“好！” 一群人同时发一声喊。

“凯歌说话经常爱用 ‘你看那’。‘你看那山’，‘你看那河沟儿’，乍听起来觉着做作，日子久了，反倒悟出里边有股什么韵味。一日我陪他上山，可能是早晨的酽茶让凯歌兴奋：‘你看那山，夕阳西下的两个钟头里可叠出七道层次，假假的象舞台上的景片。你看那雾，浓的时候让你十步不见刀丛，所以《孩子王》影片里要有四大造型因素，暴烈的太阳、浓浓的雾、黄昏的逆光和黑得发青的夜，这里从形象上说有很多只可意会难得言传的内容。’正说着，一块云彩遮住太阳，凯歌立时感慨：‘这云彩有意思，投下的影子在走，起初我们看那云彩呆呆地不动，便在地上追它的影子，谁知即使骑上最快的马也极难追得上，我们跑累了就都看着天，嘴里不住地叨念：‘有意思，真有点意思！’我说：版纳是天造地设的好地方。等下到山底，见几位农人在种田，凯歌走着走着忽然朝其中—个老者兴冲冲奔过去双手抓着人家的膀子：‘还认识我吗？’老者仰了脸，散着神儿的眼看定凯歌，凯歌象是在一分钟里做了好几样表情，最后终于松了手：‘你不认识我了，15年前我在这里插队，我们一起打米，我叫......”那农人只是笑。凯歌回过头并很深地咽了口唾沫，莫名其妙地盯着我说：‘他不认识我了。’就这样，我们说了一路上山，沉默了一路回来，偶而听凯歌在身后嘟囔：‘他不认识我了，他怎么就不认识我了呢？他凭什么不认识我！’”

“吃饭的那条小道极难走，凯歌的筷子夹着肉停在脸上，他望着一个点出神，突然肉飞出老远，凯歌摁平了筷子在桌上：‘走，谢园，我们加一场戏！’我一惊之后想：又要陪着饿一顿，但还是随他回了屋。凯歌十个指头全张开在空中揸着：‘加一场戏，一共五个镜头，先是你见到王福的父亲王七桶说：老王不认识我啦，老王一张漠然的脸，再说我们一起打米，老王任何反映也没有，你低头重复：真不认识了？老王摇头并笑得很开心。这绝不是说我们这个民族越来越不重感情了，而是强调真正的芸芸众生对于所谓小知识分子的小布尔乔亚情调，从骨子里就有着最彻底的排斥！还有......他想着什么，沉默了一会儿紧眨几下眼象是自责：‘人，为什么要重感情呢？！’”

屋里，起身去倒茶的都在半路停住，凯歌垂着头。众人皆说不好，段子段子就是要逗乐而不在写实；一哄之下把我架出屋，扒鸡也让大伙分了。这无心的提醒倒使我想起凯歌的婚姻，也是他心血来潮时非倾吐不行的：“小孙是我前妻，跟我十一个春秋说走就走了，这之后三年，很偶然的一回机场碰面她居然说：‘我见到你跟见到路边随便谁都一样’。”

我们互相看看，没人愿意评论。

“一日夫妻百日恩哪！”凯歌又犯着老毛病，他喜欢感慨：“也难怪，我有我要干的事儿，一出去就是多少日子，身边老有个男人缠着，烈女还怕磨郎，可是......”他沉吟片刻：“再怎么着也别伤人，这让我想起小学老师的忠告：‘世界上最愚蠢的事情莫过于去相信人，因为人在他笑容、笑容可掬、老诚、老实八交的背后还隐藏着另一副嘴脸！’小学老师自有小学老师的偏见......”

