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中国人对于性的态度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在一些时候持有鼓励的态度。关于这些，就不得不提中国的第一位女性性学家——李银河。

李银河说：“1989年我做过一个研究，当时只有15.5%的中国人存在婚前性行为，但是在两年后的研究中，指数上升到了71%。这是四倍的增长。”

这是她职业生涯中记录的巨大改变之一。她使用“革命”这个词，当然我们都能知道是为什么。因为在1997年以前婚前性行为甚至是犯法的，是会被判“流氓罪”的。

在那个时代，婚前性行为与色情制品、卖春、性派对性质相似。

去年，李银河在布鲁金斯学会的演讲中说道，在1996年，一个澡堂子老板组织大保健，最后被判处死刑，而现在这种现象我们已经司空见惯了。李说，目前对此最严厉的惩罚也不过是让他关门不再营业。

在上世纪80年代，卖小黄书的出版商以及各种性派对组织者也都可能被判处死刑。而现在对于色情制品的处罚并没有那么严厉了，性派对虽是非法的，却也不再是稀奇的。 “没人举报，他们根本啥事儿没有。”李说。

 60年代的李银河，当时男性和女性大多都穿着同样的衣服

作为一个年轻的社会学家，李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美国匹兹堡留学。当她回到中国时，她发现这个国家的人们仍然生活在一个充满禁欲气息的社会。

李说，在建国初期，写有关爱情的文章会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直到50年代末，这种情况才有所缓解，但有关性的文章在20世纪80年代前都是严令禁止的——即使是关于爱情的描写，作家们也有很多的限制。

李银河的作品——《同性恋亚文化》于出版1998年，当时人们若想购买，要先获得上司或担任要职者的邀请函。

大约同一时间，她出版了 《nue恋亚文化》一书，当时官方对此书的立场甚至更为极端——作为社会主义的接班人，你可不能看这些书。

根据李的说法，促使中国人性观念变化的主要动因之一是中国从1979年到2015年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

“计划生育政策只允许人们生一个或两个孩子。所以，接下来你就不需要为了生小孩儿做爱，当然，也更能够享受其中的乐趣。”她说。

“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都历经了革命性的变化，而我的研究正是处于这一斗争的最前列。”

“当我在天津发表演讲，1000人多人都来听我的讲座……我想，大家心中的压抑已久的欲望已经要策马奔腾了吧。”

李银河新书签售会，人气爆满

一名出柜的女同性恋在博客对李银河提出指责，李于2014年12月发表一篇博客帖子作为回应。微博表明她18年的伴侣是一个变性人。而令她惊讶的是，大家对此的回应大多是积极的，并且这对夫妇的照片也成为了流行杂志《时代周刊》的封面。

“我认为他们发现更容易接受变性，相比同性恋来说，”李说。

“为什么呢？因为变性中的“变”被定义为异性恋……只不过这种异性恋是隐藏在错误的身体里。”她补充说：“社会宽容的真正信号是社会对同性恋的态度。”

直到2001年，同性恋才从精神疾病官方名单中被移除，然而同性恋权利仍然受到限制。

同性婚姻是不合法的，在工作场所，同性恋人群也没有反歧视保护。在去年的一部卧底电影中，发现中国医生仍然提供电击疗法“治疗”同性恋——尽管北京一家法院最近反对这种做法。

但李认为，同性恋权利也将逐渐演变。她指出，在曾经的中国社会，同性恋是隐形的，但在过去的几年里同性恋现象已走进人们的视野。

李说，2011年中国日报的一篇关于 “上海骄傲周”游行的积极报道是一个转折点，继该报纸的先例后，其他的官方媒体也开始提及同性恋、双性恋以及跨性别社区（LGBT community）。

今年的网络剧《上瘾》，讲述了四个青少年同性恋者的故事，中国领先的在线视频平台——爱奇艺，就因这部网剧而名声大噪，直到前段时间它被下架，官方也未作任何解释——若是能发吐槽小弹幕，这时估计已经“弹幕护体”——看不到他们的脸了。

李本人已经在两会上提交过若干提议，呼吁同性婚姻合法化，并且她认为这终将实现，虽说很难预测。

“同性恋会被更识好的理解认识，”她说。

“福柯（法国哲学家）曾经说过，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社会性是完全自由的。是的，总有一些限制。但我相信一个社会的性观念越自由，人们就越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