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邵逸夫是出了名的“小气”。

一次拍戏时，剧务向邵逸夫申请20元餐费去买100个生煎馒头，结果邵逸夫没批，因为公司内部食堂的馒头才一毛钱一个。

生意场上极其“吝啬”的邵逸夫，在做教育慈善时，却一掷千金。

1986年，邵逸夫一次性捐助一亿元，给香港中文大学兴建第四所书院，这已是他第二次以巨款捐助该大学。

当时，记者就此事采访邵逸夫时，邵逸夫说：“讲到培育人才，最紧要的就是要快。香港的人口越来越多，学位有限，后生们求学不易。所以去年我到中文大学时，马临校长告诉我校园内有地，打算建第四学院，可惜没筹到钱。我回去后，同大家商量了一下，一个星期后就告知马临校长，我捐一个亿！你看，再过几日，中文大学第四学院就要动工了，明年春季落成。第一批600个学生可以入学，你说我有多欢喜呢。”

有人说，邵逸夫的行为，与他三哥的去世有关。

1985年，邵逸夫的三哥邵山客在新加坡病逝，享年88岁。邵山客作为当地富商，很少支持公益慈善事业，病逝之后，空留下巨额财富。从此，邵逸夫开始萌发捐钱办学及提高医疗水平的念头。

但事实上，早在1958年，邵逸夫和邵山客，就在他们艰苦创业的地方——新加坡，成立了邵氏基金会。当时，基金会每年都要给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教育、医疗机构捐赠款项。

邵逸夫到香港创业之后，又于1973年，在香港创立了“香港邵氏基金会”，致力于促进社会福利事业的建设。同年，邵逸夫以“校董”的身份，给香港“苏浙公学”捐款50万元港币，资助该校新建一座图书馆。

作为一名商人，也许邵逸夫倾心于慈善事业，最初只是为了散财聚德，但随着时光流逝，邵逸夫越发把教育慈善当成事业来经营。他在多个场合表示：“中国很穷，需要很多金钱来办学校发展教育。”

邵逸夫开始把目光瞄向内地的教育事业。上世纪80年代，我国教育事业处于恢复状态，师资力量极为匮乏。邵逸夫做了详细的调查，并通过有关部门进行多方了解后，最后决定花大力气捐赠师范大学，以培养内地师资力量。邵逸夫说：“主要多捐给华东、华北、华中、西南、西北的师范大学，帮助他们多培养师资。一个先生可以教50个学生，10个可以教500个，这样作用就大了。”

在之后的20多年中，邵逸夫以“奔跑”的速度在内地源源不断地援建教学楼、图书馆、科技馆……

有人说，你可能不知道邵逸夫的长相与生平，但你不可能没有听过“逸夫小学”、“逸夫楼”；

有人说，来自五湖四海的中国学子都能找到一个共同话题，那就是在他们就读的小学、中学、大学，都有一座“逸夫楼”；

有人说，在中国地图软件中搜索“逸夫楼”，会发现其密密麻麻，遍布神州大中小学；

有人说，我们每个人都在“逸夫楼”里拿过奖，看过毕业典礼，读过书；

有人说，他是最大的“楼主”，他走了，楼还在，人走楼不会空；

……

原国家教委副主任腾藤说：“逸夫楼均为学校校园内最好、最美的建筑，是师生理想的教学、科研场所，邵先生的博大胸怀和远见卓识，令人敬佩。”

原国家教委副主任韦钰说：“邵逸夫先生的捐赠，数目最大，项目最多，受益面最广，持续时间最长。先生对教育事业的一片深情将永远为人们所铭记。”

“焕焕其业泽天下，巍巍其名耀星光。草木人神共感念，河流山川齐哀伤。邵公逝兮广厦在，德道永兮归苍茫……”

邵逸夫逝世当天，中国矿业大学两位校友，作家薛刚、张思桥代表所有矿大学子，在中国矿业大学逸夫楼前朗诵近600字的《吊邵公逸夫文》。因为在矿大，逸夫楼遍布北京校区、徐州文昌校区、徐州南湖校区。

江苏大丰市第二小学（原大丰逸夫小学）师生齐聚操场，全校行默哀礼。该校曾遭受特大洪涝灾害袭击，灾后，邵逸夫马上为该校兴建教学楼。

湖南省衡阳市南华大学船山学院学生会的学生们，在学校逸夫楼举行邵逸夫追思会。不言而喻，在他们心里，也永存一座“逸夫楼”。

……

斯人已逝，第一次，无数人自发以各种形式悼念一名企业家。他们并没有见过邵逸夫，但他们知道，“逸夫楼”将是人生永不磨灭的记忆。