还一次，凯歌得罪了组里的剧务，剧务当着所有人的面破口大骂，连祖宗带奶奶地卷，凯歌不动，一句句听完最后说：“你到底给配合我们拍电影的孩子吃什么我不管，那是你的工作，反正是不能在大中午的时候一顿饼干打发人家！”剧务仍在不依不饶，一会儿的工夫讲了不下30个理由，凯歌的背夹得很紧朝山下走， 来打饭的碗里空空的，也许正是如他形容前妻，才没有去伤人或是心里揣着高贵，不愿同庸人 一般见识？但我总是记得：凯歌任西柏林电影节评委，为了中国影片，为了他的同班同学吴子牛，也为了《晚钟》的命运，而从子牛的身世介绍起，那些洋评委听着他感情色彩很浓的讲话，都为之吸引，关键凯歌说到：“当年从10年“文革”过来，青年人都盼着赶紧抓回失去的青春，象我、田壮壮、谢小晶、赵丹的儿子赵劲都是所谓世家子弟，父母爹娘均是搞电影的，这在入学、学习期间和毕业分配问题上分明有着极大的方便，子牛不一样，是凭自己的本事干考上的，而且于上学时克服着经济上的拮据，并不去在乎身家地位平平而随时可遭的冷眼。毕业以后更是坚定自己的艺术追求，始终钻山沟、下农村，仅几年的光景就拍出了六七部优秀的作品。”

1978年北京电影学院部分学生合照

跟着就如数家珍，把子牛所拍影片一一陈述。到了定奖的三天里，他通风报信，生怕子牛于等待、盼望与焦灼中再添什么新的不踏实。

自然，谁也不是说《晚钟》的银熊奖跟凯歌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最起码的他没有被路人指为“同室操戈”之辈。

《孩子王》在戛纳电影节，又有哪一个象凯歌在西柏林一样说起过这般多的好话呢？

去法国，有我一生最难忘的时刻，当凯歌在美国听说我没资格去，又身单力薄不可能争得这份权力，立即打电话来：“22个人组成代表团去法国绝不可以没有谢园的名字，他为塑造‘孩子王’的形象，三个月没洗澡，春节不过一个人守在景地上，如若他不去我自然也不能去！”

我象是25年没落泪了，这一回却形同妇人，我不是感慨那电话，而是感慨日月已经交换到了今天，居然还能存住如此之希世的品格......这实质已经引出一个主题，也是我始终认定的：陈凯歌与《孩子王》，特别是他苦苦追求并追求得不彻底的东西，不过是一个遥远的神话。

那是我刚到外景地，凯歌红着眼睛说他的构想。他要使大量画面不动，表现出创作者是平静地观察世界，强调注入镜头的一切都应“无为而无不为”，常常于画面上出现的大片空白，象征着空灵和自在。他要告诉人们寻得内心的安静是最艰难的，他要倚着自己的感受劝说大家必须活得平和，要随遇而安与世无争，还反复申辨这绝不是封建士大夫阶层的感时伤世。事实上，凯歌在不断地画饼充饥。

样片由西安回来，他发现洗印效果极差， 便把十指全张开在空中揸着：“鄙人决计先斩后奏，这无疑是欺负我。我不就是外请导演吗？通知厂里，以后的样片不再送西安而直杀北京洗印，我只对艺术负责，经济随谁去管！”

再一次，摄制组由西双版纳回到昆明，制片为了省钱而找到一家十分低档的旅馆，床单上什么都有。凯歌急了。他考虑大伙不容易，在下边艰苦是没有条件，这到了昆明怎么也得住个象样的地方。归总两天的中转，加上以后各奔东西，他私自做主并以组中360元钱让所有人美美吃了一顿。这下恼了制片，认定他的越俎代疱是屏晁盖于一百单八将之外，明中暗里设下圈套，一使凯歌自付所用银两，二要所有“吃客”自己买机票走人，余下的房钱由补助费里扣除；凯歌勃然大怒，竟气得十指乱抖，面如土色，问了我等“吃客”：“怎么办？你们说怎么办！”我见状可怜赶紧抓住他的手，凉的几乎象五根冰棍儿，脸上一扫昔日“你看那”的风彩，单薄的鼻翼下两片紧护着牙的嘴，把那点强装出来的从容也于刹那间冲得荡然无存......

