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曾著《货殖列传》，详述陶朱公“三致千金”、寡妇清“礼抗万乘”的传奇。但此后的历史典籍，在关于政治事件和帝王家谱的详尽记述中，明显缺乏那些西方文明中常见的商人阶层立业兴国的有力形象。宋明虽有过“资本主义萌芽”式的商品经济，但关于资本拥有者的社会影响力，却难得在正史中觅得踪迹。只有明清小说记述过那个时代的商人故事，往往还怀着满满的酸葡萄心理——故事的主角往往是商人妇，而非商人本身。

那么，商人阶层去哪了？这个本该野蛮生长、生气勃勃的阶层为什么会成为影子一般的存在、甚至被历史的言说者视而不见？一个民族最富有进取心的经济精英为什么只安于埋头赚钱，对政治不闻不问？实际上，在政治权力争夺作为历史主线的遮蔽下，商人阶层不是消失了，而是被“驯化”了——当一个阶层的主体性被取消之后，仍然还会执行其社会功能，但其形象必然变得模糊不清。长期下来，甚至连这个阶层存在与否，都是一个疑问。

所谓驯化，是一个长期形成条件反射的过程。这个过程首先要制造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使被驯化者（如马、牛、狗等）失去野外生存的机会和能力，必须要依赖驯化者才能生存，因而一直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在这样的环境中，不但马、羊、牛这样的食草动物可以被轻易驯化，就连狮子、老虎、狼等食肉动物，以及人类这样的杂食动物都有了驯化的可能。从罗马奴隶制到中国黑砖窑，人类历史也在不断验证着这一规律。

和物理环境的封闭不同，驯化商人阶层需要封闭的是其社会生存环境。即压抑商人阶层的独立性，贬低其社会地位，甚至使其沦入“贱民”行列，以降低其政治上的影响力，并割断其与其他阶层的精神联系。古代中国的商人社会地位极低。不但不得与官僚同起同坐，连穿的衣服、乘用的马匹都不得僭越；即使在平民之中，其社会地位也排名于“士农工商”四民之末；道德上更是经常被贬斥为奸诈之徒，“为商之人，心多巧枉，聚商之处，俗多淫靡”。

于是，千载之下，鄙视商人、重义轻利，成为中国最为悠久的文化传统。在这样的“仇富”氛围中，商人被从其他社会阶层中抽离出来、孤立出来，只能低调地存在。或者闷声发大财，或在发财后转型成为地主，并培养子弟读书做官，上升为农、士、官等阶层。而商人本身则成了一个过渡的身份。“重农抑商”成为古代社会最重要的统治原则——商人在失去独立地位、并被切断了与其他阶层联系的情况下，才有驯化的可能。

在社会环境封闭之后，还需要培养驯化所必须的条件反射。即让被驯化者接受听话就有食物、不听话就被惩罚的规则。由于惩罚的成本比奖励的成本要低，所以培育条件反射更经常使用惩罚的手段。《资治通鉴》曾记述武则天的一段往事：“太宗有马名师子骢，肥逸无能调驭者。朕为宫女侍侧，言于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须三物，一铁鞭，二铁楇，三匕首。铁鞭击之不服，则以楇楇其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太宗壮朕之志。”这段记述虽然出自武后本纪，而非太宗本纪，有武后自夸的嫌疑，却分明表现出权力阶层是如何将那些不听话的人变得听话的过程。

对于不听话的烈马，驯马人首先会用“铁鞭”击其肌肤，不惜流血。而让商人“出血”的方式就是以重税从商人身上剥夺财富，其间巧立名目，增加税赋，强迫商人捐献报效，目的都在于削弱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经济基础。“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而且奇妙的是，越是剥夺，越是听话。接受政府的驱使，向官家报效，成为中国商人阶层的条件反射。因鸦片战争赔款，清政府向晋商摊派捐输金额达白银200余万两；太平天国起义晋商捐银159万两。有山西人说：“吾省前后捐输已达五六次，数逾千万。”兴盛一时的山西票号此时衰落，因为“富民膏血已罄竭”——中国的经济精英真的是太听话了。

