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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帮哥哥还债,供弟弟读书,农村姑娘进城当保姆:80年代老电影

查看:638 / 更新:2022-02-11 02:31

《黄山来的姑娘》是一部于1984年上映的老国产电影,第一个镜头是一个农村姑娘拎着一块肉,着急忙慌地从老式楼梯上跑下来,一路赶到卖肉的柜台,恳切地说称少了一两肉,镜头一转,是一脸精明的女主人,用手提称锱铢必较地验称着菜的斤两。

挺戏剧化的开头,塑造了一个农村与城市、雇主与保姆的对立,有点脸谱化的老套,以为会是个有时代印记的“阶层压迫”的故事,但是整部电影看下来,却很惊喜,从黄山去北京做保姆的玲玲,代表了在初步开放的80年代中,乡村对城市的试探与融入,在见证城市飞速发展的同时,还有乡村经济的苏醒与崛起。

电影至始至终,都没有农村的实景部分,导演的设计十分巧妙,以暗写明的春秋手法,农村的一系列变化,通过保姆玲玲的家信、以及同乡的攀谈中逐层表现。作为电影主语的“黄山”,最终定格在玲玲与城市女孩星星共同归乡的展望上:“到时候农村和城市都一样了,到处是高楼大厦、电灯电话……”

电影有个镜头是一段节奏强烈的音乐传来,一个穿牛仔裤、烫卷发的“时髦”青年载着女友,骑着摩托车亲亲热热的经过,背景是红白色的无轨电车以及自行车,玲玲很新奇地驻足观望,眼中闪着惊讶、新鲜、好笑又难以接受的光芒。

80年代城市街景

这份复杂的情绪表达非常细致真实,从保守的农村走入繁华的城市,局促不安的同时还有一份“本份”的自知,时代更迭,城市和乡村依旧存在难以融合的落差,放在今天,一个农村姑娘初站在摩天大楼之下,也会有这种未见过世面的无所适从。

不过电影并非在制造这种对立,而是通过玲玲的帮工生活,走入城市最为真实的烟火气里,呈现出复杂丰富的人性,有自私市侩的小市民,有热心相助的街坊;有知识分子的认真自律,还有老干部家庭的平等互爱。在立体的城市影像中,展现出玲玲的自尊自爱以及人与人间流动的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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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雇主家庭,反映最真实的人情冷暖

玲玲一共服务过三个家庭,这三个家庭也是八十年代北京市民阶层的一个缩影。第一家齐家,家庭成员是齐母、在国外出差的齐父、哥哥大力和妹妹小娟。这家人工作于国企,居住的是带有电梯的高层。

第二家柳家,家庭成员是产妇红荣、婴儿以及未曾谋露面的丈夫。这是一个典型的工人家庭,居住的是热闹、逼仄的胡同大院;第三家周家,老爷子是退休老干部,老太太知名书法家,还有个高中毕业醉心考歌舞团的孙女星星,住宽敞的四合院。

三个家庭非常具有代表性,是时代的一个切面。同时玲玲在三个家庭里的境况,亦是一个慢慢融入、感受到关爱的过程。

一、第一任雇主齐家,加深了玲玲对城市的隔阂

齐母与小娟对玲玲的态度,是高高在上傲慢。齐母总是怀疑玲玲手脚不干净,更谈不上对她人格上的尊重。中午吃饭,大力将一颗鸡蛋夹给玲玲,齐母迅速地截下,并把鸡蛋送入女儿小娟的碗里,说:“玲玲不爱吃鸡蛋,她在乡下早吃腻了。”体面的外表下,却对劳动者心存鄙夷,讽刺的是如齐母这样的人,现在仍旧存在。

小娟对玲玲颐指气使,在玲玲放过衣服的床上喷香水,要求玲玲帮她按摩,同时还控诉历任保姆的“劣迹”。玲玲试穿她的马甲,小娟让玲玲立刻将马甲洗了,没好气地说:“农村姑娘就要有农村姑娘的样子,不要打扮。”

尽管雇主对玲玲百般刁难,但为了挣钱她消化了这份委屈。直到有一回小娟的毛衣“丢了”,齐母一口咬定是玲玲偷的,将她的行李翻了个底朝天。后来发现是落在单位了,齐母叮嘱小娟不要告诉玲玲。

