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体制内外，当权力和财富分别成为对个人“价值”的唯一评价标准，这个社会当然不可避免的会陷入到一种莫名的焦躁之中。

这个标准在人们互相攻击时往往表现的淋漓尽致。

公司没迁址的时候，我每天挤八通线上班，我曾经细心总结过，一般来说最多三天，我就能在铁皮箱子中听见其他两枚肉馅的争吵，原因不外乎拥挤、踩脚、扯头发，以及一声愤怒又娇羞的嗔怒：变态，你顶我屁股干嘛？说这话的大多数时候是女生，以及偶尔的男生。

如果无心的肇事者是个有修养的人，一句道歉多半可以了事。但大家都是挣扎着刚起床，体内淤积的怒气正处于无处发泄的状态，再加上本身有不少人每天是以看羊驼的心情去上班的，所以如果你想感受CBD白领职业性微笑的另一面，早高峰的国贸站是个不错的选择。

这种因为拥挤而导致的口角，已经被我总结出了固定套路，一个屡试不爽且极具杀伤力的套路是这样的：

甲：你挤啥啊挤啥啊？

乙：我又不是故意的，你叫唤啥啊！

甲：你他妈有病吧？你不会扶着点吗？

乙：坐地铁还怕挤，怕挤你打车去啊？一个穷逼，叫唤什么啊……

一般来说，战况这时已经从一场口角升级为对个人社会地位的鄙夷和讥讽，重要的是，这种霸道强硬的标准正被当今社会所普遍认可，如果对方是个男人，“穷逼”这个称呼的杀伤力远胜于任何一个夹杂着生殖器的动词。

我就无数次亲临男同胞在对方祭起这个杀手锏之后，欲言又止的尴尬现场。

公司迁址之后，我改成每天开车上班，在一个相对的封闭独立的小空间里，我丧失了许多围观撕逼现场的乐趣，但在机动车道上，依然能够经常遇到同样尴尬的现场，最近一次遭遇阶级碾压和讥讽的故事来自于三天前。

你知道的，在早高峰的路上，总有一些着急上坟的司机，喜欢在左转道上强行并线加塞到直行车道，家里坟头上那点聪明劲儿都不够他用的，我无数次差点撞上这种连转向都不打直接掰方向盘的马路杀手。

这次，又遇上了，一辆白色奔驰老款C系，不顾正常排队的一众直行车，窜到左转道最前面，开始往右面的直行车道蹭，眼瞅着要蹭进来了，但我的前车边轰油门边按喇叭，又把它逼停了，很不巧，这辆C系今天选错了加塞的时机。

我前面是辆揽胜，想来车主是个暴脾气，他将车稍停在C系旁边，揽胜车主伸出头来很大声地骂了一句：开个破逼车，瞎你妈逼挤什么挤？

C系司机不可能没听见，因为他开着窗户，但他一改之前急躁的加塞作风，潇洒地直视风挡玻璃，权当没有听见揽胜车主的辱骂。

虽然我也觉得解气，但毕竟骂人很不好。重要的是，我十分惆怅地觉得，如果奔驰车主开的是一辆S而不是C系，揽胜车主也许依然会鸣笛轰油门，但大抵不会降下车窗骂一句这么难听的话吧？

（二）

中产者的焦虑永远是社会舆论津津乐道的一个永恒话题。

过去已逝，未来未来。中产阶层很像一个疲惫的中年男人，既丧失了年轻人多彩的梦境，又不甘于老同志安稳不争的态度，像一只误入歧途的驴子，拼命奔跑，不知道前方为何方，但又时刻恐惧于背后紧跟着的饿狼。

我个人以为：笼罩在中国中产阶级头上的焦虑气氛，更多的来源于群体性的安全感缺失。

无论是雷洋的死亡，还是清华码农在马桶上的猝死，亦或者春雨医生创始人张锐先生的突然离世，这一切都在赤裸裸地提醒中产者一个残酷事实：

在你有限的生命中，如果你没有被生活的闪电劈中而一夜暴富，那么，你和你的家庭随时面临着随时被“打回原形”的可能，而这种不确定性必然带来巨大的焦虑情绪。中产者的宿命即是中产者的尴尬，一方面他们不甘于现状，另一方面他们又深知自己这辈子几乎不可能凭借自身能力再一次逆转，成为权贵阶层。他们的焦虑来源于对跌穿中产阶层的恐惧，还来源于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跻身上层的虚妄幻想。

