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创新比物质意义上的创新更重要

《大国崛起》是一部以世界性大国的强国历史为题材摄制的大型电视纪录片，记录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美国九个世界级大国相继崛起的过程，并总结大国崛起的规律。片中讲述欧洲的制度是如何发展起来、新的Modern State（现代国家）是如何产生的。近代历史，基本上是西欧创造了Modern Nation State（现代民族国家），并把它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形式。无论是国家大小、经济强弱，这种制度形式战胜了其他一切因素。比如，1840年清王朝的人口规模大、国土面积大，英国仅是西欧的一部分，却将地大物博的大清帝国打败了。同样，尽管印度的国土面积不小，但也成为了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人口不多的英国统治了人口大国印度。由此看出，制度创新确实远远比那些物质意义上的创新要重要的多。

从中国历史本身也可以看出制度创新的重要性。中国历史上的制度创新出现在秦汉时期，秦汉帝国在当时世界上最为强盛。它将战国时期的封建主义专制制度、周朝分散的制度转为大秦帝国的中央集权制，这就是制度创新，是一种中央集权制度的创新。政治学家福山曾将中国的秦汉帝国称为Modern State（现代国家），这一点我是赞同的。

中国的唐宋时期，同样也属于制度创新的崛起时期。这里所说的制度不仅仅是对秦汉时期制度的改进，它更加包含概念的创新：唐朝的开放就是一种体制创新，其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十分活跃；唐朝时期，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作了进一步完善，人才备受重视，唯才是用。

拥有创新精神的制度才有生命力

从正面来看，制度决定了一切；而从负面来看，再好的制度，如果不进行改革就会慢慢衰落。如果不能更新、不能改革，再强大的国家也会走下坡路。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各个朝代都是如此，由最初的制度创新慢慢爬升，然后逐渐僵化、保守，最后江河日下，走到一定程度之后，再如何挽救也无济于事。世界上其他国家也一样，西方国家就是在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以促进国家的发展与稳定。以前，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力量很大，各个政党之间能达成共识；现在中产阶级规模逐渐变小，共识政治逐渐消失， Democracy（民主）就变成政治学家福山所说的“互相否决”制度了。

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的，所以拥有创新精神的制度才有生命力。这也是中国古代传统经典《易经》中的总体含义，即什么东西都在变，只有变是不变的。制度就是要在与时俱进和创新中强大起来。

通过新制度的产生让国家崛起，是从内部来说的。相比西班牙、荷兰、葡萄牙等其他欧洲国家，包括后来居上的美国，英国的殖民地制度，也是相当成功的。不管怎样，英国的崛起首先是源于国内制度的崛起，外部崛起只是内部制度崛起的延伸和外延。如果内部制度没有建立好，就是失败的。比如，前苏联早期发展是很好的，不过到后来，无论是人口、疆域等都堪称大国的苏联，由于制度不调整、模式僵化，一下子遭受了解体的命运。美苏冷战时期的对抗，大部分人认为是美国的实力强大战胜了苏联。但深究为什么美国能够扳倒当时苏联这个超级大国，我觉得，要归因于苏联内部制度的瓦解。从很多方面来讲，“内忧外患”是非常有道理的，什么样的内忧才是最大的内忧？那就是制度缺乏创新、停滞不前，不能与时俱进，不能适合时代需要，这才是大国真正的内忧。

　　中国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全面推进以法治为中心的经济、社会制度建设，再逐步走向富强民主。一个国家真正的崛起就是制度创新，制度创新背后又需要一种新的文化。政治策略的突破创新必然能够体现一个国家走向繁荣发展的轨迹。中国在推进依法治国方略时做的大刀阔斧的改革，就有助于中国全球大国战略的稳步迈进。

中国有责任让西方了解中国政治制度

现在有很多人说国外不了解中国，其实让西方了解中国政治制度的第一步，就是要让他们理解中国。现在有点悲观的看法是，中国一些人和媒体对于西方的东西照搬照抄，原创的东西不多，他们对其他国家原创性的东西无法解释，对于自己的文化不能自圆其说，也就不能让他人接受。

中国一定要将自己的社会研究透彻，包括执政党、社会、体制，等等，从而建立一套新的知识体系，而制度背后本身就有一套知识体系；创造一种既能解释自己，又能让其他人知道并理解的知识体系，这就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像西方国家，从最初的传教士，到后来文化帝国主义，即使花了很多精力，但也不能让旁人彻底了解西方国家。同样的，要想让西方了解中国、理解中国，就要解释好、解读好中国，不能用西方的概念来解释中国。

baidu语　　louyg1：宋时，王安石开启变革，这可是所谓的最大的制度创新了，他是进行了翻天覆地的制度变革。但他犯的错误就是迷信制度而忽视人心与社会道德。明末，在经历朝庭腐败，高官弄权，人心思变的情况下，张居正开始他的变革，当然他的变革就没有王安石的动作大，具体归纳为八个字"德主刑辅，德刑兼治"，可以点说，德是指社会，人心约束，刑才指制度。按道理，张居正幼时就是神童，应该相信个人能力，应该会认为他编治一套好的制度就可以很好治理天下，但明显他不迷信制度，他认为人心更重要，领导团队的团结凝聚力更重要。当然大家知道，张居正的成功最终并不是他提出了多么伟大的制度，而是他最大限度的稳定政局利用社会合力进行了改革。
时间转到清未，这时也是制度大创新引入时期，不管是清末的被动改革还是袁世凯的复辟，民国革命，蒋介石政权的执政，甚或解放后运动式制度变化革新，可以说近代史从不缺制度创新动力。那么这些变革真得就带来大国崛起吗?我想未必。一直到七，八十年代后，国家终于意识到改革不全是制度的问题，还牵设社会，人心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后，我们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但遗留给我们的问题全是社会，人心上的问题，并不真是制度上的问题。相反问题出在我们总依赖制度，动不动就去出制度，结果旧制度的惯性还在，新制度又上来了。结果看上去就是制度的问题，所以现在国家干脆简政放权，实质上我想也是发现了这个弊病。
作为新加坡来说，新加坡的崛起真的是制度带来的吗?未必，其实新加坡的成功就个特殊的环境，就是自然资源受限，又遭遇印尼将之分离出去，似乎陷入困境，但相反这时社会也好，人心也好他相反形成合力。在改革的过程中，并没听说过新加坡有什么了不起的制度创新，甚至在法治上他还在开倒车，还在使用鞭刑之类的逆人类社会发展潮流的制度。他当时的社会治理手法很多都相当生硬，根本谈不上什么制度创新。但他刚好符合了明末时张居正所提的国家治理理念"德主刑辅，德刑兼治"。这句话的重点在于德为主，刑为辅，他的内涵在于实质上以现代来说"德""是指民主性的社会治理手法，"刑"才是制度。他确实也很重要，但他不是社会治理的最核心主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