纯朴又倔强的玲玲花了快一个月工资买了件新毛衣给小娟,说自己洗的丢了她需要负责,但她毅然决定辞职,就在她出门的时候,听到小娟腹痛难耐痛苦地在床上呻吟,这个善良的姑娘二话不说,背起小娟就往医院赶去,幸亏送治及时,小娟才脱离了危险。

手术后的小娟满心愧疚,坦白她的毛衣没有丢,让玲玲不要走,玲玲第一次体会到城里人对她的真诚,还有工作带给她的被需要感,但之前的诬赖触碰到她的底线,她答应等小娟康复再走。

作为80年代从农村走入城市务工的保姆,在当时人口流动尚未解冻的背景下,不啻于是第一批出来闯荡的冒险者。城里人与农村人其实都在相互的想像壁垒中,互相都给对方贴了标签。

玲玲这样的人,正是将两个不相交的对立面相互融合的存在。齐家母女印证了玲玲想象中城市人的不近人情,而她们亦先入为主地给玲玲贴上缺乏教养的标签,玲玲与第一个家庭的磨合,其实也是农村与城市的磨合,玲玲与小娟的和解,穿透的是城市第一层坚硬的外壳:偏见。

二、第二任雇主柳家,是玲玲对城市多面的认知

红荣条件并不宽裕,住在胡同大院一个小间里,丈夫工作未归,她咬牙请了玲玲来照顾月子。红荣和丈夫都是工人,平时都喜欢文学,因志趣相投而结合。丈夫的文章被一家杂志社青睐,聘请他去工作。从车间工人到杂志编辑,红荣很为丈夫自豪,和玲玲说起“柳大哥”,一脸幸福溢于言表。

为了省钱,整个月子里,红荣就吃了一只鸡,还舍不得地说“等柳大哥回来一起吃”,玲玲实在看不下,将鸡炖了“强硬”地让她喝汤。

转眼孩子满月,丈夫仍未归,还断了生活费,捉襟见肘的红荣已付不起玲玲的保姆费,心事重重地去找丈夫。深夜归来,红荣看玲玲和衣等睡着,替玲玲脱了鞋盖上被子。她将细心珍藏的定情手帕烧了,伏在书桌上低声啜泣。

玲玲明白了红荣的处境,介绍她来工作的同乡大妈给她另找了户人家,正好玲玲家里催促要钱,那户人家出钱比红荣高了近一倍,但善良的玲玲不愿离开拮据困难的红荣,情愿在休息日再去做一份工赚钱。

红荣知道了玲玲家里缺钱,让玲玲另找工作,她将自己的毛衣送给玲玲,感激她这段时间的照顾,两个互相心疼的女人相拥而泣。繁华摩登的北京城,有许多像红荣一样艰难生存的底层群体,城市并非遥不可及的盛气凌人,它有落定到地面的烟火气,有悲欢离合、有人生疾苦。

最令人感动的,是红荣背着孩子上班后,本就缺钱的玲玲买下一只鸡炖好在炉子上才离去。红荣下班看着那锅鸡汤,温暖到泪流满面。红荣的温柔隐忍,玲玲的情深意重,有着那个年代的人特有的“傻气”,胡同里街坊邻居们的互助互爱,也让人看到冰冷的城市表象下,沉淀在市井生活里的“中国式的温情”。

三、第三任雇主周家,带给玲玲精神层面的升华

周爷爷是离休老干部,曾为祖国浴血奋战过的那一代人。他与周奶奶都有着知识份子经岁月积淀的温和内敛。对玲玲也像待晚辈一般疼爱。孙女星星是一个典型的追逐梦想的城市青年,对爱情、事业都有自己清晰的规划与追求,与第一个家庭物质虚荣的小娟形成鲜明对比。

在周家,玲玲感受到家人般的平等关爱,周奶奶每日教玲玲写毛笔字,对她严格要求。周爷爷从黄山旅游回来,特地给玲玲带来家乡的零食。星星艺考前,一直要求爷爷利用关系帮她打通门路,可能一个电话就能改变孙女的命运,但这个有原则性的老人,反对一切走后门行为,教育星星要通过自己的能力赢取未来。

但因为别人走了关系,星星最终未能如愿。家庭教育的熏陶养成了星星积极的心态,她很快调整情绪,答应居委会的聘请,成为国营饭店的经理,将生意经营的风生水起。星星身上有80年代青年特有的朝气与热忱,有理想有情怀有拼劲。

玲玲在周家耳濡目染,不仅在文化素养上有所进步,精进了厨艺,更开拓了思维与眼界,随着哥哥戒赌经营养殖场盈利后,她在北京的工作不再成为家庭经济的主要供给时,玲玲也开始思量自己的人生规划……

