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1956)日本蓝光版封套

1956年对全球影坛而言注定是精彩的，在这一年中国的桑弧(1916-2004)不负众望拿出改编巨片《祝福》(1956)，把白杨(1920-1996)彻底送进电影殿堂的顶端，让一众“文艺工作者”们望“杨”兴叹；而肩负重任的沙蒙(1907-1964)和林杉(1914-1992)推出让国人“血脉喷张”的战争巨制《上甘岭》(1956)，直接让“我的祖国”成为一座“高峰”！

法国和意大利联合推出由让·德拉努瓦Jean Delannoy(1908-2008)执导的“轰动欧洲的”《巴黎圣母院Notre Dame de Paris》(1956)，罗杰·瓦迪姆Roger Vadim(1928-2000)的《上帝创造女人Et Dieu... créa la femme》(1956)——让碧姬·芭铎Brigitte Bardot成为欧洲版的“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1926-1962)”。

图上至下左起：《十诫The Ten Commandments》(1956)、《杀手The Killing》(1956)、《搜索者/日落狂沙The Searchers》(1956)、《真假公主/安娜斯塔西娅Anastasia》(1956)

美国好莱坞这边更是热闹得不得了，28岁的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1928-1999)拍摄的小成本黑色电影《杀手The Killing》(1956)引起大批圈内人的瞩目；而大导约翰·福特John Ford(1894-1973)的西部片《搜索者/日落狂沙The Searchers》(1956)和塞西尔·B·戴米尔Cecil B. DeMille(1881-1959)的特效巨制《十诫The Ten Commandments》(1956)吸引大批观众进入影院观看；最让美国观众惊喜的是英格丽·褒曼Ingrid Bergman(1915-1982)以《真假公主/安娜斯塔西娅Anastasia》(1956)“杀回”到好莱坞，引发新一轮的观影热潮，并让英格丽·褒曼重新被美国人民接受。

图上至下左起：《擒凶记 The Man Who Knew Too Much》(1956)、《上流社会High Society》(1956)、《天鹅公主The Swan》(1956)、《伸冤记The Wrong Man》(1956)、

悬疑大导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1899-1980)在持续得到投资者青睐的情况下，于这一年推出由詹姆斯·史都华James Stewart(1908-1997)领衔的《擒凶记 The Man Who Knew Too Much》(1956)和亨利·方达Henry Fonda(1905-1982)领衔的《伸冤记The Wrong Man》(1956)。

而好莱坞的“四大天后”在这一年正式“解体”——格蕾丝·凯利Grace Kelly(1929-1982)于1956年4月18日下嫁到摩纳哥，成为名正言顺的王后。不过格蕾丝·凯利还是有《上流社会High Society》(1956)和《天鹅公主The Swan》(1956)这两部电影在全美上映。

奥黛丽·赫本Audrey Hepburn和梅尔·费勒Mel Ferrer在电影《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1956)中的影像

玛丽莲·梦露在这一年以《巴士站/公共汽车站Bus Stop》(1956)贡献出自己最好的演技，得到观众和评论界的好评；而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1932-2011)在这一年则是以《巨人/巨人传Giant》(1956)受到关注，但真正的“英雄”是该片的第二主演传奇小生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1931-1955)，虽然该片公映时詹姆斯·迪恩已“撒手人寰”，但其商业价值恰恰是在其“走后”显现出来；而奥黛丽·赫本Audrey Hepburn(1929-1993)的《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1956)在当年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呢？

电影《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1956)片场，导演金·维多King Vidor(右)给奥黛丽·赫本Audrey Hepburn说戏