雷洋案发生之后，我一个人大的朋友和我说：她感到一种巨大的恐惧，她同样害怕，自己小心呵护的那些生活中最珍视的东西，很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被你所不能预知的力量碾为齑粉，这力量强大的不由分说且很可能最后连你的名字都轻松抹去。

北京这一轮房价快速上涨的时候，一个今年初准备在北京买房的朋友，不得不大幅降低了原本的购房计划，将目标从4环外换成了5环外，他和我说：你不可能不焦虑，这个时代变化的太快，有时候，你只错过了一班车，然后就永远地被甩在了后面，更何况，你总会有拼不动的那一天……他和我说，“我都不敢想自己退休的生活会是个什么样”。

在巨大的不安全感中，任何一个中产者的悲惨遭遇，都会瞬间发酵成群体性共鸣，中国的“中产阶级”不断从个体的灾难镜像的映射中，照见自己的瑟瑟发抖，不得已转身和同类抱团取暖，以刷屏级的焦虑感蔓延姿态，希望争取一些社会关注度和话语权。

对于中产者而言，虽然他们口口声声地吐糟着这社会的阶级固化越来越严重，但其实他们知道，阶级固化对中产者是个虚幻而易碎的伪命题——中产向上的确很难，但从中产沦为低产乃至无产者，往往只一夜之间。

而即便自己安稳顺利地进入老年，那么现有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显然无法给予中产者退休前的生活品质保障，所以，中产者实际上面临着“手停口就停”的尴尬，一旦按下一个中产者的“收工键”，那么，没有获得财富自由的中产者必将面临生活品质的巨大滑坡。

（三）

所以，你就能知道，为什么那条“年收入12万元以上的个人在中国被归类为高收入群体，或将被加税”的消息，为什么可以激起那么大的社会反响。

坦白讲，那天我从同事口中隐约听说“年收入超12万的个人要加税”的这个消息的时候，想着工资条上每个月几千块钱的个人所得税，我也吓的又紧了一下裤腰带，娘希匹，个税都这么高了，还想怎么涨啊？

幸好，加税的说辞在当天晚些时候，就被“辟谣”，我感觉我的整个朋友圈都松了一口气。

中产十分恐惧自己辛苦积累的财富被“收割”。而至少在一部分人的脑子里，至今依然固执地认为：为了防止中产们“搞事情”，就一定要用各种手段去收割中产者的财富，让他们跌落阶层，但又不至于陷入吃不上饭的境地。

多年前，我就在一个封闭的论坛上，听一个典型的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思想的拥护者，阐述过“警惕中产阶级”的观点。他认为，庞大的中产是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之一，因为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中产者在吃好穿好之后，群体需求就会上升到试图影响公共决策，就会试图索取自由、平等、公平以及公正等更高层次的社会诉求。

但这些东西，怎么能随便提供呢？

当时，我和我的一位同事一同去参的会。听完这些，我的那位同事一脸的五官扭曲，觉得自己从一个论坛上，不小心就洞悉了这个社会运行的隐秘逻辑。

他问我怎么看中产阶层“搞事情”这件事？

我说，你快别扯犊子了，想想房贷，想想孩子的教育，再想想父母的医疗费，谁他妈还有心思考什么自由平等啊，中国的中产阶级是最稳定的社会群体，中产阶层是全社会最害怕社会动荡的群体，中产者是中国社会最保守的阶层。坦白讲，大部分中产者的勇气，远远逊于北京西站周围那些流浪街头的上访者。

只有低收入阶层以及真正的赤贫者，才会在内心深处渴望所谓的“大革命”，希望藉此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用一种鲜血淋漓的野蛮方式实现人生的大逆转。而权贵阶层又不惧怕大动荡，因为他们的财富和资源，足够在动荡的年代为他们提供人身安全，当年抗战最激烈的时候，四大家族的小姐太太们依然可以潇洒地在家里喝着咖啡看战报。

无畏只会发生在两类人身上：无知者无畏，以及无产者无畏。

能够保持现在的生活水准岁月静好的过下去，是中产者最大的愿望。所以，不要相信任何人鼓吹的警惕中产阶层言论，国家和社会应该最大程度地提升中产者的数量，毕竟：

中产阶层是这个世界上最爱好和平，哦不对，是最爱好和谐的一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