玲玲具有一个农村女孩所有的美好特质,勤恳善良、诚实单纯。但在乡村男权语境下成长的她,文化教育的缺失,使她缺少对自我的关注,对家庭完全牺牲式的自主意识,窥见这个女性群里在时代限制下的生存现状。玲玲在工作中逐步完成了自我价值的进阶,周家优越的家庭环境进一步孵化了精神层面的觉醒。

安徽是八九十年代出了名的保姆之乡,尤其是无为盛产保姆,这也和历史原因不可分割。当时有很多如玲玲一样的农村女孩融入城市,不乏有被雇主关照,重新获得教育机会,彻底改写人生的人。不过电影旨在表达玲玲的回归,并非是消极层面的城乡二元对立,而是通过新时代风貌的洗礼,重塑独立人格,为建设乡村经济添砖加瓦,在理想与拼搏之下,城市与乡村都是平等的。

电影呈现出80年代生动的城市生活画卷,凝结了时代丰富的信息

相较电影的叙事脉络,个人觉得更为珍贵的是富含时代特性的影像 ,将时间定格,让我们得以看到三十多年前的北京所特有的城市和人文风貌。老北京流动的街景,各个阶层居住的建筑特色,带有时代印记的生活气息,故宫、北海、长城,地铁车站、公车立交、钟楼大院……没有经历过八十年代的观众,也可以具像感受到那跨过时间纵度的热气腾腾、朝气蓬勃。

个人对于八十年代的了解来自于文学作品,感觉那是个美好又理想的时代。方兴未艾、百家争鸣,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承前启后的一个关键过渡。近现代比较有影响力的作家,大多崛起于八十年代,诗歌与文学甚至是属于大众的,而不是现在的曲高和寡。比如剧中红荣的丈夫,就是一个因为热爱文学而被杂志社发掘的工人,感叹80年代虽然物质并不丰富,但理想是有滚烫的去处和回应的。

电影纯净舒缓的节奏,镜头平实,并没有什么炫技的拍摄手法,但却有打动人心的力量。身为保姆的玲玲,并不耻于自己的职业性质,而是自尊自爱,不卑不亢地对待工作。大妈对同乡玲玲事无巨细的帮助与照顾,玲玲哥哥创业缺钱,同做保姆的小姐妹虽没什么钱却慷慨解囊。

像大力、星星这样的有志青年,有坚定的精神追求,律己律人,那种积极向上是心中有火、眼里有光。胡同大院里的人共赏一盆菊花,红荣热心的邻居们,主动帮她照顾孩子。老干部周爷爷清廉守正,周奶奶这样的老艺术家谦顺平和。知识备受尊重、人情高于利益,精神比物质充足,难怪这样的80年代会被几代经历过的人集体怀念。

影片的结尾有些刻意的理想化,玲玲哥哥从沉迷赌博到踏实创业,也是从侧面反映自改革开放后,农村青年在精神方面从混沌到觉醒的过程,亦是传统农村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奋进中的嬗变。乡村经济的发展,让玲玲这样走出去的农村人又走回来,镇上开了第一家饭店,“见过世面”的玲玲被邀请回去做厨师。星星陪玲玲踏上归乡的火车,她将目光瞄准乡村更便宜、绿色的菜蔬肉禽,准备与玲玲合作货源。

星星与玲玲这两个分别来自城市与农村的女孩,代表了年轻的女性群体,她们亦在时代的红利中受益,自强自立,拥有属于自己的人生追寻与价值实现。衡量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就是自女性从经济至精神上的完全独立。从这一点来看,《黄山来的姑娘》是对时代的一曲诚挚讴歌。

结语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对于未来的展望与想象,现在基本都实现了。星星提到以后农村人富裕了会到城里旅游,甚至走出国门,中国最早的出境游是1983年,不过短短三十多载,理想早已照进现实。1984年,上海才有私人电话安装,1988年第一条高速“沪嘉高速”始建成通行……

我们现在轻易拥有的一切,都历经过过于宏大的惊心动魄,时代所经历的,远比我们所想象的更多。

突然想到狄更斯在《双城记》里所写的一句:“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当我们突然开始怀念逝去的年代时,就意味着我们已经在失去一些珍贵的东西,比如《黄山来的姑娘》中,一个小保姆带给我的质朴与淳真。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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