奥黛丽·赫本拍完《龙凤配/萨比里娜Sabrina》(1954)后，于1954年9月24日和梅尔·费勒Mel Ferrer(1917-2008)在瑞士举行婚礼。

1955年初，奥黛丽·赫本和梅尔·费勒夫妇在瑞士布尔根施托克附近租下一间三层楼的乡间屋舍，名为贝达尼亚别墅。但他们夫妇租下这个住所后，几乎就没在那住过。

同年4月，奥黛丽·赫本和梅尔·费勒夫妇在瑞士和好莱坞著名导演金·维多King Vidor(1894-1982)见面，金·维多在拍摄《战争与和平》之前，已经在好莱坞拍了61部电影，其中有名的有《群众/人群The Crowd》(1928)、《慈母心Stella Dallas》(1937)和《太阳浴血记/阳光下的决斗Duel in the Sun》(1946)等片。

奥黛丽·赫本Audrey Hepburn在电影《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1956)中的影像

正当奥黛丽·赫本和梅尔·费勒夫妇邀请索菲娅·罗兰Sophia Loren的老公——著名制片人卡罗·庞蒂Carlo Ponti(1912-2007)，以及另一位意大利制片人迪诺·德·劳伦提斯Dino De Laurentiis(1919-2010)共进晚餐之际，金·维多也正在和美国派拉蒙及这两位意大利制片人接触，想制作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1828-1910)的小说《战争与和平》。

其实在1955年3月底，意大利这两位大制片人，就已经开始在为《战争与和平》的拍摄做前期的准备了，并已经想到了让金·维多来执导，奥黛丽·赫本主演。

奥黛丽·赫本Audrey Hepburn和梅尔·费勒Mel Ferrer夫妇参加活动时的影像

卡罗·庞蒂和迪诺·德·劳伦提斯这两位制片人早就听说奥黛丽·赫本对梅尔·费勒总是“言听计从”，为了确保奥黛丽·赫本能加入《战争与和平》的拍摄，所以让金·维多告诉梅尔·费勒，他两看过他演的意大利电影《禁忌Proibito》(1954)，觉得梅尔·费勒可以饰演《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王子，如果他同意的话可以首先签约。

这步棋真是高招，因为在梅尔·费勒的影响下，奥黛丽·赫本一定会接演娜塔莎的角色，而后者正是这个故事的重心。

奥黛丽·赫本很高兴有人请梅尔·费勒拍片，却从来没有和他一样的雄心——她只要能安心扮演贤妻——或更期待的良母角色，就心满意足了。

电影《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1956)片场，化妆师正在给梅尔·费勒Mel Ferrer做造型

派拉蒙制片厂听说已经“搞定”奥黛丽·赫本后，故对拍摄《战争与和平》十分支持，由于派拉蒙是第一次与欧洲影人合作，非常重视，对影片自然投入了巨资。

奥黛丽·赫本和梅尔·费勒的婚姻一开始就决定了是不幸福的，而且这在好莱坞也不是什么秘密。毕竟梅尔·费勒连二线明星都算不上，要不是格利高里·派克Gregory Peck(1916-2003)的“牵线”，估计这辈子他都不会被多数人知道的。

但说奥黛丽·赫本是一个傀儡未免太夸张，毕竟奥黛丽·赫本需要一个唱“黑脸”的人出现在她前面，帮她遮挡那些她不好回绝或不好谈的条件，而梅尔·费勒恰好出现了，何况这个人又是她名正言顺的丈夫。

奥黛丽·赫本Audrey Hepburn和梅尔·费勒Mel Ferrer在电影《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1956)中的影像

毕竟梅尔·费勒不像她的前男友——29岁的詹姆斯·汉森，詹姆斯·汉森对电影界一无所知，却喜欢强力干预《罗马假日Roman Holiday》(1953)的拍摄时间，抢了经纪人和制片人的角色。

让当时的合作演员格利高里·派克以及导演威廉·惠勒William Wyler(1902-1981)对詹姆斯·汉森极为厌恶，虽然他们也知道詹姆斯·汉森代表的是奥黛丽·赫本的意见，但那时候奥黛丽·赫本却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詹姆斯·汉森，并在拍完这部电影后，奥黛丽·赫本认为詹姆斯·汉森并不能真正帮到自己，故和詹姆斯·汉森分手。

