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年那会，八国联军杀入北京。德军统帅瓦德西（Alfred Graf von Waldersee）由于人生地不熟，让京城名妓赛金花，代他采购军需物品。赛金花于是照办了。

这个“商机”，像长了翅膀似的，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有不少胆子大的中国供货商，开始通过赛金花，向德军供货。

咱这些供货商鬼得很，他们知道：洋人不熟悉中国物价。于是，他们纷纷哄抬价格。例如：一个鸡蛋，要喊高几十倍的价钱、卖给德军。不少中国商人通过这一段时间的“资敌”买卖，发了一大笔的“国难财”。

亡国在即。发一笔国难财。拥有这种想法的人，不但在民间有，在清军中也有。冯玉祥在《我的生活》里，记下了这样一个故事：

清兵奉命抗击八国联军，不支，从北京城向保定方向溃逃。

其中，清军 “武卫右军”的官兵，在溃逃的过程中，看见一个富贵少妇戴着两个金镯子，于是喝令她交出来，那女子性格倔强、不肯交出。清兵大怒，抽出刀来，将俩金镯子连同女的手臂一起，整个给卸了下来。

不料，这两个血淋淋的金镯子，引起了身边“战友”的眼红。于是，十分荒唐的一幕发生了：军中因为这两个抢得的金镯子，发生了火拼，你抢我，我抢你，一场混战之后，死伤枕藉。两个金镯子，害了整整一个连的兵。

国土沦陷，对有些人是坏事，可是对另一些人，则是机遇。庚子年战乱，俄国军队趁机杀进中国东三省，清军不敌，东三省的清政府衙门，纷纷关门打烊，这时候，东北大地，出现了治安真空。

草莽英雄张作霖，瞅紧机会了：衙门没了，我来保境安民！

于是，张作霖招兵买马，然后沿着各个村子，挨家挨户，干什么？收取“保护费”：现在衙门不是没了吗？咱东北不是土匪多吗？没问题！有我张作霖保你！你只要交了“保护费”，我张作霖保你平安！

这张作霖呀，就是这样起家的。

当年，发国难财的有许多人，张作霖这一笔，发得还真有点人模狗样的。

在亡国之际，不但有些老百姓、土匪、丘八忙着发国难财，就是在满清贵族的圈子里，也有不少人在纸醉金迷。曹汝霖在其《一生之回忆》里面，记载了光绪皇帝的弟弟载洵的一件往事。

辛亥年伊始，载洵当上了“海军大臣”。当年的海军大臣，一项重要工作，是到欧洲采购军舰。载洵的做法常常是：产品还没看、价钱还没谈，首先向洋鬼子伸手，索要回扣。

洋鬼子的社会有新闻自由，记者多，触角广，嘴巴大咧咧，才不给你载洵面子。这个腐败丑闻，很快就在国际媒体上曝光。载洵因此，闻名中外。

亡国在即，掌权者还在疯狂敛财。所谓日落黄昏，大概就是这个景象了。

果不其然，不出一年时间，大清王朝就轰然倒台了。

武昌起义一声枪响，与北京近在咫尺的滦州，清兵也造反了。北京的满清王公大臣们，顿时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此前吃、拿、卡、要积累的横财，这下要亡国了，这钱，要往哪儿放呢？

这群满清贵族们还有一丝理智：往英国人的银行里放！为啥？英国人信得过。至少，他们当年是这样想的。

于是，这些满清王公们纷纷将自己的巨额钱财，存到英资“汇丰银行”北京分行。

这外资银行哪，见到存款量突然剧增，现金供过于求，于是宣布：“不但不支付利息，而且还要收取存款服务费。”这群走投无路的满清王公们，连忙说：“我交！我交！多少我都交！”

可是，尽管英国人“信得过”，这群王公们忘了以下这一点：人家汇丰银行虽然是英资企业，可是里面的所谓“理财经理”，华人可多的是。

结果，某些华人“理财经理”趁此乱世，动了歪念，他们欺负那些满清王公大臣不懂得洋行手续，私自收受了钱款，以个人名义出具了《收条》，然后呢，携款潜逃！

许多受骗的王公大臣，后来只好找汇丰银行的洋人行长讨债。洋人行长却推搪说：“我可没有收你钱呀！”于是，钱就这样打了水漂了。

国难财，你能发，别人也能发，不能只许你发，不许别人发。都是中国人嘛，咱有财一起发。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达官贵人们学精了：要存汇丰银行，干脆就存到香港去，那样最保险！

蒋介石的机要秘书唐纵，在《唐纵日记》1939年11月11日这一天，记下了这样一件鲜为人知的往事：

香港《大公报》经调查之后披露：“中国要人”存到香港银行里的钱，一亿元以上的，有三人；一千万元以上者，有三十人；一百万元以上者，有五百人。这部分“中国要人”的存款加起来，足以供中国军队抗日整整一年之用。

那么，这批“中国要人”是谁？唐纵显然不敢在日记里写明，以免惹祸上身。

这个故事，让我联想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当年那些农村娃子出身的抗日将士们，在前方抛头颅、洒热血、与日本鬼子拼死厮杀。而在重庆呐喊“焦土抗战”的“党国要人”们，却将自己富可敌国的财富、存到千里之外的香港外资银行、以备将来有一天中国亡了、好提取这笔钱财、到国外养老去。