“铁楇楇其首”的驯化手段可以理解为对经济命脉的垄断。即国家介入经济事务，强收商人之利。并以国家垄断和市场准入来禁止未经政府批准的商业活动。如《商君书》建议统治者“使民无得粜，农无得籴，农无得籴，则窳惰之勉疾”，即禁止粮食交易；还要“废逆旅，则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不行”，即是取缔民间旅馆；至于汉武帝桑弘羊变法，将盐铁经营收归国有，更是形成“垄断天下之利源，以便其治”的国家垄断。这种官办垄断商业及市场准入限制是比税收更为严重的对私人商业机会的剥夺。在权力主导经济的格局中，经济精英只能成为政治精英的附庸。

不过，即使在重税盘剥和国家垄断之下，仍有少数商人会抓住机遇脱颖而出。这群经济精英中的精英，仍然是对权力体系的重大威胁。对于未被驯化的资本和资本拥有者，统治者往往毫不容情地予以打压。“匕首断其喉”，即对于上规模的民间经济进行定点清除。

明初的中国首富沈万三本想拿出部分家产捐给朱元璋的军队，却被朱元璋一句“天子的军队岂是你一个小小的贱民所能犒赏的？”而落得一个充军发配、家产没收的结局。清末十三行的伍秉鉴也是当时的中国首富，却因为要防止鸦片战争爆发而在中英之间游走，反被诬为汉奸。最后伍秉鉴黯然退出商界，十三行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炮火中灰飞烟灭。而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做错过什么。一直到十几年前，农民企业家孙大午想要在政治上发声，说了很多不恰当的话，却不巧因税收问题锒铛入狱，说明传统的余威犹在。

巨富沈万三

晚晴首富伍秉鉴

亿万富豪孙大午

武则天的驯马手段当然是简单粗暴的，但也是直接有效的。经过这铁鞭击其体（削弱其经济基础）、铁楇楇其首（垄断天下利源）和匕首断其喉（消灭阶层精英）三个步骤，没有哪个阶层还会不听话或不受控。

不过，驯化的核心不在于简单的控制，而是在控制的同时发挥其功能，为驯化者所用。没有利用价值的控制是没有意义的。只是把商人阶层打压致于消亡，并不是目的，且后果严重。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时期：1956年，75万民族资本家被改造成为“劳动者”，商人阶层从中国社会中整体消失。此后经济上连续出现问题：饥荒、文革、经济走到崩溃边缘。包括执政党在内的社会各阶层因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不得不取消对于商业的禁锢。这才有了1979年之后重振商品经济的改革。

社会主义改造

所以，驯化的难点和重点都在于，既要保证对商人阶层的控制，又要发挥其经济功能，让他们为统治者赚钱。最终完成这一步骤是在精神层面。人们通过商业活动往往会增长见识，扩宽眼界，并且有着独立人格的经济基础；商人还会动强调自愿、平等、自由、契约精神，对于专制统治来说更是致命的威胁。所以“驯化式教育”不是使人拥有某种知识观念，而是使人不得拥有某种知识观念。通过抽离真实的商业理想，被驯化者更容易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为了眼前的利益，不但不谈理想，甚至也不谈底线了。如此一来，终于达到了政治为他们设定的“奸商”角色。在赚钱的大目标下，作恶也变得自然起来——这段时间网民都在骂百度，但我们先要知道百度是怎么来的吧？

中国古代的专制统治者是深谙统治艺术（权术）的集团。和马克思一样，他们也敏感地意识到，对专制权力来说，最直接的威胁并非是知识分子的抱怨、贫农阶层的不满，而是来自这世上唯一可与权力分庭抗礼的力量——资本，尤其是未被“驯化”的资本。为此，中国的历代统治者没有像中世纪欧洲一样陷入反犹主义的渊薮而导致普遍贫穷，也未像路易十四一样采取重商主义国策而使第三等级坐大。他们的“驯化”策略，着重发挥商人的经济功能，同时极力压制其政治影响，使商人逐利的特性发挥到极致，却提不出政治上的任何主张。