如今奥黛丽·赫本面对的是自己的丈夫，所以不可能这么做了。

电影《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1956)宣传照，左起：亨利·方达Henry Fonda、奥黛丽·赫本Audrey Hepburn和梅尔·费勒Mel Ferrer

梅尔·费勒也不可能像巫师那样用催眠术去控制奥黛丽·赫本，同时他也没有把奥黛丽·赫本当成傀儡来操纵的能耐。

因为谁都知道奥黛丽·赫本是“利益之源”，你不要自然会有人去“争夺”这个“香馍馍”的。

何况梅尔·费勒的出发点也是为了奥黛丽·赫本，同时也符合奥黛丽·赫本的自身利益，“我觉得奥黛丽·赫本似乎需要有人帮她做决定。”导演金·维多直言，“梅尔·费勒帮她说该说的话，知道什么对她比较好，知道她该赚多少钱，我猜他一定亲自去收她的酬劳。”

奥黛丽·赫本Audrey Hepburn在电影《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1956)中的影像

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是因为梅尔·费勒的缘故，但他们夫妇也的确需要钱——因为奥黛丽·赫本已经有孕在身，不过在梅尔·费勒的影响下，她去读了《战争与和平》的原著，并被书中的贵族少女娜塔莎的性格所感动，想要塑造这个人物的念头越来越强烈。但是，身体状况又使得她犹豫不决。

最终奥黛丽·赫本做出了让步，同意出演《战争与和平》中的娜塔莎。

同时经纪人也帮她争取到了35万美元片酬，加上每周500美元的补助——这是当时最高的片酬，也是她《龙凤配》酬劳的30倍——梅尔·费勒则因为奥黛丽·赫本，第一次拿到10万美元的片酬。

电影《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1956)剧照，亨利·方达Henry Fonda和奥黛丽·赫本Audrey Hepburn

奥黛丽·赫本知道自己的片酬后，故作谦虚的表示：“我怎么可能会有这么高的价码呢？——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请不要告诉任何人！”不过这个合约不仅对她有利，对经纪人也有好处，因此她的经纪人在好莱坞大肆宣扬。

媒体立刻大幅报导这个历史高价，许多人恭喜她——包括最后饰演娜塔莎真爱的亨利·方达Henry Fonda(1905-1982)。当时50岁的亨利·方达还在《伸冤记》剧组。

这时奥黛丽·赫本和梅尔·费勒夫妇已经申请且获得瑞士的永久居留权，这对他们缴税比较有利：若梅尔·费勒在美国报税、奥黛丽·赫本在英国，恐怕九成的片酬收入都得上缴。

电影《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1956)中的影像

由于卡罗·庞蒂和迪诺·德·劳伦提斯坚持要在1955年7月1日开拍，《战争与和平》的外景定在意大利和南斯拉夫拍摄，内景则在罗马。

导演金·维多立刻要确认片中50个主要角色，另外还需要15000名临时演员，他们全得穿着90位裁缝日以继夜赶制的古装戏服。此外，他们得找遍全欧的驯马师，准备8000多匹马，以及从仓库和战争博物馆找来2876管大炮。

金·维多和摄影师杰克·卡迪夫Jack Cardiff(1914-2009)每天都处在崩溃的边缘，因为那个时候，他两连剧本都还没看见，两位制片人则安慰导演和摄影师，让他两稍安勿躁，因为他们自有妙计，保证能以破纪录的时间完成剧本。

电影《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1956)片场，导演金·维多King Vidor(左)和奥黛丽·赫本Audrey Hepburn聊天

但到了开拍当天，大家才发现两位制片人的“妙计”根本是一桩乌龙。两位制片人把列夫·托尔斯泰描述拿破仑攻俄的1400页小说，像切香肠样切成等量多份，分给不同的意大利编剧，并勒令这些编剧三周内交稿，最后再集大成。