我一阵凄楚：玩道家面孔和庄禅那自然是狡猾人的手艺。凯歌，您单纯了。

这道理很有些象《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保尔·柯察金，可能没有任何人不认作他是坚强的，他是自己的主人又是生活的强者，但不容易看到的是什么？是保尔·柯察金这个小布尔什维克身上有着浓重的“小布尔乔亚”情调，在硝烟中，在监狱里，在工地上，他不断使自己坚强起来，但所有这些对于“坚强”的刻意追求，其实正是对纤敏情感柔弱气质的默认与克服......凯歌的内心曾几何时平和过。他怕对眼前身后的事是非功过于认知上太清醒，又担心后人会重蹈复辙，在某种杞人忧天的幻觉里走上《孩子王》景地，实实在在为自己塑了一个空中楼阁。

要寻找凯歌的与世无争，翻遍了我的记忆也似乎只有一回。那是《孩子王》参加国际电影节比赛，是去戛纳还是去西柏林;先是西柏林电影节主席看了片子觉得很好并电话告知正在美国以学者身份出访的陈凯歌，让他做好一切准备，只要导演本人和中国电影局同意《孩子王》参加比赛，大奖不敢保证，但总是一部可以得重奖的影片。凯歌当时兴奋，不几日却不再问及此事。赶巧戛纳电影节总代表亚戈布于西柏林电影节开幕的头两个月得知中国近年有部好电影，导演是第五代导演的头把交椅，便也发邀请希望《孩子王》参加1988年在法国南部举行的第41届戛纳电影节。国内一些电影事业人员自觉得参加戛纳好，因为它不仅是欧洲第一也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电影节。电话问及凯歌，他并未深入分析便草草决定：去。这在当时是相当得罪人的，西柏林电影节主席拒绝《孩子王》退出并帮中国人分析，《孩子王》不适合去戛纳，戛纳电影节在一定程度上既看艺术又重商业，《孩子王》是不具备任何商业性的，所以很可能作为整个电影节的陪衬......可脑热之时谁听得进，谁又真为《孩子王》的命运揪心；失去西柏林机会后的短短三个月是戛纳海滨的全线大倒灶。而且任何一个导演面对任何一次机会都本能地不遗余力。凯歌不一样，他一不打探电影节的实际性质，二不盯紧出国拷贝，三在诸多细节问题上没能想在结果的前头。致使最不应该出现的问题出现了，出国拷贝一塌糊涂，连基本的色彩还原都不对，总代表亚戈布十分惊讶地说：“我在戛纳22年，这是所见参赛影片中最差的一副拷贝。”

谢园与陈凯歌在戛纳

临了凯歌说什么：“从开拍那天就不顺，在劫难逃，拍电影嘛首先是满足自己。”

《孩子王》组的小道具耳朵貼着半导体等消息，当知道全过程后不无夸张地说：“在最紧要的关头，凯歌把我们6个月的劳动和他十几年的积累付之一炬。”

本是相当优秀的影片，一时间里却声名狼藉。

这又勾起了另一件非常有趣的往事。在西双版纳拍戏，住在热带植物研究所的同仁们都是正当年的小伙子，几个月下来个个憋得困兽犹斗，偶然一日中午，见棕榈林中有位窈窕女子正在写生，便找出各种理由朝人家那边走，先是抓耳挠腮没话找话，后就齐声昧着良心夸她的画儿好。其实至多是个业余美术爱好者。都因姿色胜于笔纸，大家才久久不愿散去，我一时不见凯歌，却看他也朝这边来了，便左右查找，忽然发现他站在小女子斜前方一个最好的角度，深沉着一张脸抹着胡子，眼晴不时小心地往这边瞟，内心动作异常清楚，我来个身高马大又与众不同，看你们这一帮人都不如我引人注意！却不想那小女子埋头作画并跟周围人有说有笑，顾不及看他那边。过了好一会儿，凯歌累了，四下看看象是很没趣这才哈下腰来随了众人，搭讪的头几句语无伦次不说，抓着膝头的两手还显得特别紧张......

