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0月5日，北京，骆家辉参观长城。MIKE FIALA / 东方IC供图。）

众所周知，骆家辉在上任驻华大使之前，就因在西雅图机场用优惠券买咖啡的照片，在中国网络上激起波澜，其后又有因防差旅费超标而不住五星级酒店、长城上举家排队坐缆车等“谦卑”举动，从而博得中国民众好感。然而“名满天下”之后，“谤亦随之”，“作秀”甚至“别有用心”“糖衣炮弹”之说又滚滚而来，当然也毫不意外的是，主要来自官媒的这些指责很快又被网民树为新的嘲讽标靶。

有网友说骆家辉的辞职让他们想起1949年8月毛泽东的名文《别了，司徒雷登》，更有媒体评论以此为标题。此一联想或许有些心理学道理，司徒雷登是个出生在中国、熟悉中国文化的美国人，而骆家辉虽不生于美国，却有华人的肤色和面孔。在《别了》一文的描述中，司徒雷登似乎有迷惑中国民众尤其是“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个人主义者”的意图，而对骆家辉看不顺眼的人也觉得他是个“穿着羊皮的狼”。

然而时势不同。1940年代，正值共产主义在全球狂飙突进，不独中国如此，而美国一则在对华政策上力不从心，二则战后初期民主资本主义模式的整体合理性也受质疑，中国亦敢于与美决裂，甚至在决裂时带着一种道德优越感。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在当今的后“冷战”时代，当年蒸蒸日上的意识形态如今节节败退。所以也无怪乎今日的《别了》无复当年咄咄逼人的气势，没有底气喊出“你们所设想的美国的仁义道德，已被艾奇逊一扫而空”这样的句子，而只能是做向隅哀怨之态了。

其实骆家辉的种种“平民化”举动不过是选举制政治生态下一名民选官员的常态。在这种生态中，一个政治家越是表现得“我和你们一样”，就越有政治前途，而傲慢、冷漠、炫富等行为都是政治上的取死之道。而中国不少官员无须“媚民”只需“媚上”，行为方式不同的原因是激励机制不同，而非思想境界不同，这和所谓的“美式价值观”也没有多大关系。

西方官员的这些行为里边是否也有些“作秀”成分？不可谓无，尤其是在选战时期，但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会表现得毫无雕琢痕迹。而且观骆家辉种种所谓“作秀”之举，也并无太多违反常情、沽名钓誉之处，放在一个金发碧眼的白人官员身上也许司空见惯，无足为怪，只不过是在一个特别的环境里，一点点萤火之光都显得很稀罕、很宝贵了。

对骆家辉的指责不过反映了一些人的心虚，“疑心生暗鬼”。有受害妄想症者眼中的他人全是威胁，自卑者把他人的礼貌对待也会视为傲慢。

近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增长，重回国际舞台中央而且分量越来越重，然而在对外交往中却往往缺乏底蕴。中外之间、中国政府与民众之间存在双重隔膜，再加上一些媒体为邀宠故意生事，使得外交场上演种种闹剧，当年中国某些媒体抨击骆家辉事件就是一例，广为外媒报道，徒惹外人笑声，中国的“软实力”也在不知不觉间耗损。

许多时候，中外之间的误解基于文化及思维差异，如接见外宾时为了显示“威仪”而弄得礼节浩大，不免令来访者有觐见天朝上国之感，又如为了展示“所取得的成就”而搞一个盛大的开幕式，在外人眼中却往往透出俗艳炫耀的味道，于是外人有时说中国“咄咄逼人”，中国却显得很委屈。

中国需要以更符合国际社会的思维习惯、因而也能更准确地表达自身原本意图的方式与世界沟通，至少是要减少像“骆家辉争议”这样的国际笑话。另一方面，国内不少媒体、民众对国际事务的理解也常贫乏、失当。如国内媒体常常强调骆家辉有华裔血统但会维护美国利益，这在笔者看来毫无必要，因为一位大使当然要以捍卫本国利益为己任，甚至为此不惜一切代价，这是其政治角色本身所决定的，这是基本的常识。当然，只有政府和媒体成熟，外交方面的公共理性才会进步。

一个外国大使的生活方式能成为一国舆论焦点话题，无疑是“平民政治文化”对“官文化”的一种冲击。这种强调政治家与民众“打成一片”的文化有其民主制基础，但也是在上世纪70年代电视等大众媒体出现之后蔚然成风的。在摄像头无处不在的时代，一张图抵过千言万语，一张奥巴马和矿工共坐喝啤酒的照片也许就能转化为不少的选票，1988年美国民主党候选人杜卡基斯一张坐在坦克里的照片，因为与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同场景照片对比之下显得有些“猥琐”，毁了杜卡基斯的选战。因此政治家对公共场合的言行举止的注意逐渐成为一种习惯。

当然这个风气发展到极致也有其弊端，例如可以发现，在当今的西方选举中获胜的大多是有一定表演才能的人，学识和执政才能所占的分量下降。假设坐着轮椅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今天参加竞选，就要付出远超常人的努力，甚至根本没有希望。因为更重形式而不重实质，这也造成当今西方政坛左右各派的政纲趋同，特色消失，更喜欢安抚选民而不敢进行得罪人的结构性改革，如在本次金融危机中表现的那样。这个模式未来会不会遭遇更大危机尚不可测，然而那终究不过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中国人更需要操心的是自己的的不同性质的问题。

很多观察家已经注意到了骆家辉在中国激起的影响其实是反映了美国强大的“软实力”，呼吁中国从中寻求一定的启示。不过“软实力”之所以是“实力”，就是因为它通常是固有的而非有意而为。而一国“软实力”的效果是它会促使人们自发认同其其他方面的政策，尤其是外交政策，这个效果我们在中国的网络上已经可以观察到了，当然这种认同也可能纯粹只是基于一种“倾慕”的情感。

控制型社会中领导人和官员的权威建立于对其“与众不同”的神化，如那些“英明”“伟大”的说辞，而一旦官员的一举一动开始暴露在聚光灯之下，这种神化的魅影就逐渐被打破了，旧的统治方式就逐渐瓦解。骆家辉争议只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现象，其本身并没有那么重要。我们需要告别的不是骆家辉，而是一种把领导人和官员特殊化、拔高化、神秘化的体制和思维方式，这是走出蒙昧的必由之路。网民或许以为在网上的嘲讽中已经消解了这种思维，但在现实中它仍存在人们的血液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