这种做法让导演金·维多惊讶不已。他们得到的成品不仅质量忽好忽坏，角色发展时上时下，而且欠缺统一的角度观点。

一般剧本的篇幅多为100页至130页，但《战争与和平》第一次的草稿竟达506页。派拉蒙对开拍日期心焦不已，担心600万美元经费捞不回来，因此立刻签字同意这部庞大的剧本。

电影《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1956)剧照

金·维多一看差点晕倒，立刻把原来的剧本扔进抽屉，火速找来英国的布里奇特·博兰Bridget Boland(1913-1988)和罗伯特·威斯特比Robert Westerby(1909-1968)重起炉灶，一定要在数周内把小说拍成电影。他们在这样的压力下竟没崩溃，真是奇迹。

《战争与和平》是公认的世界文学史的殿堂之作，以极其罕见的广阔视角与恢宏气势，勾勒出1805-1820年间俄国社会的全貌。它结构恢宏，跨度漫长，体现了作者列夫·托尔斯泰卓越的写作技巧和深邃的思想境界。

奥黛丽·赫本Audrey Hepburn在电影《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1956)中的影像

该作品塑造了以娜塔莎、安德烈和皮埃尔为代表的五百多位的虚构或历史人物，反映了俄罗斯精神的厚重和深沉。1805年的欧洲争夺战，1812年的俄国卫国战争，决定俄法命运的博罗季诺会战和拿破仑的莫斯科撤退等历史事件，影响着人物的性格、关系和发展。

作者将战争与和平这两大主题融入在人物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出生、成长、恋爱、结友、社交、婚姻、挣扎、困惑超越、死亡等，体现了生命从开始到结束、从犹疑到坚定、从探索到执着、从天真到成熟、从痛苦到平静的必由过程。其人物之庞杂细腻、战争描画之惨烈逼真、社会思考之深刻立体，都让对这部巨著的电影化成为一项高难度的工作。

电影《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1956)剧照，杰瑞米·布雷特Jeremy Brett和奥黛丽·赫本Audrey Hepburn

在迷之一样的操作下，即使动用了虽然拍摄过不少宏大战争场面的好莱坞班底，可最终呈现在观众面前的确是一部老派的爱情故事。

即使当时奥黛丽·赫本正处在上升的阶段，如此一部鸿篇巨制让一个偶像派来挑大梁，实在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何况整部影片都因她那单调的演技而失色不少。

这部影片的拍摄工作从7月一直进行到11月，拍片环境很不舒适。意大利的夏天闷热难当，其中又要拍冬日行军的镜头,因此运了成吨的人造雪到摄影棚。

奥黛丽·赫本Audrey Hepburn在电影《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1956)中的影像

导演金·维多在公开场合数次表达对《战争与和平》中的两位男主角的“不满”：亨利·方达把重内省的角色皮埃尔演得沮丧忧郁，而梅尔·费勒—一他的眼睛一点表情都没有，不仅念起台词来平淡乏味，而且穿着古装戏服有说不出的别扭。

梅尔·费勒如果不是因为奥黛丽·赫本，几乎没有出演安德烈王子的可能。他头发稀疏，眼窝深陷，身材瘦高。而在小说中安德烈“个子不大，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青年，眉清目秀，面部略嫌消瘦”。

而亨利·方达以扮演美国普通人见长，在听说自己被选为扮演皮埃尔一角时，亨利·方达已经50岁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电影《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1956)剧照，亨利·方达Henry Fonda和奥黛丽·赫本Audrey Hepburn

但他很聪明，没有把真实想法说出来，因为角色的诱惑力太大了。

在排演中，亨利·方达对角色有着自己的理解，所以经常和导演金·维多起冲突。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那副无边眼镜。在小说中，眼镜几乎成了皮埃尔的一个外形特点。亨利·方达坚持要把眼镜戴上，但常被阻止。