为了赚钱，商人成为最理性的群体。不过理性往往导致妥协，理想才坚持要被实现。作为一个失去独立意识和理想，而陷入纯粹利益算计中的群体，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就足以解释商人阶层受奴役的命运。即集体行动的困境来源于成员的观望迁延，相互之间总想搭便车。因为如果所有的社会成员仅仅是为逐利而来，那么最理性的算计无非就是自己不行动而搭别人的便车。大家都是这样的想法，则任何变革都不可能发生。“在商言商”就意味着拒绝参与公共事务，没有政治理想。所以，出于趋利本性，商人阶层每每在重大历史关头屈从强权，不做应有的反抗；有时臣服于意识形态建构的伟人脚下，放弃了自我；甚至用政治来排挤和打击国内外的竞争对手，自己主动投靠而成为政治上的帮忙、帮闲，当然，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做帮凶。

当商人阶层失去理想和独立的阶层意识，只能听凭趋利本性和利益驱动时，他们仍然在不断地积累财富。只是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其实是在为统治阶层积累财富而已。他们是财富的创造者、保管者，但却不是财富的拥有者。所以，千载之下，产权制度仍不明晰。破家县令、强制拆迁、公私合营等等手段，可以随时化私为公，让商人一生积累的财富一夜之间换了主人。吴晓波著《大败局》，历数健力宝、华晨等现代民营企业的悲剧命运，无不是成功于市场却输给了政治。这些企业家有的英年早逝，有的流亡海外，经济精英的结局令人悚然心惊。

事实上，中国人的商业基因并不输于荷兰、犹太这些传统的商业民族。在历史上，只要商业环境稍有宽松，中国的商人阶层就会迅速崛起，甚至成长为参天大树。但悲哀的是，这个阶层被驯化得如此彻底，以至于不但阶层形象模糊不清，甚至其命运也完全附着于政治的成败，而没有自己独立的命运。唐、宋两朝贸易通达，商业路线图一度横跨三洲两洋，却终于无法转化为政治和军事力量，伴随着王朝覆灭而消失无踪；明清时期曾控制西太平洋贸易的东南海商集团，并未失败于西方殖民者的竞争，而是消亡于两朝闭关锁国的国策；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中，民族资本家甚至“敲锣打鼓欢迎公私合营”，主动交出自己的财产，恨不得放弃自己商人的身份。这些都是商业成就毁于政治变动的明证。

西方商人阶层能够摆脱被控制和被驯化的命运，一个关键的时间点是新教改革。新教伦理下，商业活动成为彰显上帝光荣的信仰活动本身，同时期重商主义潮流也推动商人阶层成为第三等级的领袖。此后才出现了通用、IBM等企业被当时的人们称为“伟大的公司”。谷歌在昨天（5月12日）宣布在全球范围内禁止发薪日贷款（Payday Loan）的广告，为了这个疑似小额高利贷的项目，谷歌放弃的是数亿美元的收入。与此同时，百度的理财广告却全面沦陷：和在医疗领域一样，百度的金融关键词也陷入竞价排名的恶性漩涡。要说谷歌和百度的区别，不仅是仰望星空和仰望钱堆的区别，还是自由人和被驯化的奴隶之间的区别。

中国商人阶层也曾意识到自身的独立地位。那是在19世纪末，民族主义由西方传入中国之时。和许多殖民地一样，国家危亡所激发出来的传统家国情怀和现代民族国家的理念相结合，成为包括商人阶层在内的许多中国人的信仰。“实业报国”的理想使得商人阶层在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独立行动的能力。康有为变法、孙中山革命，都得到过华侨商人的资助；蒋介石统一中国，背后江浙财团的作用尽人皆知。出于“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信念，中国的经济精英也曾经短暂地影响政治进程，走上历史的前台。

突破政治上的驯化，成为独立的阶层，必须依靠一个阶层内在的理想。而唯有超越世俗利益的具体算计，才有可能形成集体意识和集体行动。未来是一种选择，还是一种命运？问题的答案就取决于这个群体能否使自己的人生从利益和情感的驱动，上升为信念和道义的驱动，并意识到自己正是自己选择的产物。这才是摆脱“驯化”命运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