我们大家很开心，说凯歌是白居易的好学生，因为做起事来总记着他的诗：尤抱琵琶半遮面。

其实真理在什么地方？凯歌内心世界永远和现实对立的症结在什么地方？道家思想没有救得了《孩子王》，《孩子王》也没能救了我们的根本原因在什么地方？说天论地，往往还就在于没能记牢毛主席那句最通俗简单的话上：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凯歌也崇拜主席，经常向大家发问：“你们说主席的诗写得有多帅，‘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廓。’他在哪儿？‘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他在哪儿？‘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也在哪儿——

……他在天上。”

“你看主席的身躯，高大魁梧，那么开阔的前额，那么从容的眼神。他生在湖南韶山冲，我去过韶山，可见的人大多矮小，极少看到或者说根本没有同主席身形近似的人，你说怪不怪？加上主席又出生在万恶的旧社会，光吃喝一项就比不了现代人，可他却那么高大，这绝非偶然，我不是迷信，我绝对认为那是真龙天子下凡......”

我们常常听得很投入，但总觉听完了以后没有更多可琢磨的内容，便发现凯歌尽说了些皮毛，他怎么就没讲毛主席为了他的理想，几位亲人丧生敌手；为了事业的成功，住在延安吃黑豆面，亲自动手开荒；为了巩固江山，毛岸英和37万志愿军的尸骨一齐埋在朝鲜，这似乎只是现象的一闪？

也是一回偶然，我重上《孩子王》景地，那情景相当悲凉，原在影片中出现的那条通天路，早被两人多高的杂草淹没，挤剩一条羊肠小道上满是枯枝烂藤。我艰难地伸着双臂走错了再回来，终于眼前一亮，红土，红土还在， 这是三年多前一车车从五百公里外拉来的，我俯身抓了一把，干干的有烟起来，随着极远传过的马帮铃响，我喃喃地念：故人已乘黄鹤去，此地连黄鹤楼都没了，仅立于山边的那棵枯树，被白蚁吃得瘦骨嶙峋，它冷冷地一动不动......

我忽然想：凯歌，你的路还远没有走完。

这里的山民依然刀耕火种，依然胡乱伐树，“呼噜噜”地吸着他们的水烟；这里的孩子，家里穷的，依然光了脚提着鞋走五里山路到学校门口再穿上。一个参加过当年《孩子王》的拍摄的大龄学生，娶了堂妹作老婆，三年里生了三个孩子，我去家一看，个个鼻歪眼斜......

我望着远处，发现已经没人愿意走这条原来是红的山路了，便也匆匆走下来。幸得安慰的是，早年看护《孩子王》景地的那个小贾，小时候得过大脑炎，家里大人看他一事无成，就给他起名：贾不成，只有他还常去景地，常在山顶眯着眼看天，嘴还象当初那样叨念：“天是哪样？天是蓝蓝的一条线......”

凯歌去美国，说是一年却三载不归，临走时对记者说：“我将写一篇十万字的文章阐明《孩子王》。”

文章呢？我没有见到。

《孩子王》于戛纳失利，凯歌激动：“不废江河万古流。”

新作品呢？！

凯歌的母亲，令堂大人于病逝前一声声呼唤凯歌的小名：“鸽子、鸽子回来了。”因他在 1988年7月出国时讲：“妈，我年底一定回来。”好，你说年底回来，那我就从8月卧床食宿不能自理一直等你，中间死而复生多次，最后等到]988年12月31日晨才凄然一死。

凯歌终没能回来！

这绝无半点言凯歌不孝的意思，但又终归挡不住那个横在中间的道理。

到你陈凯歌桑榆暮景之年，你是要英格玛·伯格曼的38部影片，还是要你那嘴子利落却也抵不过三流翻译的英语呢？

活着就该信守活着的原则，它有如卫星进入轨道的计算一样严格。人们站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面前，米开郎基罗就是顶天立地；人们进入卢浮宫，从普桑到库尔贝的250年就是辉煌灿烂永载史册；人们听到莫扎特、贝多芬、肖斯塔克维奇的音乐......人们看了《阿拉伯的劳伦斯》、《桂河大桥》、《日瓦格医生》，大卫·里恩的名宇就响遍全世界！