所以在电影中，皮埃尔就成了一个经常不戴眼镜的人。亨利·方达对皮埃尔这个角色从来没有感到过自信，在表演时也常显得力不从心。

电影《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1956)剧照，左起：安妮塔·艾克伯格Anita Ekberg、维托里奥·加斯曼Vittorio Gassman、奥黛丽·赫本Audrey Hepburn

奥黛丽·赫本总是温文有礼，但有时很固执。例如在舞会那场戏中，她穿着低胸礼服，露出锁骨、肋骨和舌骨。

“她胸前平板——她原本是模特儿，瘦骨嶙峋。”摄影师杰克·卡迪夫说,“我建议她戴条项链，但她说:‘我就是我，我这副模样还不错。’”杰克·卡迪夫很担心这一幕，因为“她的肋骨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制片人迪诺·德·劳伦提斯后来看到这一段，简直气坏了，但那时已经拍完了那个场景，布景都拆了，没法补救。“她真傻，”杰克·卡迪夫说，“根本没有必要强调她的肋骨。”

奥黛丽·赫本Audrey Hepburn在电影《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1956)中的影像

1956年春天，金·维多尽力完成自己的工作：希望拍出一部巨片，只是打从一开始，命运就和他作对。派拉蒙对他寄予了很大的厚望，希望他能将《战争与和平》拍成像《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1939)那样的杰作。

但不幸的是，金·维多导演的《战争与和平》却过于简单，只树立起列夫·托尔斯泰小说的框架，却丢失了它的灵魂。

对于这部电影，派拉蒙的广告是这样说的，“一部伟大的罗曼史”，“娜塔莎挣扎在三个男人中间”。

奥黛丽·赫本Audrey Hepburn在电影《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1956)中的影像

在谈到自己对电影的理解时，金·维多曾说，“对一个电影制作者来说，他的最高目标是让人欢乐、震惊、感动、着迷——只有在次要的意义上才是教化，我们不必为自己对材料的处理，我们所谓的程式，我们的‘过度’，我们的简单而道歉——只要我们的基本责任和动机是为观众提供激动的和惬意的娱乐。”

这种观点虽然没有过错，但和列夫·托尔斯泰在小说里追求的一切却是冲突的。

电影《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1956)剧照，亨利·方达Henry Fonda和奥黛丽·赫本Audrey Hepburn

大家都抱持很大的希望，导演金·维多也非常努力，但长达三个半小时的《战争与和平》仍旧只有空洞的场面。影评一致认为“人物机械化，缺乏情感，角色就像二等公民，陈腐又没有深度……那些幽默的故事肤浅又无条理”。

没有发挥空间的奥黛丽·赫本同样难逃批评，一位伦敦的资深影评人说：“她不是天真地微笑，就是天真地流泪。”

奥黛丽·赫本在《战争与和平》中塑造的娜塔莎也是其个人演艺生涯中的最失败的案例。

电影《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1956)宣传照，奥黛丽·赫本Audrey Hepburn

比起后来前苏联谢尔盖·邦达尔丘克Sergei Bondarchuk(920-1994)版的《战争与和平Война и мир》(1966)，比起那个眼神里装满惶惑与兴奋、在舞池中晕眩的娜塔莎(柳德米拉·萨维里耶娃Lyudmila Savelyeva饰演)，奥黛丽·赫本只是把《罗马假日》中的角色又重复了一遍而已。

《战争与和平》拍完后，有制片人邀请她在《樱花恋Sayonara》(1957)一片中饰演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1924-2004)的日本新娘。她坦言：“我不可能饰演东方女子——没有人会相信我的!大家一定会捧腹大笑。虽然剧本很美，但我总不能不自量力。要是你真的说服我，一定会后悔，因为我一定会演得一塌糊涂。”

电影《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1956)日本版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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