喜欢看横店抗日神剧的中国青年，没想到咱的抗战，还有这一幕吧？

上梁不正下梁歪。国难当头，在中国的广大农村，不少的地主老财们，仍然是优先维护自己的身家，我管你打日本还是打谁，城头变幻大王旗，你不找上门，我的钱也还是我的。

这不，《杨成武回忆录》记录了他艰难筹款抗战的一则往事：

抗战期间。河北某地。八路军杨成武设宴，邀请当地的地主老财们吃饭。

这地主老财啊，多少都见过些世面，知道这部队长官找上门来，基本上没啥好事，一般来讲啊，是退财的居多。

于是，老财们为了自保，在饭桌上纷纷指证席间的大财主王莆，对杨成武说：“这王财主最有钱！这王财主最有善心！”

在众人的指证之下，王莆财主知道自己无处可逃，于是只好硬着头皮站起来、假装慷慨陈词：支持抗战，认捐五万元！其他的小财主见状，松了一口气，各自掏了些出来，意思意思就算了。

这些财主们也许相信：日本皇军不会抢他们的钱财。这个姑且不论，但是，一片国土沦陷，首先四出抢劫的，往往不是侵略军，而是当地的土匪。

陶恒生在他所著的《高陶事件始末》里面，回忆了他所目击的香港沦陷的丑陋一幕。

1941年12月8日，在日军的猛烈进攻之下，英军从香港撤退。在日军入城之前，香港陷入了半日的治安真空。在这个真空期内，香港的土匪乘机出动，他们对全市的商店和有钱人，展开了疯狂的抢劫，而不少有钱人又不甘心被抢、他们奋起反抗，于是，一时间，香港变成了民匪互相残杀的人间地狱，尸横遍地。

土匪当然不知亡国恨。

广州沦陷之后，日军扶持下的伪政府，贪官污吏一如沦陷之前一样，继续醉生梦死。当年的广东省禁烟局缉私队队员许耀震，在《广州文史资料第43辑》，写下了如下的一则回忆：

1943年，沦陷时期。许耀震到广州市解放中路“纪纲街”某户，查缉私烟。不料，广东省财政厅秘书长卫某，突然从此户内冲了出来，大声喝道：“你查什么查呀？老子我抽的烟，正是你们禁烟局的领导送我的！”

许耀震这才知道：黑幕重重，此地不宜久留，于是，拔腿就逃。

国土沦陷，禁烟机构仍然在利用手上的职权，发国难财。

当然，私贩鸦片的，还不算是最黑，更黑的事情，发生在围困时期的长春。《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收录了这样一个故事：

1948年5月开始，长春城被围。城内爆发了饥荒。在饥荒中，有人看到了“商机”。这人将路边的儿童诱骗到自己家里来，杀死，煮熟。次日，他将这些儿童香喷喷的肉，端到街上来叫卖。这个人一共杀死了11名儿童，后来因为有一个儿童逃了出来报警而案发。于是，警察将他逮捕，审讯之后，立即枪决，并张贴了《布告》，以儆效尤。

当时已经是国共内战的时候。国民党军队也丝毫不知亡国的危险，持续腐败。在史料《吴国祯口述回忆录》里，上海市长吴国祯，讲述了以下的一些事情：

有一次，国民党军队将领汤恩伯，找吴国祯哭诉，说自己的部队没有汽油了，很困难。吴国祯于是给汤恩伯想办法、弄了一批汽油给他。不出一会儿，部下就来向吴国祯市长报告：“汤恩伯将刚刚领到的汽油、在上海的黑市上抛售牟利了。”

还有一次，汤恩伯索要军饷，吴国祯派人到汤恩伯军中清点人数，事后得知：汤恩伯临时找了些和尚过来、套上军装、冒充士兵。汤恩伯这样做，无非是为了滥竽充数、向吴国祯多要一些军饷，动机应该是清晰的：中饱私囊。

不但如此，吴国祯还曾经亲眼目睹：国民政府给国军士兵发工资的钱，从上海一箱一箱地运上船，船只是象征性地在海上转了个圈，又运回上海来了。国军将领们将这些钱取出来、在上海炒货，把上海的物价，都给炒上去了。

不但国军将领这样做，就是孔祥熙的公子孔令侃，也参与了这场“淘金热”。

在亡国之际，国民党军政界的权贵，还在忙着发财。结果，从上海开始，中华民国的金融秩序陷入巨大的混乱，国民经济迅速崩溃，民心大失，国民党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被彻底压垮。

有些事情，往往要在亡国之后，才能明白过来。

《湖南文史》第46辑，收录了这样一个故事：蒋介石败退到台湾岛之后，命令部下统计撤退来台的国军官兵的总数。下面报上来，是80多万。

蒋介石看到这个数字，惊呼道：“有那么多吗？”于是，他让心腹宋达去核查。3个月后，宋达终于核查清楚了：真实数字是55万人。之前各部队的长官，虚报了25万人。

为何要虚报士兵人数呢？因为长官们要贪污 “空饷”。可见，当时国民党军队的“空饷率”，竟然可以高达45％ 也就是说：当年的国民党部队，在纸面上每八个士兵，就有三个是假的：查无此人。

商女不知亡国恨。亡国不要紧，只要银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