凯歌，你不是也不该是多余的人生。

“不要怕走路，不要怕家里的坛坛罐罐给别人打烂。”凯歌，你也不要怕贫穷，不耍耐不住贫穷，拍电影的跟小说家大多是一种职业，— 个意思。古人早有高见：“文人不幸而为小说家，盖小说家者，大都穷年兀兀，富于才而啬于遇。其生平所历之境，尤必坎坷困塞，不遂其志。于是发其牢骚，吐其郁勃，为愤世嫉俗之言，与天地造物抗。愈抗愈穷，愈穷而愈工。此固凡为小说家者必经之轨道也。所以快读者之心者在此，而招世人之忌者亦在此，其不幸为何如。然而文字有灵，不胫而走。一篇传诵，妇稚皆知。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者，小说家可无憾焉。是又小说家之幸也。”

1987年3月15日，摄制组撤到思茅，眼看就要分道扬镰的大家在一切喝酒，美工突然破门而进，青着半边脸说街上有人无端击了他一掌，凯歌立时站起：“在哪儿?”

我们一行九人上了街，凯歌迈着里八字打头，胡子仍很倔地朝前撅着，那形象今天想起来，怎样恭维，也不过是一介武夫。

走至黑处，美工指向墙角大声喊叫，众人也就冲了过去，见三个小伙子箭一样窜出并朝身后小胡同猛跑，凯歌哪里肯舍，催众人跟上的同时自己已经消失在洞穴里，我胆小加上眼神儿不好跑在倒数第二个，随跑随觉腿软，别是《三国演义》中的引兵之计吧？说时迟，那时快，只听一声顿喝，小胡同里竟杀出三十余人，有提斧有拎刀有操凳有握棍，转念之间，空中已有瓦片飞来，我没等叫出声先就跑了，自然是头一个，当撞进宾馆潜入厕所的时候，街上已是一片寂静。

我只觉眼前一阵金星，扶了扶眼镜又鬼使神差地冲出去，冲上街，沿着逃回来的路往前跑，猛丁从侧面的巷子里走出一队人，领头的是陈凯歌。

他眼肿着，鼻里淌着血，象个身有利器的庄稼人，直着脖子走。那时候，正面有颗子弹打过来他也根本不会躲，我垂了头耐着心，听脚下一声声鞋响，我看天将大白，便于怀中摸着那杆缠着胶布的钢笔。

一切都逝去了，

一切都经过滤，

思茅也早把你陈凯歌是谁忘得一干二净。

你留给那街巷，留给那黑胡同的唯一礼品：是勇气。

意大利导演贝托卢奇继《巴黎最后的探戈》后，十五年倒运，最后却以《末代皇帝》夺了七项奥斯卡大奖。

被世界影坛称作怪杰的美国导演科波拉在拍划时代影片《现代启示录》时，一场100多万美元搭成的景，在肆虐的台风下化为乌有，但历史却永远留下了科波拉所注释的越南战争。

英雄自古善败，善败者不死！

你我法国的激动，也绝不该是今天别人茶余酒后的幽默......

......

戛纳，天海一色。为了沐浴也为引来影商导演注意的妙龄女郎赤着上身堂而皇之地走来走去；沙子泛着金色，3架飞了十几天的广吿飞机，仍不知疲倦地拖着长长的彩带由西向东又由南向北；岸上是些宴安鸩毒的浪人。凯歌仰着脸，地中海的风把他的胡子吹得微微在抖，太阳也不似西双版纳的温柔。我忽然想起 《孩子王》中的段落：“学了很多字却不知生活是什么，什么是生活呢？就是活着，活着就得吃，就得喝，所以，这个活字，左边是三点水，右边是个舌头。”

凯歌回了脸，

我回了头，

并再也不曾相见。

谢园注：此文写于1990年春，如今发表已是两年之后。其间，凯歌又拍了《边走边唱》、《霸王别姬》，再次名噪一时。故以上文字，权且当作“闲谈”一读。

本文原载于1993年第一期《当代电影》

图片来自《孩子王》、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