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毅:中国未终结的太监
虽然我国百年前已结束沿用时间和规模领先世界的太监体系,迄今尚未绝迹作为文化习俗、个人行为的太监化倾向。
因其严重性和普遍性不一定被广泛认识到,反而不时以不同面貌被“发扬光大”。在有些时候、有些范围,太监化过度可以毒害社会的健康。太监化的人和行为泛滥的国家难以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
什么是“太监化”?没有人格、不负责任地讨好强权,没有是非、不择手段获得物质利益,没有理想、不利集体而寄生于社会,皆文化习俗行为的太监化。
历史上的太监无需负责只要讨好强权,多为生活所迫服务于权势而解决个体生存问题,情有可原;现实的太监不为公事、公众利益担责任,而自愿选择献媚于强权而牟私利,难以谅解。
古时太监服务的对象单一,现代太监顶礼膜拜所有可以一时提供利益者。
太监化的人格无理想,获得生活资料苟延残喘就是其生命的意义,无异于宠物取悦于主人;太监化的行为没有是非准则、只有利益之争,无异于将人类文明退化为动物世界。
很多人认为现代我国无太监,但其实目前不少人公认在中国“成功”必须“夹着尾巴做人”,无异于太监化潜移默化在社会普及的结果。不仅有人自豪“夹着尾巴”成功,而且有不少父母老师教育后代应该“夹着尾巴”,不知不觉培养太监化后来人。“夹着尾巴”者想法无需独立、宁可人云亦云,行为不要突出、宁可少做不做,做事不愿太好、宁可偷工减料。“夹着尾巴”者甚至日常积极摆出“乞摇状”,以彰显无能而不会威胁他人,以面子上讨好获得资源掌握者的接纳和支持。这些都是积极实践太监化习俗。
有些人夹尾巴一时后,待有适当的职位时确实做事情,可以算是被社会所迫;但不少人久而久之夹尾巴成习惯后,最后无论获得什么机遇、条件都不能恢复正常做人的样子,一生将太监到底还因获得权钱而洋洋自得,不知自尊何物、羞耻何事。
太监化对社会有多方面危害。
国家发展方向,本需长期和深刻的思考,提出多种思想,经过理性的交锋,逐步得出最佳的模式。太监化的做法是只让决策者听一时愿意听的,而不是获得最佳的思想、最可行的方案。思想领域不仅制造过多太监化废品,而且可能是人民根本不信任的根源之一。
社会重大问题,本需多方面积极参与,提出多种方案,在争论和批评后提炼出试用部分,经过探索而推广。太监化的做法只给上级撑一时的面子,不为国家长远着想,并不真正帮上级的忙解决实质问题,只顾监管压制下级,导致广大群众都不愿意动脑筋解决问题、责任往上推、事情给他人做,只争自身利益不做公事,所以我国社会多层面呈现外战外行、内战内行,长期内斗、热衷内斗。
对文学艺术的监控机制,体现了制度化的现代太监体系。一些本来有才华的人变成了不仅自己不出产创造性的作品,还不准其他人探索。一些本无才华的人变成“艺术家的太上皇”。他们太监化的作为禁锢我国艺术家导致艺术质量低下,产出全国多数人不满的幼稚化娱乐。
太监化的问题在科技界相对我国其他行业算比较轻微,因为国家鼓励科技创新而未设限。但太监化仍以习俗的方式渗透到科技界,一些人的人生信仰夹尾巴导致有些研究也以看人眼色、拉关系为标准。重要科学工作是每一代新人别出心裁敢想敢干的结果,不是听从其他人的指挥,不是顺从大家的想法,在关键之处并非四平八稳而需要力排众议,敢于坚持自己的探索、有自己的思想、走自己的路。对多数杰出科学家来说,在创造力高的时期常不能四平八稳,而容易与众不同,并不容易调和。如果大家都很快能认识和接受新颖的观点和做法,一般也就不是很有创造性。在大量与众不同的想法中,多数创建也可能并非好的想法,但要允许这些想法大量产生和探讨,才能发掘其中少量真知灼见,让它们生根开花结果。在相当数量的不同做事方法中,少数能够最终成为引领社会发展的做法,如果不能产生大量新思想、新做法(包括不完美的、甚至错误的思想和做法),也就不可能探索出新的道路。不提倡思想独立、鼓励夹着尾巴的文化,不利于我国出现大规模创造性的科学建树。
在太监化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以前,恐怕难以全民动脑筋发掘真知灼见、竞相努力做好事情,而大家不负责任也就难以使我国变成领先世界的国家。在无禁区的科学,我们中国都不先进。如果我们的人文社科、国家管理等领域禁止独立思考产生新思想、探索新道路,那么我们在这些方面的水平只能更低,甚至有做侏儒的可能。太监化者自然不介意大家成为侏儒,但负责任地为国家和民族长远着想而高瞻远瞩者,应该有规范地鼓励我国各个行业积极主动循序渐进,不断拓展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的前沿。
个人耻于太监化,社会摒弃太监化,国家警惕太监化,乃强国之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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